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发展，要做的事说到底无非有二：一曰“兴利”，一曰“除弊”。两相比较，后者更难。而中国未来发展能否步入良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走出目前“兴利易，除弊难”的局面。

　　以此角度观察未来，笔者以为制约未来10年中国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因素。

　　由资源短缺和环境形势严峻带来的发展“瓶颈”。

　　中国的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是未来几年我们必须着力克服的重要发展瓶颈。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能源状况远不如俄罗斯，也不如巴西，只与印度大体相仿。

　　环境问题可能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表明，当代世界环境问题的严峻期已经到来，并且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在中国国内，以2007年上半年发生的几起重大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某种程度上已上升为高层和百姓必须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并引发对一些地区“进入小康社会”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欲真正研究并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基于此，在中国建立“ESH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机制”)十分迫切。ESH机制是国际上正在强化的一种机制，是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应对新挑战、强化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自上而下需强化“ESH机制”：在宏观层面强化环保、安监、质检、药食监等机构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层面，切实建立企业内部一套“ESH”制度，寻求企业竞争力与“ESH”机制的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可能面临的金融市场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金融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主要有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机制尚未彻底解决；二是资本项目开放后因监管不到位可能引发的风险；三是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对宏观调控及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一阶段改革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后，有些国有商业银行又有新的不良资产滋生，这说明不良资产生成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而如何从根本上消除不良资产产生的体制机理，对于未来中国十分重要。

　　因发展差距扩大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首先看城乡结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如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是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方面主要盯住三个问题：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累计增长33.2%，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54%。2006年和2007年，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但二者差距尚未收敛；二是贫困人口问题。按693元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2006年末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按958元的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5700万人。可见解决贫困问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三是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问题。今后几年需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欠账太多的问题。

　　除城乡不平衡外，中国还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大格局看，以2006年为例，东部10省市，面积占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35.68%，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55.57%；中部6省，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26.8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8.72%；西部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全国27.51%，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GDP的17.12%；东北3省，面积占全国8.2%，人口占全国8.2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59%。

　　从中国大格局考虑，要防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新的“板块碰撞”问题。尤其要注意下列三种因素：一是地缘因素；二是民族和宗教因素；三是地区生产力差异因素。

　　要避免因深层次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权力资本化问题。

　　相对于经济体制而言，仍未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2007年，接连被查处的一些腐败大案要案表明，必须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而如果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导致权力资本化问题，从而制约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也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识。

　　在发展的内外环境上面临若干不确定因素。

　　未来几年，中国的内外环境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若干隐性和潜在的挑战。就这一点而言，“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及巴西所处的发展环境要比中国宽松得多。这其中，我们与主要发达国家间在社会体制方面的差异、中国崛起对世界既有格局的冲击等，都可能成为未来10年内中国遭遇的不确定风险。（常修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