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症结性”问题。10年前，“九五”计划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取得根本性转变，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等情况依然严重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十一五”期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中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强调，我们今天“发展”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产生了“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的问题。原来讲的发展是比较狭窄的概念，把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又把经济发展片面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主要是看GDP这个指标。这种传统发展理念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
　　“十一五”期间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作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就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最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讲到亟待解决的八个突出矛盾时，把“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列为第一位，是意味深长的。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角度考虑，要打破这一战略瓶颈，必须要在增长方式方面找出路。二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下一步怎么走？不能按照西方和东方国家老的工业化思路走，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污染比较小、各种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三是我国在未来新时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经济交融到一起，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我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
　　我们深知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在国际上排序不高，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新发展模式的角度看，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战略性措施。一是中心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产业依托：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是重大举措：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四是制度支撑：推进体制创新，在开放中获取尽可能大的比较利益。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8.95,0.13,1.47%)泉。通过对先进生产力发展若干规律性现象的研究，有下列5点认识：(1)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2)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突变)，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3)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先进生产力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挺进”的两条主要战线；(4)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国内更大范围扩散——向国外相关国家和地区转移，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5)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条件，有可能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这5条中，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是基础性的东西。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科技创新能力仍较弱。如果把技术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比重与其他国家(如韩国)比，或者在国内把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与台湾省相比，就会发现差距明显，令人扼腕！在这方面，韩国坚持自主创新的经验对我国颇有启迪。下一步应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将之作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基点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应瞄准五类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空间海洋技术。基点在于加强原始科技创新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力争获得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同时提高对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再创新能力。为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需建立新的制度，如产权保护制度、风险投资制度、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产业依托“十五”期间，提出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
　　在“十一五”期间，应继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突出抓以下三点：一是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的进程。目前，尽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如上海及周边的苏南地区等)，但从全国来说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推进工业化仍是未来经济发展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走传统的靠大量资本要素投入的工业化老路，而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尤其是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同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的进程，利用后发优势，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处在工业化时代，同时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工业化时代争夺什么？一是资源，二是市场。信息化时代争夺什么？一是高新技术及产业，二是尖端人才。在“十一五”期间，应抓住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发展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网络通讯、微电子、软件开发产业以及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新环保产业等，努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成长链。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我国“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我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的要解决“总量”问题、“竞争力”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等。在结构方面，“十一五”期间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技术研发业、创意服务业、动漫服务业、会展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尤其是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我国服务业领域虽然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但有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未被当作现代服务产业来发展。必须按照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着力推进体制改革，用体制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创新的办法，来释放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潜在能量。
　　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举措循环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创新。相对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而且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强调“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这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新型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须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企业层面，打造循环型企业；二是区域层面，打造循环型区域或城市；三是社会层面，打造循环型社会。而要这样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新机制而不是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机制来发展循环经济。要点有四：一、在政府的协调下以市场为主导，防止把循环经济演变为“干预型经济”；二、以企业或企业集团为基点，同时发挥现有园区的作用，防止借发展循环经济形成新一轮“土地开发热”；三、以产权多元化为特征，发挥各种所有制的功能，防止单纯强调用国有资本发展循环经济；四、实行社会广泛参与，包括发挥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保组织的作用。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联，要创建节约型社会。从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节约型社会是一种以尽可能地减少资源耗费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尽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运转模式。创建节约型社会固然要强调资源的开发和节约并重，但是把节约放在首位，当前应特别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简称“四节一综合”。在节约的基础上强调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创建节约型社会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支撑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的增长方式？原因之一是在经济机体内部“惯性运作”的僵化的(而且是不协调的)经济体制，因此需要着力推进改革。从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角度看，有以下几点：一是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在众多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关的体制改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是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与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和错位有关。因此，要转变增长方式必须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做到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关键在于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探索在经济多元化特别是混合经济所有制的格局下，政府如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新机制，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二是在更具关键性的企业层面推进体制创新，塑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行为主体，企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外微观基础不尽相同。在我国，必须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度市场化改革，切实建立企业现代产权制度。根据当前国企改革的进程，下一步在继续推进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和领域的国企改革。在企业层面推进体制创新的基础上，由国企改革向整体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升华。
　　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制度支撑。建议建立“国家资源现代产权制度”，包括国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在资源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例如，各类资源产权转让的价格问题很多，要使各种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还要建立“现代环境产权制度”，通过产权界定制度，做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评估；通过产权流转制度，使优质环境的受益企业(如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相应的转让费用；通过产权保护制度，维护环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我们国家整个社会的产权概念还比较模糊。总之，通过一系列产权制度创新，使人们从利益的角度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使资源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升值。
　　四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开放中转变增长方式。美国经济学界有句名言：“越开放的经济，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越大”。但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多向的。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与国际市场接轨；企业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同时，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也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通过优势互补，使大家从开放型经济增长中实现互利多赢的目标。（宏观经济研究院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常修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