就电力系统的收入而言，农电不如电建，电建不如发电，发电不如电网，这是公认的事实。而在同一企业中，中高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有几倍甚至几十倍。一个电力企业的高层管理年薪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一线的基层员工月薪才1000来元甚至几百元，更不用说那些管理者几乎没有限制的职务消费和难以统计的灰色收入。正是这些高层管理者的高收入，才拉高了整个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要降薪，当然主要应该是降那些高管们的高薪，但是，在当今的中国，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从这几十年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企业遇到生存危机需要改革，则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总是最基层的员工（尽管他们往往干着最重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薪水）：降薪、不断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岗，而那些应该为企业衰败负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高管们却总是毫发无损，输赢通吃，甚至可以通过所谓MBO的方式以近乎零的代价将企业据为己有。

　　相对于竞争性行业来说，垄断行业的员工的整体收入水平确实要高不少，但这并不就表明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就必须降下来（其中高层管理者的整体收入确实应该大大下降），而是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应该尽快地升上去。

　　中国人勤劳、辛苦，也很聪明能干，但中国人创造的财富与获取的利益却极不相称。资料表明，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仍旧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近年来，尽管中国的GDP仍保持着高速增长，但很多人的收入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大学生、研究生的就业起薪越来越低，甚至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的状况也不断出现。

　　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活动，都应该是为了增加整个或者绝大多数人的福祉而进行的，而不应该是极少数人获得了奢华的享受，大多数人却没有从中获益甚至还受到损害。增加整个或者绝大多数公民的福祉，正是政府的职责之所在。因此，在中国，要么通过行政手段强行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如硬性规定各地的工资增长速度至少要与当地GDP增长速度保持在同一水平，把民众的收入水平当作最重要的政绩，而不是GDP；要么成立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使其作为劳动者的代表与资方进行博弈，而政府的政策也应该向工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