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光

　　中国企业急需一个整体的提升，而提升的关键在于对“管理文明”的追求。而文明，意味着担负全方位的责任。

　　对文化，但凡做企业的，都朗朗上口。但文明，却似乎离企业很远。

　　虽然我们打小儿就知道。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被小学生们耳熟能详了，那时“文明”很缥缈；而1980年代末喧嚣起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之争，则着实又把知识分子们刺激了一把，那时“文明”很沉重。

　　但随后的1990年代，随着下海潮的滚滚涌起，“文明”在印钞机与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逐渐被人们淡忘，而归于沉寂。

　　代之兴起的，是“文化”。

　　因为恰逢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本土企业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开始拥有了市场，拥有了财富，也拥有了梦想。于是，事业越做越大的企业家们，开始意识到“文化”越来越重要。不论海尔，还是华为，都是在那个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并且成为了“经典”，而为更多中国企业所蜂拥仿效。

　　然而，又过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全党乃至全国，都开始重新关注那个一度被遗忘的词汇：文明。

　　因为文化只是一个局部，而中国已经急需一个整体的提升。

　　于是，党中央率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而我们企业，也在雾中前行中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管理文明”的召唤。

　　也于是，“管理文明”成为了我们第16届恳谈会的核心诉求。

　　文明，乘着环境的翅膀

　　文明，基于一种环境。

　　为什么在国内对红灯视而不见、大步流星的行人，到了国外不用人教更不用人罚，就能规规矩矩地在路边等候绿灯？因为旁边所有的当地人都习惯成自然地站在那里，即便路上无车也无一例外。那一刻，羞耻心让我们不甘沦落成例外。这就是一种环境。

　　对环境敏锐地认知，对环境果敢地适应，正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我们常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环境与运势飘忽不定的变化，而中国与中国企业在这30年改革中的变化，更是巨大乃至空前的。仿佛我们每个人从呱呱落地到青春少年的变化，是一生中最快也最大的。

　　近来，很多人在中国改革30周年之际纷纷回顾这30年的历程。但我们在唏嘘历史之余，更应该注意到：在经历30年快速成长之后，我们的环境又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如果说，2006年我们关注的还是全球大环境——地球是平的。那么，2007年恳谈会上所呈现出的，已经包含了我们国家对于巨大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成长中的巨大变化，所做出的重大转型决策。而这，无疑又构成了中国企业管理环境的重大变化。

　　这种应变，在国家商务部易小准副部长于本次会上的演讲中充分体现。在自身实力不断壮大，周边环境趋向平缓的情况下，关起门来、独善其身已不再可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势在必行，而且在全球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区为什么这么热？首先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主要贸易国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选择，一个不进则退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那种靠壁垒、靠保护过活的襁褓日子，将一去不返，而强者的天空将更为广大。

　　文明，将在服务领域发光

　　而2007年最大的环境变化，还来自于中国对自身“活法儿”的“调理”。

　　前30年，在通过承包责任制迅速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都是在制造业的轨道上全速甚至加速行驶。30年后，我们已经成为了席卷全球的“世界工厂”。

　　但是，这条跑了30年的路，已经无法再闷头跑下去了。

　　天下无敌，往往也就意味着天下皆敌。2007年，中国玩具协会秘书长梁梅女士从自豪到错愕再到反思的神情，便是一个生动写照。而高能耗、高污染、低利润、低安全，更使得既有“不文明”甚至“野蛮”的发展思路难以为继。

　　启动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的新引擎。

　　而且这种决心之大之强，是罕见的。在本次会议邀请发改委的欧新黔副主任作演讲时，作为第二次应邀出席、对我们参会企业以制造业居多一清二楚的欧主任，很明确地提出：这次我非常想与企业家们谈谈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欧主任的发言，明白无误地昭示了产业大方向，同时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决心与紧迫。相比当年粮钢立国，“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的提法非同寻常。

　　而且，这一从制造独树一帜，转向制造与服务并举，背后所波及的绝不只是“服务业”这个小圈子，更冲击到“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思维。这里与其说是指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不如说制造业未来将越来越依靠服务来提升，甚至生存。在未来，不论坐守家门，还是外出闯荡，单纯依靠制造加工已经走不远了。那种没有服务意识、没有服务含量、没有服务附加值的制造，将注定不会是真正有竞争力的制造。这一趋势已经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近10年来的发展中，获得了印证。

　　而我们，差距还相当大，也就是说，空间与机遇还相当大！

　　“所有”的企业，此时都应该思考：在这一大趋势、大环境之下，我在这条“服务新干线”上能作为什么？

　　文明，基于责任感

　　文明，是一种责任。

　　这也是文明区别于文化的重要一点。文化，更多是一种存在，一种惯性；但文明，一定包含一种责任，一种高于利益的使命。

　　这份责任，将会载入历史，也会昭示未来。

　　而这份责任，也同样伴随我们的壮大而自然肩负。

　　孩子都向往着长大，向往着自己的单间、自己的跑车。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作为孩子，可以言无忌，行无状，可以打碎东西，可以就地小便，没有人去苛求他们的“不文明”。但作为成年人，这绝对不行，要举止文明，要言行负责。

　　然而最难的就在于，这个转换过程中，当你梦寐的期盼逐渐清晰的时候，你所同时要肩负的责任与义务，是否也一同明确了？并真正承受和接受了？进而内化成为自我的追求了？

　　也正基于此，来自台湾的刘常勇教授在会上笑言自己女儿在如愿拿到跑车钥匙时，忽然产生了不想长大的犹豫。因为，从此车要自己开，路要自己找，费要自己交——但没有人能在成长问题上有回旋乃至退缩的余地，企业同样如此。

　　青春期的孩子在成人前，不仅要明确自己要学会做什么，还要明白不能再继续做什么。君子与小人，文明与粗鲁的区别，与其说在于做什么，更不如说在于不做什么。且看，许善达先生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层领导，在本次会议上却并没有对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上升喜形于色，反而语带沉重地问在座企业：“你们暴增的利润里，有多少是用污染环境换来的？！”当我们的“税官”都在为多收“三五斗”背后的代价忧心时，我们企业对于环境、对于百姓、对于未来的责任，怎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

　　责任，是为了他人的幸福

　　丘吉尔那句话一语中的：“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而这种责任，在企业管理文明的内涵中，应该是全方位的。

　　首先，就是自己的员工。2007年出台新的《劳动合同法》，迅速引发了很多企业只做不说的“应变”。只是，这讷言敏行、随机权变等我们通常期望拥有的“传统智慧”与“时代风尚”，在这里、在责任面前的灵光乍现，却显得充满讽刺。难怪，全国人大法工委张世诚副主任在本次会议上对这种做法明确提出了质疑。

　　当然，我们“变声期的企业”有的是理由与说辞，却好比孩子早上赖床时的呻吟。但“以负责任为代价”，本来就意味着阵痛的付出，而不是一目了然的收获。用一代人的健康，去换取所谓下一代人的幸福，本就是一种“不文明”的伪饰。

　　其次，就是我们的社会。当2007年多项原料价格上涨时，我们一些垄断型国企却率先而且悍然联名向发改委哭请涨价，而置大众利益以及经济全局利益于不顾。纵然企业经营了数十年，却全然看不出其“责任”何在。韦尔奇说：“作领导，就是成就别人。”这道出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那么作为一个产业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命脉及大众利益的守护者，其责任又应体现在何处呢？就应该表现为困难当前、自保为上吗？

　　来源：中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