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语录：

　　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后还是应该低调

　　我没有把物质的富有看成是唯一的富有，我懂得金钱只是整个富有的一部分，不能够体现全部的富有。

　　一流的公司不上市，二流的公司上市，三流的公司上不了市。

　　稻子熟了，也就低头了，当农村的稻谷沉甸甸金灿灿最有份量最亮丽的时候也就低头了，走向今天成熟的低头，从敢为人先走到了甘为人后。

　　资产风暴前后：从张扬到妥协

　　本报记者：2006年那场资产风暴后到2007年底，你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严介和：那段时间基本都在玩，养精蓄锐，往国外跑了几趟，把自己融入山山水水之中。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把自己的能量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汲取新的能量，去美丽的山川，清新的空气中去吸收，吸收自然的能量，以逸待劳。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凡是我不知晓的，我都希望知晓，凡是我不会做的，我都喜欢去尝试。我在培养自己的疯癫，因为我觉得企业家不能没有个性和激情。我从张扬的个性走向了柔忍的个性，从疯狂的激情走向了内敛的激情，这就是从成长走向成熟。我最近常讲三句话，从有形的、静态的、枝繁叶茂的成长，走向根结深扎的成熟；从无形的、动态的行为风格，敢为人先的成长，走向甘为人后的成熟；从应有尽有的成长，走向应无尽无的成熟。应无尽无不是一无所有，该有的都有了，其他的就不稀罕了。这是一种境界。我现在就是一种甘为人后的状态，因为我已经成熟了，不需要成长了。我情愿大家踩着我的肩膀上，让我们从单个的富裕走向了富裕的平方和立方，那是群体的富裕，立体的富裕。

　　本报记者：有人说2006年那场资产风暴前的严介和性格很张扬，现在变得妥协了，从张扬到妥协，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严介和：实际上很多人没有真正了解我，这让我感到很悲哀。其实我在当国企老总的那十年是张扬的，我做得企业风生水起，但当我2002年下海创业成立太平洋建设集团的时候已经不张扬了，如果张扬就不会有今天的太平洋了。实际上我在做太平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方毅刚勇、柔忍圆通的人了。这也成为太平洋人的标准。你想，我要求我的员工做到的，我怎么能做不到呢？方毅刚勇的人往往不够柔忍，但是我们更懂得没有柔忍哪来的圆通呢？

　　本报记者：你不止一次说过，胡润百富榜对你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胡润榜的出现，让你和太平洋成为公众的焦点，从而使太平洋失去了一些在私底下运作的空间，最终导致后来的低谷？现在回过头来，后悔上这个榜吗？

　　严介和：应该是有关系的。2006年的那场资产风暴给太平洋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那是我不曾预料的，不应该造成的伤害都产生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后还是应该低调。我那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我后来选择逐步低调低下来。现在回头看，我一点也不后悔上这个榜，因为它不值得我后悔。而且，从长远来看，未必是失大于得。比如说我现在的身价，毫不回避地说，是2006年的五倍。一次危机就意味着一次辉煌，一次步入低谷，恰恰也是在孕育一个新的高度。当你步入低谷的时候，如果你是能人，你就会该低的时候就低到位，该做瘦身的时候就瘦到位，该做减法的减到位，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才有可能从低谷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你总是表现得这么自信，没有什么能打败你吗？

　　严介和：我最大的失败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本报记者：什么时候是你最软弱的时候？

　　严介和：最软弱的时候是人们对我的不了解，这也是我唯一的痛苦。我希望大家都能走近我，接触我，我期盼人们对我有一个真正的了解，这是我最大的福音。往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都是由误会造成的，误会都是因不了解而造成的。我常说要理解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就是说企业家必须要有卓越的心理素质，要永远地理解别人，尽最大可能。留最大限度去理解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别人不理解我们是可以的，我们不可以不理解别人。

　　我更喜欢做“教父”

　　本报记者：从当年国家控股、民企参股集团的主席到现在先治病再收钱的咨询公司老总，从原来的“大佬”到现在的所谓“教父”，这两个身份你更喜欢哪一个？

　　严介和：当然是喜欢做教父了，大佬仅仅是总量，教父才是质量。大佬是有形的，教父往往是无形的。一个企业、一个人如果能从总量走向质量，那么他是幸福的；能从有形的财富走向无形的财富，那么他是高贵的。其实我在做大佬时也并没有纯粹为了钱而奋斗，我不是那种人。

　　本报记者：你理想中的事业是什么样子？现在的状态是你理想中的状态吗？

　　严介和：是比较理想的。现在我一方面在北京做一个商学院帮助中小民营企业解疑答惑，让他们少走弯路，使他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我是过来人，好比我多次爬过的一座山，当一个新人要爬这座山时，如果我告诉他如何走，他就会少走弯路，会走得更快，这是财富，也是社会效益。我们常说要问山多高，请问过来人，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我还要在中国打造一个具有全新商业模式的华洋建设集团，华洋是未来商学院非常有价值的试验田，这就从家族式走向了社会化，华洋不再是家族式的了，完全社会化，它是一个99.99%的股份制企业，我想它会成功的。如果用5年的时间把华洋再做出来，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无愧于一个做企业的人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包括这个地地道道的股份制企业我都尝试过了。

　　本报记者：当初在你辞去太平洋集团主席之后，外界对太平洋的继任者有很多猜测，有人说会传给你的儿子，有人说会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没有想到你最后将太平洋的头把交椅交给夫人。

　　严介和：我不会交给儿子，因为儿子才大学毕业，太小了。这么大的一个太平洋集团，不到40岁是不可能独挡一面的。让夫人出山，也是太平洋的一种软着陆。因为太平洋人对我的精神寄托太大了，把我视为精神领袖，如果我交给外人，他们情感上受不了。夫人做个一两年，等团队形成后，太平洋就会交给团队。这就是让我们从拥有太平洋，经营管理太平洋，既当爹又当妈的模式，走向拥有太平洋，不去经营管理太平洋，只当爹不当妈的模式。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最初的既定目标：遨游太平洋！

　　严介和：企业家应培养自己的疯癫(2)

　　http://www.sina.com.cn2008年03月03日10:20国际航空报

　　希望成为一个公众企业家

　　本报记者：你自己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也接触了很多民营企业家，你怎样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

　　严介和：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夹缝中生存，自生自灭的，是苦海无边，又回头无岸的经济群体。一流的民营企业家，就必然是最优秀的，也是最苦难的，既是最可爱的，也是最可怜的。他站着应该是一座山，倒下也应该是一座碑。

　　我也想提醒中国的民营企业，当遇到危机时，无论如何要记住，最终还是靠自己。既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下来就是人物。

　　本报记者：你曾说自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政治非常敏感的企业家，也在很多场合谈到对政治的见识。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从政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严介和：我对政治是比较敏感的，我是一个讲政治的企业家。倘若让我从政的话，我会忠实地遵守三民主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想我是能够做到勤政为民的，这点我还是很自信的。但我想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从政了，我现在也没有从政的念头，如果想从政当年我就不会跳海了。

　　本报记者：如果严介和要在未来的企业家史上留下一笔，你希望是怎样的一笔？

　　严介和：我希望是一个公众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个人企业家，不是别人给我打工，而是我给别人打工。我一开始做华洋就在股东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不拿华洋一分钱的工资。华洋上百万的人，我不想他们给我打工，我要给这个群体打工。公众企业家也是公仆嘛，公众的仆人。我在北京做华洋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角色。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有丰厚的回报，而且个人的含金量也会得到尽快的提升。

　　本报记者：有人说，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有原罪，你认为你的第一桶金有原罪吗？

　　严介和：亏5万不如亏8万，后来赚了800万，这就是太平洋的第一桶金。如果不亏，我这个苏北人能拿到订单吗？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就是从那里起步。今天的诚信是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利润。至于原罪一说，我不反驳，我理解。说明严介和可能创造的机遇、智商太高了。这充其量是智慧的原罪，不是道德的原罪，更不是财富的原罪。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报记者：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让你感到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比较困难的阶段？

　　严介和：最满意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企的10年，和后来太平洋时期走向成熟的严介和相比，那时的严介和虽然处在成长中，但却是最幸福的。因为那时有地位，有身价，没有委屈，可谓是春风得意。当自己从成长走向成熟，倒是多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最困难的时候，是遇到不该发生的困难。应该发生的困难其实并不困难，因为那都是意料之中的。所以应该是困难的困难，我不会感到困难，心里也不会感到委屈，那是体苦、心不苦，或者说辛苦、心不苦；而不该困难的困难倒是辛苦、心更苦。太平洋2006年所受的苦，是不该苦的苦，所以是辛苦、心更苦。两个“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报记者：你预言说，未来五到十年时间，中国传统中小企业要死掉99%以上。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严介和：中小企业2008政策融资在国内没有任何改变，从国家的利益来看需要你死掉，你不死我们国家怎么从无序走向有序，中国经济怎么从总量走向质量？五到十年时间中国传统中小企业要死掉99%以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从总量走向质量的时代，需要我们的中小企业做出牺牲，需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

　　未来传统企业唯一核心竞争力就是品牌竞争。没有品牌就拜拜，没有商量，品牌时代必然到来。不懂得塑造品牌，钱赚再多也没用。产业决定未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谁拥有优势产业，谁就拥有未来；在同产业中，谁拥有未来，谁笑到最后，谁就偷着乐。

　　欣赏的企业家：马云

　　本报记者：你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企业家？

　　严介和：像张瑞敏、柳传志、牛根生这些人我认为都不错，特别是年龄比我小的马云。牛根生是比较正统的人，语言风格也比较正统，马云则是叛逆的面多一些。应该说优秀的往往是正统的，卓越的往往是叛逆的。这并不是说叛逆的都是有作为的，也不是说正统的都上升不到有作为，有作为的人既有常态思维的，也有逆向思维的，同时又有创造性思维的。我这个人也习惯创造性思维，过去我讲的都是老祖宗的话，现在都是讲自己的语言，这就从传承走向了创新。

　　本报记者：郭凡生写了一本书《管好我们的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你认为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严介和：民营企业以家族制为主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好现象。现在有一个误导，什么空降兵，家族企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你看有几个成功的？凡是引进高管职业经理人的民营家族企业，99%都以失败告终，而且败得很惨。

　　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是血缘，这种血缘是没办法替代的。因血缘导致的情感纽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曾国藩为什么用湘军？很自然，太平洋建设也会用淮军。我就有体会，我的高管如果是外地的人，他中途叛变了，可以不会有任何压力地一走了之。而我淮安老家的人如果背叛了我，他是回不了老家的，老家的人是不会让他回去的，他怎么解释家乡人都不会听他的，这个压力他承受不了，他没有背叛的土壤。

　　努力当一名感恩的人

　　本报记者：你怎样判断自己的未来？

　　严介和：从我来说，我做了20年企业，20年掌门人，应该说是一位老船长了。经历了风吹雨打，应该说经历太多了。我懂得，人是有寿命的，航海的经验再丰富，你总有衰老的时候。这时候还是盼望寻求一个理想的港湾。哪怕严介和就是一位在海上劈风斩浪、所向披靡的航海老手，他也需要港湾，让他享受他的阳光、海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是我理想的生活，静下心来读读书，思考些问题。回头想想，人世的炎凉，岁月的沧桑，什么都经历了。

　　本报记者：刘小枫写了本书叫《这一代人的爱与怕》，你心中的爱与怕是什么？

　　严介和：我没有怕。我们这代人出生在饥饿的年代，成长在动乱的年代，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既成长自我又奉献社会，真的非常感恩，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怎么能有我们的今天呢？我们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最前沿的群体，感恩珍惜的一面是无处不在的。我始终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说着感恩的话，做着感恩的事，努力当一名感恩的人。社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仅要永远理解这个社会，也必须无条件地永远理解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不理解。所以我只有感恩，没有怨言，包括06年的暴风雨我也没有怨言，没有那次的暴风雨洗礼，哪有今天严介和的身价？有人问我，如果我当时倒下来，会不会有怨言？我想会有，因为一个不该倒下的人你让他倒下，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我也会反思自己，如果功夫够深就不会倒下。这么多年来我深有感触，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第一感觉就是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究竟我哪方面做得不好，哪怕是对方的责任，被对方误解了，我也会反思对方为什么会误解我，而没有误解他人，是不是我与人家主动沟通得不够，没有主动推销自己，表现自己？我深深地懂得，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不是一方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本报记者：有人称你是“中国最受争议的富豪”，总给人留下截然相反的印象。你怎么评价自己？

　　严介和：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只要对我有利的话我都听，忠言不利耳，良药不苦口，所以只要对我有用的话我都听，随时调整自己。从事业上来说，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地狱，从生活上来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是这样一个人。这就叫稻子熟了，也就低头了，当农村的稻谷沉甸甸金灿灿最有份量最亮丽的时候也就低头了，走向今天成熟的低头，从敢为人先走到了甘为人后。

　　来源：国际航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