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产生焦虑，这些焦虑在吞食中等收入者的薪水以及踏实感。中产以稳定为要，但现实逼迫他们不安定

　　被视为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之一的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1931年逝世之后，人们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不是快乐，而是焦虑。

　　施尼茨勒时代的中产阶级们担忧梅毒、担忧住房的私人产权、担忧个人的隐私泄密。而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中产们，担忧的事情更多，他们担忧艾滋病、担忧股市的大盘指数、担忧竞争压力。一些实际存在的压力给了中产阶层们以无法挥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是导致中产分化的根本原因。

　　房价不断上涨

　　焦虑指数：★★★★★

　　“导致中产阶层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最大的因素，在我看来，目前主要还是房价上涨问题。政府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来改变这一状况，还收效并不大，目前房价上涨势头过快，已经普遍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心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认为，最令中产感到压力沉重的，就是房价。

　　“我居住的桂平路附近，一套50平方米的二手房，三个月前售价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60万，算下来平均每天要涨1000元!”萧功秦对《新世纪周刊》说。

　　同样生活在上海的殷亮，感到庆幸的是大学一毕业，就和男朋友买了一套房子，这套以3800元每平米价格购入的房子已经涨到万元左右。“幸亏当初买了房，不然现在肯定买不起。”殷亮说：“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买不起第二套房子了。”

　　殷亮的父母远在东北吉林，而她的公公和婆婆则在广东。殷亮和丈夫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何解决和父母团聚的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困忧，即使把父母在老家的房子卖了，到上海来买房子也不够。“我认为中产的首要条件就是房子，也不一定非要有个别墅或TOWNHOUSE，但能让父母亲一起住，是我目前最渴望实现的梦想。”殷亮说。

　　追逐房子，成为准中产们的现实。移民美国的姜女士9月份曾经回国探亲，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不停地被朋友邀请到他们拥有的房子里面去做客，有时甚至专门开车跨越半个城市，在某一栋楼房下面停下，然后指着某一个单元得意地告诉我，那是他的第几套房。”

　　尤其是2006年到2007年城市地产价格的高涨，使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成为“新贫”。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对住房的需要极其旺盛，造成房价涨价趋势有增无减，许多中等收入阶层人士目前正处于“想买买不起，不买又不行”的两难困境中。

　　“明知是‘火坑’，又不得不往下跳。”萧功秦说。

　　税收挤压钱包

　　焦虑指数：★★★★☆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合理避税?”在北京国贸一家外企广告公司工作的张延，突然发觉自己的工资虽然没下降，拿到手的却比原来少了近千元。

　　此前，张延已经习惯每个月向亲戚朋友收集发票，向财务报销以抵消一部分应税工资收入。按照目前按等级分类征收的个税制度，张延12000的月薪，每个月提供3000～4000的发票可以省下500～600的个税支出。

　　但在今年，张延接到通知，公司财务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高收入者纳税档案，并全额由单位先行代扣代缴，以后除正常公务产生的费用报销以外，不能再用发票来抵工资了。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之一。但几乎同时，2007年5月份，中国以152的税负痛苦指数登上《福布斯》杂志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全球排名第三，成为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

　　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中产正在成为对中国个税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根据中国国税局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按30%～45%税率交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33.9%，而按5%～25%税率交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只有8.4%。一般来说，工资收入越高的部分征收个税的比例也越高，这表明高收入人群的增长幅度远远快于普通收入人群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说明这部分高收入者的纳税负担也大为增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而从2007年1月1日到3月31日，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群要自行纳税申报，该政策也主要针对中产阶层。这个人群分布在电信、金融、石油石化、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高收入个人包括私营企业主、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艺界人士、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高校教师等。

　　在200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的财政论坛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教授王一江建议说，可按个人所得税自我申报的起点——个人年收入12万元，作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参照系，“获得这个收入或数倍于这个收入者”。但王一江警告说，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同时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不利于其成长和壮大，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攒不够钱买保险

　　焦虑指数：★★★☆☆

　　要成为中产阶级，首先得买份保险，因为保障和稳定是中产的根本。但现在在中国，并不是所有够得上中产家庭的都有保险。

　　在陪同同事购买了几份商业保险之后，在北京工作的陈刘荣还是放弃了为自己和妻儿购买保险的打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新华人寿保险送给他的台历，显示器上也挂着中美大都会保险的史努比玩具。

　　“暂时不买保险，钱是主要因素。”从事金融咨询工作的陈刘荣，自然十分清楚商业保险的重要性。而且他深知，为自己和家庭尽早规划一个可靠、全面的生活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我的收入也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负担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支出，就没有太多余钱买保险了。”

　　陈刘荣的月薪在1.5万元左右，扣除掉住房按揭、私家车和固定的生活支出之后，还要抚养2岁的孩子，最后只剩下3000元盈余。

　　“我一年能攒几万块钱。而保额在几十万元左右的保险，一般每年都要交五六千的保费，一家三口就需要将近两万元。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的流动资产，为了谋求更大的投资收益，我只能考虑基金、证券等投资品种，而暂时放弃商业保险。”陈刘荣说。

　　辛苦工作，而无法获得足够的人生保障，这是中产阶层面临的除住房、消费压力之外的不确定隐患因素。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在《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中指出：“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还与这个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有直接关联。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阶级冲突，从侧面帮助了较低级的社会阶层也可以不断向上流动，保证了中产阶级在力量和品质上的与时俱进。”

　　保障本身确实可以颠覆中产生活，一份简单的保险有时也能彻底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使得同一社会阶层的家庭产生分离。“我的一个同学，很聪明，开软件公司挣了100多万。后来得了一场肾病，几个月就全花光了，差一步就把父母的房子也给卖了。”陈刘荣说。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更多的中产目前陷入为“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奋斗的挣扎中，也很难获得更多社会保障而向上流动。

　　沦为“下流”的压力

　　焦虑指数：★★★★★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的集中度更高，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样说。

　　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着国家50%的财富。但即使是贫富分布远比中国均衡的日本，也经历了漫长的中产阶级下滑的社会性危机。

　　二战之后，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培育了一批中产阶级人群。大部分中产家庭都具备买楼买车的消费能力，倾向于消费名牌奢侈品以及获得优良的生活享受。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少中产阶层向下沉沦，社会出现结构性变化。日本学者三浦展就此认为，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跻身“上流”的为数不多，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作为一个呈现葫芦型结构的社会来说，处于葫芦腰位置的中产阶级需要承担两头的重量，的确存在很大压力。如果一个阶层所承受的压力过重过大，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社会阶层的稳定。中国虽然目前还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但中产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中国还有那么多在读的大学生，他们眼看到年长的哥哥姐姐辈陷入这一困境，他们的焦虑感也会随之蔓延起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中产阶层将从现在开始往下降，而不是保持增长。

　　“中产阶级到哪去了呢?反正我不是中产。”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周筱，目前在广东一家知名媒体工作，按他的说法，自己还是属于真正的穷人。

　　“‘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这一说法说得可能绝对了，但许多城市白领不得不变成房奴，从而重新走向赤贫化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萧功秦说：“这些年来，经济发展还比较顺利，但市场经济的变化总是有周期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经济出现不景气，房奴们连保有自己的住房都成了问题，社会就会陷入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困境中。”

　　不适合中产的土壤

　　焦虑指数：★★★★★

　　担任江苏某大型企业驻京销售部经理的王松林，目前拥有个人资产在500万元左右。其中一套位于老家城市郊区的每层180平米的三层小楼，是他的主要固定资产，花费了他将近200万元。但直到今年的上半年，王松林才掏钱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汽车。

　　“我们的企业已经成为老板私人的了，我只是个销售经理而已，没有任何的安全感。现在的资产也全是靠20年慢慢积累下来的，不敢乱花。”王松林说。

　　“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有效配置资源，而是导致财富迅速归边和聚集，使中产贫困化，成为掠夺中产的工具，中国将不可避免在未来的某一天陷入历史性的衰退。”著名评论家卢麒元说。

　　萧功秦认为，中国要达到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流的这一阶层结构，光凭中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特征的国家，社会自主力量远不足以自发地形成对中产阶层经济与社会利益的保护功能，正是中国的“弱社会”这一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没有足够能力来维持自己的利益。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随着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各个不同阶层都开始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前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财富阶层有较多的资源与渠道来影响决策层，由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有途径与权力层进行更多的接触，获得更多的影响决策以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比较方便地在体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反，目前并不发达的中产阶层，虽然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与财富阶层相比，他们相对缺乏利益表达的机会与渠道。”

　　“如果真的想发展和培育中产阶层，中国的‘强国家’体制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运用行政资源这一支‘看得见的手’，来引导社会变迁的力量。”萧功秦说。

　　2005～2007年间

　　影响到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政策

　　上调车船税

　　2007年10月1日起，北京市车船使用税由原来的200元大幅上调为360～660元，上海市车船使用税上调为450元，大连等城市也实行了新的车船税计费标准，令私家车使用成本大为增加。

　　增加个税

　　2007年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取消自1999年实行的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个人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要求并入纳税人的个人档案一并动态管理。

　　个税申报制度

　　2006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个人转让房屋、储蓄利息、个体工商户收入、股票转让所得总和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均需自行申报纳税。

　　降低公积金标准

　　2006年6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超过住房公积金缴存标准的部分，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地方出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超额部分的免税政策，各地财政、税务机关应坚决予以纠正。截至2006年底，税务机关已经为近2000万重点纳税人建立了纳税档案，实施全面管理。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2005年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本来是顺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对不适应新形势的税法规定进行调整,但调整后个税起征点为1600元,仍然将即将迈入中产阶层门槛的中等偏低收入人群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使个人所得税不但没起到“抑高扩中”的作用,反而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冒安林）

　　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