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伟

　　奥运之年的金融形势注定难以平静。

　　姚明与成龙的广告继续在电视上滚动播出，奥运赞助商VISA向中产阶级们宣扬着信用社会的美好，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从未停止扩散的脚步:美国人住上了房子，还不起钱就跑了，而他们的债券却被层层包装卖到了全世界。

　　3月26日，花旗银行推出一份研究报告，将中国2008年增长率由预期的10.5%调低为9.8%。花旗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称，美国经济恶化影响到了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前景。他们同样把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8.3%削减为7.7%，而2007年，除日本之外的亚洲经济体经济年增长率为8.8%。在此前世界银行的季报中，也将中国2008年的预期增长率由10.8%下调至9.6%，而1978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为9.7%。美国的增长预期0.8%。

　　美国经济放缓与高通货膨胀成为笼罩中国经济的两层乌云。美国GDP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的对外贸易则相应下降4～5个百分点。延续了近30年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以外需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

　　产业升级、贸易摩擦、渠道压制甚至新“劳动合同法”都将那块“劳动力”的木板越锯越短。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在世界经济史中，从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从异常落后的状态直接追逐发达国家的先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国，其贸易比价对大国本身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的。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依存度出奇的高;中国的核心生产技术依赖外国企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界自然资源;经济的贸易比价日趋对中国不利。

　　过去对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片面追求，导致中国经济目前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产品就不值钱;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就价格飙升。

　　在这一困境下，2007年以来的“银行排队”现象则更具时代转折的意味。

　　居民日益上涨的投资热情带动了定期存款大搬家，极大加强了高储蓄国家向高投资国家转变的可能性。超过了16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与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样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员。资本突然成为比较优势，“中投公司”还未挂牌就将30亿美元砸向了黑石，成立两年多的私人股权基金——红杉中国基金，去年已经将两家中国公司推向了境外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名之外跃升至第4位，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在国际经济体系新的竞争格局中，中国从单纯以廉价劳动力为最重要比较优势的国家开始转型，走向比较复合型的竞争优势，其中资本要素的优势将更为显著。

　　“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温‘次贷危机’这一历史事件时会发现，它既是世界格局的拐点，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稻葵说。

　　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压力下，中国的国家资本能力将接受考验。

　　奥运之年，中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平均增长超过了60%，其中兴业银行同比增长126.04%，招商银行增长了124%，市值曾超过花旗的工商银行增长了66.44%，即使受次贷损失最重的中国银行也实现了31.33%的增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延续了两年的超常规增长。”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对本刊记者说。

　　2007年中国A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超过6532亿元，股市总市值达到32.7万亿元，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超过32万亿元，规模与中国股市总市值基本等量。虚拟经济与GDP总额之比为132.6%。

　　“改革开放30年留下两个遗憾。”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李勇对本刊记者说，“第一是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公司太少，第二是金融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有创新能力的大型公司主要原因也源于缺乏金融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强大支持。”

　　可以预见的是，国家的资本能力将成为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与全球资源再分配的重要砝码。中国的主权基金能否入主华尔街，取得金融中心的控制权？中国大型银行能否扩大业务，攫取食物链最顶端的果实？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更多资本扶助，涌现出微软、谷歌那样的商业帝国？中国公民的财产性收入能否超越劳动性收入？对于执政者来说，“发展”的概念也将不仅仅是“生产”。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首先以经济体制的优势为先导。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经做过系统分析，如果按公元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就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存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国家资本能力的强弱，对于一个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至关重要。”陈志武对本刊记者说。-
　　近代历史上，银行是最好的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业家做到最后，往往都想成为银行家——胡雪岩如此，乔致庸也是如此。

　　鲁冠球发现做实业辛辛苦苦赚的几个点的利润，很大一部分都通过贷款利息的形式交给银行了，于是他成立万向财务，自己向旗下子公司贷款，肥水留在自家田。史玉柱在重新崛起后，将投资限定在银行、保险业，成为华夏银行的第6大股东、民生银行的第7大股东。他的逻辑是:一般的企业随着规模增大，资产收益率会逐步递减，而银行相反，由于自有资本比例很低，左手吸纳储蓄右手发放贷款，拿别人的钱赚钱，因而随着规模增大不仅不会降低自身资产的收益率，反而会提升其收益率。

　　但是很难想象，2000年时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利润是负值——一个20多年年均GDP增速超过9%的大国，它的银行居然不赚钱？

　　“直到2002年银行业的利润才达到600亿元。”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对本刊记者说。依据银行业协会提供的数字，2006年全国银行总体利润达到3321.5亿元，2007年9月上升到了4250.3亿元，去年的全部数字还没出来，但肯定超过了5000亿元。依据上市公司年报，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净利润就达到了812.6亿元。“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杨再平说。

　　回顾世纪之交，国际经济学界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陷入集体性焦虑。200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4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62%，这还是在划拨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入4家资产管理公司后的状况。国外媒体对中国银行业坏账率的最高估计达到了50%。

　　1999年，经济危机的预言家——克鲁格曼教授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写道:“中国是否会走上邻居那样的道路？可能，但由于其货币能力的不可兑换性和没有巨额外债，危机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一种可能形式是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及时注入大规模的现金去防止银行倒闭;而政府不加快印刷钞票的原因是害怕人们用这些钱去兑换美元，导致外汇控制失灵。”在此两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死了3次”。

　　有意思的是，国际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在“2002年中国银行业展望报告”中曾预言，“2007～2008左右，是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银行业以温和渐进的改革方式化解了这场“金融灾难”。依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字:截止2007年末，4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工、中、建、交)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16.84%下降为2.81%，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的2.11%增长为2007年末的13.17%;拨备覆盖率从2004年的25.28%上升为109.31%;平均资本利润率(ROE)达到了15.57%，资产利润率(ROA)达到1.11%。

　　更大的范围看，截止2007年12月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3.6%下降到6.72%，中小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45%，其中20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2003年资本充足达标的银行只有8家”，杨再平说，2007年末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61家。

　　2003年中国银监会向4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7项改革目标，包括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等项目，并提出了完成的时间表。“这是根据《银行家》杂志前100家银行的平均水平而设计，2006年这些目标已经全部完成。”杨再平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几家主要的股份制银行，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银行的平均水平。”

　　在2007年英国《银行家》杂志1000家大银行的排行榜上，按照国际银行一级资本排序，工商银行排在了第7位，中国银行排在第9位，建设银行排在第14位，而在一年前它们的排名分别为16、17和11。包括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内，总共有20家内地银行进入这个大名单。

　　2007年11月，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批准招商银行在纽约开设分行，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资银行首次获准在美国开设分行。美联储在批准令上明确提到，招行的获批得益于中国金融环境的改善与监管框架的确立。“这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市场准入。”杨再平评价道，“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在进军全球最大金融市场的征途上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入股巴克莱银行，工商银行收购澳门诚兴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股权。中国银行业开始了国际化的扩张。

　　“改革初见成效，步入高速而稳健的成长期。”杨再平给予银行业异常慎重的评价。

　　被保护的航母

　　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跨越式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对利率的保护政策维持了银行的高收入与高利润。

　　“宏观经济和银行相关性非常高，宏观处于景气的上行周期，银行也处于上行周期。”范艳瑾对本刊记者说。范艳瑾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有近10年银行业研究经验，曾两次被《新财富》杂志评为银行业最佳分析师。

　　范艳瑾分析，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大的制造业基地，吸引外资从事制造业投资，出口增长非常强劲，带动GDP增长，带来收入提升，消费拉动，这些因素对银行发展都非常正面。从市场层面看，出口增长赚取了大量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余额增速非常快，反映在货币上就是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在货币供应非常充沛、宽松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充裕，回款速度快，所以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质量也非常高。

　　2003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加息同样对对银行业构成有利影响。“一方面前面几次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加得多，后来存贷款利率同时加，但是活期存款利率是没有加的。由于银行50%的资金来源都是活期存款，所以银行的息差是在扩大的。”范艳瑾说。

　　同时2007年起的银行排队现象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大量定期储蓄流向了股市，银行资金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利息不到1%的活期存款。

　　尽管中国银行业连续获得了3年高速发展，但分析师们对今年增速表示出了更多的担忧。“宏观现在面临不确定性。从过去几年推动GDP的力量来看，今年都有放缓的趋势。出口放缓，与出口相关的投资就会减少，如果收入和对收入的预期缓慢，消费就放缓，再加上通货膨胀也会打击购买力，所以今年宏观经济的压力会比较大。”范艳瑾说，“在宏观经济周期向下走的时候，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面临较大考验。”

　　在经济增长平稳放缓的宏观假设背景下，加上2008年也有两税合一的利好因素，范艳瑾仍旧给予银行业平均税后45%左右，税前30%的利润增长预期。

　　“但是在银行业获得高增长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利率的非市场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银行业的息差是被政府保护的。”范艳瑾说。

　　从目前利率政策看，被保护的息差在2%以上，是国际最高水平，目前国内银行的收入结构中，80%来自于息差。因此很多银行分析师将银行业称为“半垄断的成长性行业”。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使银行业的利润预期非常稳定，“只要风险控制住，资产扩展就有利润”，但问题是利率保护不可能永远存续下去。从国际趋势看，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而价格是放开的。银行业目前的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是被保护起来的，尽管三五年内银行利差还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内银行的传统利差收入会被严重挤压。

　　“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是，银行能够意识到这个危机，在利差保护的情况下发展新业务，达到一定的规模，利率再逐步放开。这样对银行的影响是比较温和的。”范艳瑾说。

　　高端利润的争夺

　　尽管2007年多家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有了翻倍的增长，但仍旧淹没在了息差收益继续扩大的洪流中。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与利息收入持平，而中国非利息收入仍旧低于20%。

　　“目前国内一流企业的境外IPO承销业务都被外资投行垄断，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作为的话，接下来国内二流企业也将被它们一网打尽。”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勇对本刊记者说。在目前的监管提体系下，商业银行并不具备此项投行牌照。

　　在李勇看来，如果不及时进行战略转型，中国银行业也会面临“乔家大院”式的困境。

　　“山西票号为什么灭亡？有的观点认为是没有采用现代银行制度，没有担保抵押做贷款而是采用了纯粹的信用方式，没有按照现代银行制度进行管理经营，我认为不全面。晋商主要的生意路线是内蒙古、外蒙古及中亚，票号跟着商队过去，但是在上世纪初时这条运输线已经没落了。沿海大门被打开，海运成为我们国际贸易的主体，陆上贸易不再重要，金融赖以生存的主体就不存在了。这是必然的没落，不在于有没有抵押。”李勇说，“山西票号是伴随一种生产方式的消亡而消失的，中国银行业也面临这个问题。传统的利差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大量一流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发债、股票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不在或更少使用贷款。直接融资将更多地取代贷款，银行服务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从国外银行的情况看，直接融资对银行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大型优质客户信贷业务方面，如汇丰集团从大客户那里获取的利息收入仅占全部大客户收入的38%，花旗集团从大客户那里获取的利息收入也远小于非利息收入，德意志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在1998年之后也是逐年下降的。与西方国家转型阶段的情况相似，2006年A股融资2422亿元，2007年达到6532亿元，增长非常显著。企业债在2007年也有较大发展，全年发行企业债券92只，总金额超过1720亿元，同比增长近70%。银行间市场以短期融资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业务正在兴起，2006年、2007年分别发行短期融资券2943亿元和3349亿元。

　　随着我国直接融资的发展，大型优质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将逐步降低，用贷款价格竞争大型优质客户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间业务中尤其是投资银行业务处于价值链的最顶端。去年底美洲银行表示，2005年入股建设银行的3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已增加到160亿美元。在中国金融资产上的收益，成为美洲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救命稻草。“我们几十万人、每个银行几万亿元的资金投入，承担着市场风险，每年也不过几百亿元的利润。”李勇说。

　　按照现行分业监管的制度，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不能开展交易所市场的证券承销、经纪和交易业务，能够开展的主要业务包括银行间市场承销经纪与交易，以及重组并购、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与银团、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衍生品交易等。此外，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化经营改革的推进，股权直接投资等新兴业务也有望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可涉猎的投资银行业务。

　　尽管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银行的投行业务空间有限，但是增长依旧非常快。

　　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投资银行部，其契机在于2001年6月份中央银行发布的《中间业务暂行办法》，政策上为商业银行开展综合经营开了个口子。当年工行境内分行实现投行收入1.9亿元，2003、2004、2005年分别实现4.82亿元、10.34亿元、18.02亿元，增长率分别达到153%、114%、74%，在中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6.1%、9%、13%，成为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增长点。2006年，工商银行境内机构实现投行业务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53%，在中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达14%，已发展成为与代理、结算和银行卡业务并列的4大中间业务收入来源。2007年，投资银行收入再增长50%，突破40亿元。李勇估计，2008年工行的投行业务收入依旧有超过50%的增长率。

　　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堆积了大量不良资产以及矗立在海边的烂尾楼。中国由此逐渐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将此形容为“先切土豆片再切土豆丝”，从隔离风险的角度限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排行榜上的前25家银行，除中国的银行外均为全能银行。

　　关于国内银行分业与混业的讨论已经是第二轮了。“十几年前的银行处于从计划经济的支付机构向市场经济下商业主体的转换时期，依旧是行政的附属品，我们的经营理念、管理体制、人员素质都不适合。在这种背景下混业肯定会乱，分开是有必要的。但是当行业逐步规范，业务之间关联度不断增强，合起来就变得很有必要。”李勇说。

　　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整个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中，分业监管与分业经营的体系被废止。“国际上，混业经营是银行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肯定会考虑特有的情况。”范艳瑾说，“这既牵涉到整个监管布局，也要考虑到银行进入保险、证券行业对现有公司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关系。”

　　由“术”至“道”:实用主义态度

　　如果将追逐食物链顶端的投行业务，作为扩大银行与国家资本能力的“术”的改革，那么银行本身的产权与治理改革则具有“道”的价值。

　　简单回顾中国银行业20年来的改革，不难发现其中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是一个渐进而温和的过程。

　　改革的前10年的重点在于金融组织重新建立。1979年2月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建制，1979年3月决定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1979年8月决定将长期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4年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相继恢复。1979年还决定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保险业务，还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改革的手术刀深入到了产权层面，目的在于把银行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收支机构改造为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商业主体。1999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管理、处置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随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国有控股银行的股权结构进入资本市场。

　　“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全球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能够在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挽救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破产和无可救药的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向本刊记者评价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中国已经发生，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它已经发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渐进而实用的改革思路的出发点在于稳定庞大的金融体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飞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为其成功提供了可能，否则仅四大国有银行3.2万亿元之巨的不良贷款都无从冲销。

　　“中国银行业有更深层次的产权和治理结构的问题。”杨再平说，有了董事会的架构，但是股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董事长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董事长，政权与产权没有完全分开，地方商业银行行长还需要政府任命，或多或少代表国家权力。

　　曾经在银监会负责政策法规工作的杨再平认为，国有控股银行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无论怎么摘也摘不干净”。更现实主义的方法在于进行体制内优化，体制外培育。

　　杨再平以开平方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体制改革的思路:“寻求彻底的体制内的产权改革，就如同将18开平方，永远得到的是无理数，不可能得到干净的有理数，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开2的平方乘以开9的平方，从而得到一部分的有理数。开2的平方代表无法进行彻底产权改革的国有银行，我们的努力方向是限制它的数量，并努力使其商业化，不断追求小数点后的精确性;而在原有体系内我们还可以不断拆分出可以开平方的有理数，这就是产权清晰、有科学治理结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

　　按照杨再平的判断，以目前状况属于可“彻底开平方”的范畴的银行非常少，即使有优良治理结构的招商银行都不在其列。　　国家资本化的个人价值

　　如果说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体现了国家资本能力的核心资源与硬件基础，那么民间资本家的冒险精神则为这个资本舞台提供了充实的题材与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国家资本化的价值链上，他们就像神奇的催化剂，把未来的价值变为今天的资本，用今天的资本创造未来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同样是国家资本能力的一部分。

　　沈南鹏就是这样一个人。

　　沈南鹏不仅是红杉中国基金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之一，而后者更为人所熟知。他个人也在早期投资了分众传媒和易居中国——另两家在美国上市的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中国企业。目前，沈南鹏和他20余人的团队每周都会接触30多家创业期和增长期的公司，一年下来就有1500家之多，沈南鹏会选择其中的近20余家进行股权投资。红杉是美国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在它的扶助下苹果电脑、甲骨文、谷歌、雅虎、思科、EA已经成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些伟大的公司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世界的火车头，而沈南鹏的梦想，则是在中国内地延续这项光荣的传统。

　　“创办和做大一家企业，传统的方法是通过盈利滚动发展，但是如果处于市场的爆发期，企业必须迅速扩张、规模化，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太可能给予这些处于增长期的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沈南鹏对本刊记者说。根据企业与资本的关系，沈南鹏将企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创业期、增长期和上市卖出期。“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与股权基金主要参与这一链条的两端，即创业期和卖出期，银行参与相当部分增长期的融资;但在中国，商业银行很少愿意介入这一阶段。”沈南鹏说。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有色眼镜”表示理解，“在国内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信用、更规范的审计以及垄断性的资源，而这些都是增长期的民营企业所缺乏的。银行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有它自己的立场”。

　　而沈南鹏主要选择的对象就是创业期与增长期的私营企业。自2005年以来，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40余家企业，行业分布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制造、能源也包括消费服务和产品、媒体和互联网。“在美国，我们的‘火力’可能会更集中，但中国很多行业都在起步阶段，哪里都是机会。开个玩笑，在国内，我们与黑石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单一投资的支票可能比我们更大而已。”沈南鹏说。去年，红杉中国投资的文思软件与亚洲传媒已经分别在纽约和日本上市。

　　这个当年上海少年数学神童，骨子里更多地保留了上海老派资本家的精明与冒险精神。上世纪80年代，沈从上海交大数学系毕业后去美国耶鲁商学院读MBA。“因为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纽约。如果当时去的是得克萨斯或者加州，那么我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氛围下，大家谈论的都是经济、股票，我自然也就跟着关注资本市场了。于是我从最初的数学系转到了MBA，也就这样‘随大流儿’地进入到了华尔街。谈不上幸运，我仍然很羡慕我原来那些仍在做科研的同学。”沈南鹏说。

　　1992年，24岁的沈南鹏毕业后进入了纽约花旗银行总部，起初做普通的投资银行工作，关注的是拉美证券及衍生产品。默默无闻的两年后，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由于中国经济形势持续看好，开始有第一批企业海外上市，有中国背景的证券业者格外吃香。“1994年去雷曼之前，我接到了几个投资银行的Offer(工作邀请)，那种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沈南鹏出任了德意志银行的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其间，沈最引以为豪的是帮助中国财政部成功发行了5亿马克债券和多家中国企业发债上市。

　　直到1999年，沈南鹏选择与梁建章、季琦创办携程网，他的职业生涯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可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做了8年的投行后又做了五六年的经营者，这样的经历非常独特。”沈南鹏说，他能以资本市场和创业者的双重角度考虑投资项目，这使他感觉到可以了解谈判桌两边的立场。沈南鹏说，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能让他如此“Enjoy”。

　　国家“炼金术”

　　与沈南鹏早期经历相似，现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同样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华尔街工作。祁斌曾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高盛银行，先后在纽约、伦敦等地从事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资产管理和风险投资等业务。与沈南鹏不同的是，2000年祁斌回国后加入了中国证监会，历任战略规划委员、基金监管部副主任。

　　在华尔街工作之初，祁斌强烈感受到，资本市场这个触角遍及全球各地的金融枢纽是在怎样永不停息地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他一直希望找到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以希望能够以美国资本市场的经验为“匆匆前行的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参照”。2004年，祁斌翻译完成了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戈登的《伟大的博弈》。祁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朴素而深刻的理论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出现将这一概念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借助这个市场，人类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1月，成立16年以来中国证监会首次推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不仅回顾了近3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家战略意义，同时明确了至2020年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两项战略目标:成为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为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更加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报告”写作组组长祁斌认为，“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国际资本市场体系中重要的一极，并通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同发展，成就一个大国经济的崛起”。

　　依托于强大的资本市场，社会的资本化才能进入更深层，国家资本能力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提升。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将一个国家的资本化分为四个层次:土地、矿产资源产权化、票据化;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个人、家庭收入的证券化以及为此服务的信用体系和现代金融工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将可以把“价值”在不同空间和不同的时间之间进行交换。

　　历史上，中国社会长期以劳动力为核心因素驱动社会进步，反而忽视资本能力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金融治国与资本富民的理念十分薄弱。

　　陈志武的研究发现，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白银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陈志武对本刊记者说。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通过发行国债建立了横行世界的舰队，以创立股份制公司的形式(东印度公司)开发殖民地。“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陈志武分析。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陈志武说。

　　陈志武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30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

　　“虽然过去10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陈志武说，“只有增加公民的财产性收入，才可能让公民分享到社会进步，进一步释放消费能力，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专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凡是中国生产的，价格都看跌;凡是中国购买的，价格都看涨。”这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里的一个判断。4年前，郭树清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讨会上所做的专题报告里，引用了这个判断。细研这份名为《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宏观分析》的报告，其创见性部分，是分析框架不是“中国”而是“中国/世界”——3月27日，郭树清决定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即为“国际经济与中国的关系”。去年年初，在其总结性的论述里，郭树清用“两种失衡”来描述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角度看，顺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特征早已十分明显，而且其消极影响也如期表现出来，但是内部不平衡更具基础性、恒久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严重。”使用郭树清的“中国/世界”结构关系的分析方法，多数经济问题，都可步步深入找寻到其内生逻辑及关联因素，同时，许多传统的经济学概念及结论亦将被修正。

　　◎李鸿谷

　　中国，世界经济重要的决定方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推导，“研究金融必须首先看到钱，但钱的背后是物，不能从钱到物，金融学不好。从物还要看到人，不能从物看到人，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人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借用您的这种观察方式，我们讨论中国金融与经济，应当从哪里开始进入才真正有效率呢？

　　郭树清:要回答你的问题，可能需要来看一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关系。所谓全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说石油消费，现在将近一半是进口，很快就可能超过50%;铁矿石也有一半进口;大豆油料，折合起来算，差不多相当于全世界贸易量的一半。虽然主要品种粮食有进有出，基本平衡，但是其他原材料，包括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对进口的依赖相当大，这是进口的情况。

　　出口呢，中国的产品遍布全球，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到。据美国官方统计，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32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2.3%左右，这个数字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大，但是美国的GDP是以服务业为主，最终产品80%以上是服务，只有不足20%是货物，即投资品和消费品。中国对美出口以消费品为主，粗略估计，占到其市场消费品的20%左右。在欧洲，中国的出口总量比对美国出口还多。所以世界上有一个说法，中国经济冲击了所有国家和地区。有一项美国民意调查，百分之四五十的美国人居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为什么普通美国人有这样的概念呢？因为他们发现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产品，当然中国产品很大比例是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生产出来的。总之，这次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比19世纪时要大得多，中国介入的程度也高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学家描述中国的这种状态，判断是外贸依存度过高。

　　郭树清:以上说的是实体经济，我们再看虚拟经济，也就是货币经济这一块，中国卷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大家难以估量的。中国是欧美债券、货币及股票市场重要的参与者。你想我们的外汇储备，加上民间拥有的外汇资产，大约是2万多亿美元，其中一多半要回到美国市场，一小半要投到欧洲或其他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从媒体的角度，这些数据我们已经接触挺长时间了，差不多熟视无睹了，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郭树清: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与落后国家和地区，都一样，越来越密切。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吸收我们的出口产品，落后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向我们出售产品，接受我们投资。比如说铁矿石，今年涨价65%吧，去年的涨幅也是很高的。石油的价格去年初才50美元左右，年底涨到100美元左右。在这种现实下，再来看我们的观念。按我们过去的说法，中国主要是自给自足，国际上的能源、原材料我们用得很少。但是，从前面所说的事实和数据可以看到，世界市场的图景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使只考虑增量，其影响也很大，因为经济学中边际需求决定价格。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参与者和重要的决定力量。这种观念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还不适应形势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判断是，在世界经济格局里，中国是有决定性力量的一方？

　　郭树清:在商品和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及企业并购市场，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西方媒体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事件那么敏感，报道那么多呢？为什么欧美的银行家和券商整天往中国跑，为什么次贷危机后那么多大银行要拉中国机构参与重组？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作用已经达到了与欧美不相上下的程度。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国际市场是怎么回事，认为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外在的事物，当然，过去确实也是如此，中国一年发几亿美元债券，又能影响谁呢，还不如一个大公司的影响大。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被动参与国际市场对我们可能越来越弊大于利。

　　三联生活周刊:您所说的认识不足，是指普通民众，还是决策者？

　　郭树清:民众、企业、政府都有这个问题，是整个社会认识不足。

　　我们的方法论必须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格局变化，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郭树清:目前迅速发生的这种格局变化，很难简单说只是中国人认识不足。希拉里及美国许多国会议员常说，中国参与美国金融市场太多了，不应该让中国买那么多债券，因为这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除非倒退回冷战时期，除非不搞全球化，否则就不可能不这样。美国没有中国去买它的国债不行，中国不买也不行。你钱放着干吗啊，没人给你付利息。而且这也是防止系统性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举措。不能忘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需要转变观念，不能再停留在冷战及冷战后思维中。两国经济的互相渗透与互相依存超过了过去最大胆的预测和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您将美国看做一极，而将中国、东盟、俄罗斯以及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加上德国和日本作为另一极，这些国家共同的经常项目顺差才足以与美国的逆差相平衡。

　　郭树清:过去十几年，人们一直在提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贸易盈余经济体不向美国出口这么多商品和服务，美国经济还能这样繁荣吗？然而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不进口这么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些经济体还能找到这么大的出口市场吗？当然，大家还会提出:如果这些经济体的资金没有那么多流向美国，美国还能维持吗？但是，对应的问题则是，如果美国不吸纳这么多的剩余储蓄，这些经济体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用了“失衡”来描述这种状态。

　　郭树清: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是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但是，目前这种全球性的联系超乎想象，不可能哪一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融合。这跟19世纪的全球化不一样，那时候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英国人要喝茶，从中国进口;要吃糖，从美洲进口;要用棉花，从印度进口。资本输出是很晚的事了，接着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现在各国金融密切联系，很难分开，而且很难说谁控制谁。当然，迄今为止游戏还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因为游戏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但是很难说都是他们说了算。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有个非常明确的判断，在这种关系里，很难说谁控制谁。

　　郭树清:这个控制方实际上是非常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控制方。比如过去大家说肯定债权人控制债务人，可实际上不见得。我们当了债权人就发现，很多时候债权人怕债务人。没借钱的时候债务人求着你，借了钱之后你就求他了，他什么时候还钱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格局。各国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结构下，我们来观察美国的次贷危机，它对中国以及其他有大量资本输往美国的国家，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影响呢？

　　郭树清:全球经济重大的变化就是，联系的紧密程度超过我们想象。所以，所谓的主导、控制和被控制同过去的概念不一样了。今天净输出资本的是中国、其他东亚经济体、中东石油输出国，也包括拉美国家。这些输出资本的国家，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仔细观察后，你就不难发现，现在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对弱化了。因此，传统的储蓄与消费的界限划分概念有点问题了。储蓄的多少并不意味今后经济增长的潜力大小，不是说消费越多就越虚弱。国与国之间资本的转移也普通商品化了，储蓄的转移跟商品的转移差不多，这跟过去很不一样，卖资本就像卖商品一样，不过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修正过去的观念。

　　郭树清:这种控制力的变化，表明经济背后的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对物化资本的依赖减弱了。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国钢铁生产目标是上千万吨，超过英国就已经不得了。但去年我们的产量接近5亿吨了，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超过2亿吨。我们用了全球近一半的水泥，这并不能说你是多么强大的工业国。传统意义上可以说是，但现在来看不是，因为创新和创意的东西没有多少。回过头来再看所谓次贷影响，目前国际金融的问题或危机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它扩散的广度、影响的深度都比过去扩大了。美国的次贷可以变成欧洲许多家银行的问题，可以变成中国若干家银行的问题，也可以变成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问题，甚至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广度。从影响的深度看，信贷市场的问题可能引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甚至外汇市场的问题。面临巨大压力的不仅是商业银行，还有可能是投资银行、养老基金、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所以说危害性很大。但是另一方面，风险分散的程度也超越过去，风险实际上已经传递出去了，替美国承担风险，做出牺牲、割肉的国家和机构也多了。美国次贷的损失，至少一半以上是非美国人来承受。这是第一点不一样。第二点不一样，是监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的国际合作加强了，他们的反应快了。过去大部分金融危机是反应太慢造成严重后果。从这些因素看，次贷影响虽然广泛深刻，但不会是毁灭性的，不会像过去金融危机造成系统性崩溃。从根本上看，经济本身的调节能力比过去强多了。现在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不是过去那种萧条。虽然GDP增长慢了，但还是缓慢增长，就业也没有绝对减少，甚至工资还在微弱增长，而过去周期性危机时好多指标都是负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您从历史演进以及现实格局的角度分析，认为储蓄、资金这些过去核心的、占统治地位的要素目前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已经下降，那么新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呢？

　　郭树清:传统的经济学一直将人力资源开发费用，也就是强化科技和文化的支出，大都归为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今天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也就是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源的开发。以美国为例，家庭、企业和政府用于教育、培训、自我学习、文化、科技、体育、保健以及探险旅游等等可以提高人的潜能的支出，也就是广义的研发费用，远远超过实物投资支出，不用说中国、印度、巴西这类发展中国家无法相比，就是欧洲、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也难以望其项背。

　　中国经济的内部性问题， 才是核心的基础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从中国的进出口及货币经济两方面谈到中国是世界经济有决定性力量的一方，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您多次谈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较长时间的“双顺差”，它们是您论证经济“失衡”的重要依据。为什么呢？

　　郭树清:在政策制定领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权衡利弊，但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以国际收支顺差问题为例，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顺差很好，身为落后国家一直饱受外汇、资金短缺之苦。上世纪80年代都是贸易逆差，90年代以来几乎都是顺差，特别最近5年，顺差越来越大。过大的顺差和过大的逆差一样，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首先，这会导致国外多占用我们的经济资源;其次，会影响我国及早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最后，还会减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此外，还可能增加贸易摩擦。对外经济的不平衡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内经济的不平衡。这些年来宏观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对外经济不均衡，本质上是国内经济运行不均衡的外在反映。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观点是，本质是国内经济运行的问题？

　　郭树清:对，我更担心国内经济不平衡。对外贸易的不平衡背后主要是各国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在全球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实际上这种不平衡没那么严重，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但是，更重要的也更容易被忽视的是消费问题，消费对经济长远发展的作用比投资还重要。中国国内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时间已经很长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从洋务运动算起，即使只从解放以后算起也5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相比，我们进入工业国所花的时间并不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分割。虽然农村也可以搞工业，农民也可以进城，但始终是二元制度，扭曲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好的方面是成本升得慢，工业发展快，引进外资多，出口上得快。不好的是生产和消费不匹配，收入结构不合理，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慢，消费上不去。这样一来，我们的三次产业形成很大的结构扭曲。按照国际上的情况，我们这样的发展水平，GDP结构中，服务业占一半以上才是合理的。而我们第二产业达到一半，占绝对主导，背后的原因就是二元结构，城市化进程不顺畅。服务业发展需要人群聚集，否则发展不起来。与此同时，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都比较突出。经济在高速增长，财政收入迅速提高，但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太理想。当然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历史原因。总之，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全部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我理解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很长时期内，中国为了加快工业化过程，人为地压低了土地、劳动力成本，以期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那么，您的观察是在目前的全球性经济结构之下，我们传统的路径，越来越形成一种结构性扭曲。

　　郭树清:产业升级很慢，首先是三次产业的升级慢。单就工业来说，从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也慢。在国际范围看，一国长期集中发展工业，可能在某个时期发展很快，之后就发展不上去了。比如德国、日本，主要是产品生产，服务业和科技、创新方面相对较弱，这两个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比英美高10个百分点左右，日本还出现了10年停滞，这主要是它们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的。中国必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产业升级速度慢，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关系在哪里呢？带来的弊病又是什么呢？

　　郭树清:我们一般说劳动力资源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就业市场一直存在扭曲，特别是由于政府干预，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从表面、局部、短期来看是好事，但实际上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比如说工资压得很低，工人挣不了多少钱，消费能力增长就慢，更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从宏观上看，实际限制了经济规模扩大，限制了就业增长。而且从根本上讲，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对土地资源的浪费。还有生态和环境，门槛太低，留下许多麻烦，后面再进行补救就很难了，代价太高了。这实际上是我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未来的经济资源。

　　三联生活周刊:这正是我想向您请教的关键问题，对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一般的解释是中国利用了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但从2005年开始，这种比较优势，也就是扭曲的劳动力价格开始逐渐变化，价格在提高。尤其是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更使全社会有了提升劳动力成本的意识。同时，由于房地产开发，土地成本也在大幅上涨，您还多次论述中国“资本相对过剩”。那么，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项要素禀赋，是否可以说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呢？

　　郭树清:可以这么说，过去最短缺的是资本，现在最短缺的是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由于这种变化，我们传统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是否将失去？我们未来的比较优势又会是什么呢？

　　郭树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就必须考虑提高技术，改进产品，这样才能够保持利润。所以，生产投资者有很大的压力去改进提高，否则没有压力啊！大约有10年时间，1994到2004年，制造业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没增加多少。任何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这种成本压力，加上原料价格不涨，土地也是便宜的，一些地区招商引资还压低租金，甚至零地价招商，还给税收优惠，企业一点压力都没有，当然没有动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创新，去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果10年前企业就有这种压力，情况会很不一样。我们把这些价格扭曲了，大家为了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加上我们储蓄又多，银行贷款利率低，导致资本使用低效率，延缓了结构调整。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按您的论述，解决中国经济的内部问题，最大重要的是校正要素价格的扭曲。

　　郭树清:总体看，这3年结构调整的效果还是好的，产业升级的速度在明显加快。比如纺织业，这两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出口价格都上升了，去年纺织品出口价格平均增长7%，劳动生产率提高19%,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明显扩大。过去长期恶性竞争，价格上不去。而且这两年吸收就业也是增长的。大家担心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影响就业，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产业升级的速度快一点，服务业的发展快一点，就业的容量会更大，因为服务业是供应短缺的行业。严格地说凡是服务业都短缺，老百姓排队的都是在服务业，像买火车票订机票，到银行办业务，而买服装、买电器肯定不排队。吸纳就业岗位，服务业比其他行业多得多。这不是说工业不要发展，还要大发展，但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

　　三联生活周刊:劳动力价格上涨有没有一个限度呢？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观察，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负面的说法并不少。

　　郭树清:当然，工资天天涨肯定不行。如果工资的上涨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消费不超过生产的增长，就不会出问题。国内没有统一的监测指标，国际上则有单位劳动成本，英文叫unit labor cost。这指的是单位产出里包含的劳动费用。全部的工资加劳动保障费用与GDP的比率，过去20年我相信都是下降的。只要单位劳动成本下降或保持平稳，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就没有问题。从理论上说，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如果能挤掉一部分利润或间接税，也不会推动物价上涨，但在实践中比较难以做到。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未来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

　　郭树清:未来劳动力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人口是7.6亿，比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数量上有绝对优势，问题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所以要重视教育啊，现在要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的能力。从工资水平来看，假设工人月工资2000块钱，加上社保，按年收入3万元人民币算，也就是美国工人的1/10。所以说我们的优势丢不了。问题在于大家把它笼统化了，要看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得怎样，能生产多少，这是最重要的，不能简单地看工资绝对水平。

　　目前的压力，是通货膨胀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前面讨论了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校正要素价格扭曲的过程中，劳动力、土地价格都在上升。同时，如果放在全球背景下，汇率问题，还有通胀以及次货危机事件种种，似乎都碰一起了。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压力呢？

　　郭树清:是，现在压力来得比较集中。汇率在调整，出口退税减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来了，环保要求提高了，还有次贷危机等问题。我个人认为通胀问题最主要。通胀起因第一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我们为了控制汇率，要发行人民币购买外汇。这个发行不是指印钞票，而是增加对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资金投放，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条件。第二是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上涨。我们资源短缺，今年1月份进口价格涨了14.8%，2月份涨得更多，可能已接近20%。我这里不说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问题，因为即使劳动力成本和租金都涨了，只要它们的涨幅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物价也不一定会涨。第三个因素是目前进行的结构调整，一些扭曲的价格在调整，会带来“预期扩散”，使其他相关产品也跟风上涨。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也说今年中国经济是特别严峻的一年。

　　郭树清:对。为什么大家现在有很多担心呢，就因为有这三个因素，所以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通货膨胀问题一点都不能乐观，因为通胀发展起来是有惯性的，会使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大家的预期一上来，所有行为都会朝着调价去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将通胀放在劳动力、土地成本变化，以及环境、汇率种种背景之下，许多经济学家用了一个判断，叫“不确定性”。那么，这么多因素在同一时间混合，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

　　郭树清: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农业，现在我们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涨价占很大比重。现在粮食价格还不是突出问题，国家粮食储备还不错，粮价涨得比较少。可是全球的粮食供应已经非常紧张了，其储备已经处于30年来的最低位。我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即使粮食只减产了几百亿斤，也可能引起市场大的波动。现在国内外的粮价差一倍，对农业问题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央提出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农业政策，让农民有积极性从事农业。这不是放慢城市化，相反，应进一步疏通城市化的轨道，这才能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当然养殖等仍可一家一户进行，应因地制宜。我国农业仍有很大潜力，及时采取措施，各种问题就能解决好。

　　三联生活周刊:“两会”期间，我曾采访过湖北省一位副省长。他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国家每年往产粮大县投入4000多万元，这么大的投入让他有些吃惊。回过头来，现在您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农业，而且粮食是重点。

　　郭树清:另外，我们应当尽量减少流动性。现在贸易顺差在缩小，但外商直接投资、个人经常项下以及借助贸易渠道的资金流入还较大，国家对金融机构注入的外汇资金也有二次结汇的问题。应该采取措施控制外汇流入，但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应严格外商直接投资审核，对没有技术含量的低水平外资进入例如房地产，不能鼓励，门槛应更高些，甚至采取冻结审批等临时性、阶段性措施。同时，应当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筹措资金，替代资本流入。最后就是引导舆论和市场预期，包括在国际上都可以大有作为，防止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

　　中国金融业还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将观察角度从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关系转到一个相对微观的领域，那么，在目前相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里，中国金融业的战略选择会是怎样呢？它会如何促进国家的产业升级？

　　郭树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资源配置有根本性作用。中国金融业整体来说成长很快，但还是一个落后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它对国民经济的促进、调节作用还不是很强。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这个说法让我有点吃惊。

　　郭树清:“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2007～2008国家竞争力报告》，2008年中国总体上排名34，这是很靠前的。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指标，其中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中国排118，融资服务的可获得性也在100名之外。金融确实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要，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用发挥得还不够理想，存在很多扭曲。比方说，中小企业融资难，外资企业在本地融资也难，个人金融服务不完善，老百姓总在排队，中等偏低收入的人买房也很难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管理和市场监管问题。总体上看，中国金融市场还比较落后。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采访前做了一些功课，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一些专业媒体的评比里还是挺靠前的。比如建行2005年被英国《银行家》评为“年度最佳银行”;2006年被《财资》评为“中国最佳本地银行”;去年又分别被《环球金融》、《资本》、《亚洲金融》评为“中国最佳银行”。看这些结果，似乎您的判断与记者的判断有很大的不同。

　　郭树清:这要看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与过去相比，国有商业银行确实有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近年来银行业贯彻中央关于加快股份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相继成功上市，银行业的整体状况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建设银行为例，通过推进股改上市，我们建立健全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风险管理和客户服务，各项业务得到快速健康发展，一些关键指标已经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如净利息收益率(NIM)、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净利润等，特别是最核心的资产收益率(ROA)、股本收益率(ROE)等指标，建行已基本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但是，中国金融业从整体上还处于改革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总的说来对国民经济服务得还不是很好。这个情况不改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就差，也就是说我们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效率是低的。我们的观念、内部管理流程有问题，客观上也有一些限制和约束，还有征信系统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不公正执法等等问题。但这些问题要分开，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我们对自己的问题很清楚，要提倡以客户为中心，改造流程，创新产品，还要强调社会责任。转变银行的发展方式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最近5年时间，中国银行业从呆账坏账剥离，到资本金注入，引进战略投资者，最后完成整体上市，这是一个非常迅速重建国有商业银行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否很顺利呢？

　　郭树清:从2005年秋天开始，建行、中行和工行在一年内先后成功上市。目前，三家银行的市值都进入了世界银行的前10位，而且综合排名也在不断前移。如果回到5年前的2003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财务上虚盈实亏，风险内控薄弱。银行体系的脆弱导致金融业潜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严重威胁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做出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实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策。这场改革具有特殊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因此温家宝总理将其形容为“背水一战”。

　　从建行的改制过程看，至少开始并不顺利。由于对国有银行的前景不甚乐观，不止一家国内知名企业拒绝了1元1股的初始投资资格。国家电网、上海宝钢、长江电力根据多年来与建行的良好业务合作关系，同意与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一道发起设立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银行总的资本规模很大，三家企业合计出资80亿元只占到总股本的4.12%。境外机构投资者积极性也不高，出资价格明显偏低。经过多方艰苦工作，2005年6月建行终于与美国银行签订了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为防范风险，交易分上市前、上市时及上市后三个阶段，价格也不一样，加权平均为人民币1.27元,相当于2004年建行净资产的1.26倍，如果将行权价格折现计算，则相当于2004年净资产的1.8倍左右，这是当时国际最先进银行的价格水平。为了进一步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与制衡，我们随后又引进了淡马锡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两家机构出资近40亿美元购买国有股，使汇金公司很快以溢价收回一部分资本，从而能够通过其他金融机构重组为国家创造额外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印象里，有段时间，有舆论说国有商业银行“贱卖”了，您怎样看？

　　郭树清:确实有人说卖便宜了，但现在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可能是因为好多银行股票已经跌破发行价。这种说法来源于对市场运作机制的不理解，不知道市场是波动的，获得收益要承担风险。国际市场变化很大，账面收益经常大起大落，潜在收益更说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战略投资者承担了风险，这个很重要，不引进它们，银行的治理结构改善不了，不可能一步走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司治理方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了。对银行的估值不能采取僵化的、固定的方式。不搞股权多元化，不进行财务重组和国家注资，不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进行全面的内部改革，银行就不值那么多钱。金融机构也好，企业也好，其价格是根据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决定的，没有这些，就不值那么多钱。我们现在的市值是2000亿美元左右，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25亿美元外汇注资的10倍，4年时间变化极大。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建行的掌舵人，您对建行上市以来的发展和变化如何评价？

　　郭树清:建行股改上市以来，我们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转变运行机制。上市后，建行继续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制衡关系，充分保证所有股东在法律和公司章程约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建行在同业中率先召开全系统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公司发展战略和关系员工切身利益的议案，在业务发展中吸收员工的合理化建议。一些全行性的工作会议也邀请一线员工代表参加。另外，建行还把公众和媒体监督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提高透明度。

　　二是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机制，并从产品设计、流程优化等具体方面进行落实。2005年开始，我们从分析投诉案例入手，引导大家讨论、查找问题，选择客户最不满的领域为重点，进行改革和整顿。通过优化流程、大堂制胜、智能排队、分区办理等措施，有效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在产品销售增长115%的同时，提高交易效率近30%，降低客户等候时间29%，缓解了长期存在的排队问题。同时，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仅去年就创新和改进产品460多项，在消费金融、投资者服务、公司及个人理财等方面，开发引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性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三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风险管理，提高内控水平。建行特别强调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确定“了解客户，理解市场，全员参与，抓住关键”的风险文化，推进以垂直向上报告为核心的审计体制改革和风险体制改革，实现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平行作业”，并积极引进风险管理技术，大力推动风险管理创新，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各级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等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风险管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另外，建行还特别重视将风险理念向客户传导，在投资理财产品服务中向客户充分提示潜在风险，反复教育客户。

　　四是自觉倡导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上市以后，建行确立了“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为社会承担全面的企业公民责任”的使命，倡导全员更加自觉地尊重各利益相关方的关切。包括为股东和国家创造长期稳定的回报，倡导“绿色信贷”，关注民生，回报社会等等。以环保为例，建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在信贷审批中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曾有一家高评级重点客户，经济效益很好，但污染排放严重超标，我们毅然否决了对该企业的27.5亿元授信。再比如，建行去年出资2.26亿元支持了包括贫困高中生、贫困英模母亲、上海特奥会等在内的14个公益项目。

　　建行的变化，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金融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充分证明国家多年来为强健银行体系化解金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充分证明银行系统的广大员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探索是有成效的，充分证明在中国完全有希望培育出国际先进银行。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在目前这种全球经济格局下，金融战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力是什么？

　　郭树清:金融发展可以影响经济全局。第一，金融机构水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第二，金融机构自身的成熟度提高，可以促进整个金融业升级，可以带动许多高端服务业发展。第三，金融业是联系国内外经济的重要纽带，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发挥着防范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是强健的，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就强，否则，受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就会很大。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应当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相关材料收集及录音整理由实习记者梁德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