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经验主要有：以现代化为纽带，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促进；维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今后一段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既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更要强化政府在提升市场机制功能、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责任。

　　体制篇■张俊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面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拓前进，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近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概括起来大体有：

　　1.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计划决定，是指令性计划在维系着国民经济运转。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领域，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推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难以充分调动企业、个人乃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商品交换关系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严格限定在部分农副产品领域。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2006年底，在城镇地区，国有和集体单位吸纳就业7194万人，其他所有制形式吸纳就业21116万人，后者是前者的2.9倍；在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吸纳就业14680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就业4779万人，后者约占前者的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除极少数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放开，生产要素市场的构建也取得相当进展，如双向选择的企业用人制度已经建立、商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实现了“招、拍、挂”、利率市场化取得重要进展、汇率弹性明显增强等。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们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诚实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随后，土地、资本、专利等生产要素也被允许参与收入分配，形成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格局。近年来，在规范初次收入分配秩序的同时，政府还加大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以缩小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在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行为归根结底由政府决定，经济调节没有宏观与微观的截然区分。随着企业逐步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计划(规划)体制也由原来侧重于分钱分物、分生产指标，转为制定预期性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发展规划，通过实施市场准入政策、产业结构政策、财税等政策引导微观经济行为，实现发展目标；投资体制也由定盘子、分项目转为基于企业自主投资的备案制，侧重经济效益审查的审批向以环保、技术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性审批转型。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信贷规模控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间接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

　　2.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3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近14倍。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初步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政界、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判断，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受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城市化快速推进、制度跃迁等因素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仍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届时，人民富裕程度将会比目前明显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发展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分别增长了33.3倍和25.8倍。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即便扣除物价因素，也上涨了6.5倍。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家庭从57.5%稳步下降到35.8%；农村居民家庭从67.7%下降到43%。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使城乡居民能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出行、健康和娱乐条件，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居民家庭拥有的财富也在快速增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在城镇地区已经全面普及，汽车、电脑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6.7平方米增长到26.1平方米(2005年数)，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长到30.7平方米(2006年数)，分别增长了2.9倍和2.8倍。从1978年到2007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从210.6亿元增长到172534亿元，增长了800多倍。股票市场更是从无到有，2007年12月，沪深股市流通市值达到93064亿元，占同期居民人民币存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3.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增长约2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国还积极迎接世界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国外直接投资7745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连续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就是中国制造(和组装)产品大量出口，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发掘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拓展了空间。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开始积极“走出去”，以全球化的视野在海外开展投资，整合产业链，以快速提升自身竞争力。

　　4.社会全面进步

　　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也由1980年的45.9%提高到2006年的75.7%。自恢复招考以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2006年分别达到943万人和110万人。高素质人才的大量培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供了强大支撑。到2006年，我国科技人员数量达到413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约280万人)，全年共接受发明专利申请2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约5.8万件。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从1980年到2006年，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从10.8人增加到15.4人，床位数从19.3张增加到25.3张，分别增长了42.6%和31%，居民预期寿命，也由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71.4岁。在竞技体育中，打破世界纪录、获得世界冠军的次数大量增加，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奖牌数排名明显提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领域，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恢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勇于探索、讲求实效成为社会风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不断拓宽，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舆论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度不断加大。国家实力的增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事业的成功，使公众对改革开放、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充满信心。

　　以上这些，为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鉴于计划经济存在严重弊端，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就已开始探索建立效率更高、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但最后大都出现了改革停滞乃至体制回归的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原苏联东欧国家甚至发生了政权更迭，并放弃了社会主义。独联体国家更是陷入了政治长期动荡、经济持续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困局。这不仅违背了启动改革的初衷，也超出了指导改革方案设计的“国际高参”的预料。只有中国，持续30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归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1.以现代化为纽带，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左倾”思潮流行，超前变革生产关系、追求“穷过渡”的做法，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惨痛的教训迫使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认识和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就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定位于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其宗旨就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生产力。类似地，开放也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以加快发展。就这样，借助于发展生产力和“强国富民”，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正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角度出发，计划和市场被看做是实现发展的工具，而不再属于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区别”。正是这种理论区分，帮助我们有效抵御了把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看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的侵袭，避免了全党乃至全社会指导思想的混乱，为保持社会稳定、稳步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创造了有利条件。反过来，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新鲜实践，又不断深化着人们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

　　正是在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为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成为新时期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旗帜，成为指导我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2.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个体劳动可以直接转换为社会劳动。在此设想指引下，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此后不久，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充分表明：计划经济难以有效解决维系经济有效运转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必须转向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虽然这是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角度来阐述的，但也明确了恢复市场交换关系的发展方向。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党的十四大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就市场主体重建、完善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做出专门规划和部署。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全面分析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认识不断深化的，是改革重点和方略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特点是“放权让利”，其着眼点是在维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制”和“财政大包干”来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特点是“制度创新”，其着眼点是实现经济运行规则的转型：通过公司制改革，塑造企业和商业银行独立经营的法人地位；通过工商税制改革，规范政企分配关系，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分税制改革，规范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进入新世纪，改革的特点则是转向弥补市场失灵，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强化政府在统筹各方关系，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责任。

　　3.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促进

　　改革是为了发展，开放也是为了发展。在改革的同时，我们也推进开放。对内开放主要是消除行政性壁垒，消除地区市场封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对外开放则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吸引国外投资。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开阔了眼界，传播了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人们通过分析、比较和鉴别，对于改革的必然性、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扩大改革共识，增强公众对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不仅如此，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还使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2919.338,-8.14,-0.28%,吧)得到充分发挥，加快了经济发展，减轻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震荡，增加了公众对于改革开放的政治认同。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带来的制度接轨的压力，更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力。在这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带来大规模地废止行政审批事项和向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就是典型的例子。

　　反过来，作为整体经济改革框架的一部分，外贸、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又不断拓展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从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沿江沿海开放，从对外贸易到吸引外资、逐步放开对外资投资领域的限制，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国内不断认同市场经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外汇留成改革，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放开外贸经营权控制，使更多企业得以参与国际竞争，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得到加强、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得以维持，再加上经济发展导致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这些都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要素市场的发展(以产权市场为代表)、对国外投资领域限制的逐步放开，更进一步拓宽了外商投资的发展空间，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4.维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

　　推动计划经济转向完善的市场经济，涉及到经济运行规则转换、产业结构调整、公众观念意识更新、政府管理方式转变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拥有十多亿人口、发展高度不平衡、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中国而言，经济改革面临的局面就更加错综复杂。上述各方面中任何一方面内部出现严重不协调，或者不同方面之间出现严重不协调，都有可能导致出现经济秩序混乱、恶性通货膨胀、生产严重衰退、贪污腐败盛行等消极现象，诱发政治不稳定；而政治动荡又会降低政府效能，阻碍政府适时推动经济运行规则的转变，阻碍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去实施新的经济运行规则、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去引导公众开展意识更新，最终延缓制度变迁的步伐。因此，维持“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巩固社会稳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良性循环，对于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试图通过数百天的努力，毕其功于一役，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结果出现新规则设计不完善、新规则之间严重脱节、新规则与既有国民意识严重脱节等现象，再加上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不能在短期内消除，整个国家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经济运行秩序混乱。在政权更迭之后，政府政策又为利益集团所操纵，沦落为利益集团瓜分国家财富的工具。“欲速则不达”，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向初衷的反面，引发严重经济衰退、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反过来，不能抓住有利时机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导致新旧体制长期并存，又会严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削弱公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支持，使改革最终失去动力。上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反复和停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拨乱反正”萌发，从矛盾最尖锐的农村经济切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快便取得明显成效。这为我国步入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0年来，我国得以维持这种良性循环，避免改革出现大的失误和挫折，还在于：

　　 (1)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人民反复探索、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形成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虽然也发生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党的宗旨没有改变、党的组织仍然健全、优良作风仍然保存，并且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错误。改革开放就是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修正错误开始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使党成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2)坚持了正确的评判标准。我们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判断改革政策成败得失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根据具体国情有步骤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相反，以观点是否激进来评判当事人，以是否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乃至国际舆论口味来评判改革措施，必然会在哗众取宠中，在迎合国内外反对派势力的随风起舞中迷失自我，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最终背离改革的宗旨。

　　 (3)坚持了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更不能照抄照搬。只有坚持“干中学”，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并用新的认识来指导改革实践，才能避免大的失误，把改革事业顺利推向前进。因此，在改革策略上，我们一面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13页)；一面强调：要“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如果说，“价格双轨制”代表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慎而果敢地迈向所知不多领域的话，定期回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做法(如相继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代表的则是不断总结经验，及时修正错误，以及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认识，并根据新的认识对改革开放做出重新规划和部署，从而力争避免发生大的错误。

　　[稿源：中国经济时报]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及经验与前瞻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8日 00:14 中国经济时报

　　张俊伟

　　三、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展望

　　和改革初期相比，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1)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急剧加大。

　　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推进到重化工业拉动阶段。汽车、住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并拉动了钢铁、化工、机械、水泥、冶金等产业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6.6倍，能源消耗仅增长1.4倍；而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75.5%，其中，高耗能产品，如粗钢、水泥、乙烯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26%、107%和100%，能源消耗则增长77.7%，能源消耗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能源、资源高消耗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工业废弃物排放快速增加，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急剧加大。我国已成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全球变暖问题，要求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需要采取严格措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加剧了社会紧张。

　　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活力，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还出现了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的现象，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如农村医疗体系)。社会事业承担着具有广泛外部效应的基础性产品和劳务的供应责任。把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甩给居民分散购买，对承受力较差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就产生了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加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结果，部分高收入人群追逐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与大量中低收入人群为温饱和栖身而艰难拼搏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消费差距的持续拉大，影响到公众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认同，加剧了社会紧张。

　　不仅如此，消费差距持续拉大还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张，给经济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3)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影响大大加强。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使中国再也不能置身世界市场之外。许多国内矛盾，究其原因，是对外经济关系失衡的产物。例如我国当前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经济过热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元相对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抵消，延续了人民币有效汇率偏低、外部需求过旺的局面，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又导致大量套利资金涌入；结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加大了货币当局管理流动性面临的困难，限制了利率政策的选择空间；低利率政策反过来又诱发了企业贷款和投资的冲动，诱发了居民调整资产结构的热潮，造成经济过热和虚拟市场过热互为表里，相互强化的局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以全球的视野来谋划改革和发展。

　　(4)社会多元性大大加强。

　　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使人们的就业方式、收入来源、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市场经济是平等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如企业员工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社会管理落后于公民需求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这就使社会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传统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高度依赖领导人好恶的公共决策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需要通过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有序扩大公众参与，更好地寻求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扩大公众对改革措施的支持。

　　上述阶段性变化，要求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坚持既有的经验，更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探索，推陈创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要强化政府在提升市场机制的功能、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责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具体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1.加强国有资本管理，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近年来，各级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把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结合起来，致力于推动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主业与辅业分离，使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竞争力明显提高，盈利水平大幅上升。今后，要继续完善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制度，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考核和任免制度，加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监督考核，完善高级人员的薪金制度，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要探索建立完善资产运行机构，推动出资人(政府代表)和资产运行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相分离。

　　经过“抓大放小”和战略性布局调整，国有资本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型骨干企业，交通、通信、银行、资源采掘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大量资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游离出来，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技术储备和积累严重不足。应当把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集中部分资金重点支持风险大、投资多、带动力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关键技术和重大新产品的推广与创新；而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部分行业准入限制的放宽，又会为民间资本拓宽发展空间，为平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好的外部条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施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重要工具，应加快建立和完善。

　　2.以要素市场为重点，完善市场体系。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严重压低土地使用价格，必然会出现低效率利用土地现象以及土地的闲置和浪费。气派的政府办公楼、宏伟的公共工程、超前的城市广场，背后都有通过行政划拨无偿获得土地使用权作为制度支撑；各地的招商引资热潮，更有人为压低土地使用权价格，对投资活动进行变相补贴的政策背景。只有扭转地价偏低的局面，才能激发社会各界节约用地的积极性，有效利用每一寸土地。应当改革公共用途建设用地无偿划拨的制度，将其纳入市场化交易轨道。公共建设所需土地应由建设单位以市场价获得，所需资金由财政负担，土地出让金收入则列入政府一般预算；应制订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最低价格标准，逐步提高收费标准，使其和土地的稀缺程度相匹配；应不断完善商业用地转让的“招、拍、挂”制度，杜绝内幕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在征用集体土地、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方面，在非农用地转让一级市场上，政府都处于垄断地位。应根据土地收益的变动情况，及时调整补偿标准，避免侵害农民利益现象的发生；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资源性收入，各级地方政府应更多地将其用于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改善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方面。

　　要继续深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不断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稳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发展中小银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要按照先贷款、后存款、先本币，后外币的思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扭转存贷款利率偏低的局面；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弹性，改变人民币汇率估值偏低的局面。

　　工业化中期阶段，也是劳资纠纷较多的时期。应抓住当前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利时机，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切入点，构建和谐共赢的劳资合作关系。要改变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的劣势地位，鼓励员工通过集体谈判方式确定报酬水平；要推动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如不断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福利，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等。要不断完善失业、养老、医疗制度设计，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统筹水平，消除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要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城市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歧视，便利人员流动。要完善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制度，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经理人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要注重发挥产业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要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以提高规划制定的科学性。产业政策实施，要从选择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转变为侧重功能的、普适性政策，借助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把投资审批重点转到环境、安全、能耗、技术、社会责任等公益性指标上，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要进一步完善税制，发挥税收在纠正价格信号、引导合理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加快内外资税制并轨步伐，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要优化政府间事权划分，增加对落后地区、基层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其履行职责的资金需要。要不断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调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积极性。要完善部门预算和集中支付制度，加强对财政运行的监督和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国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要注重发挥公共支出变化在调节总需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功能。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金流动性日益加大。依靠控制信贷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需要更多利用利率、汇率杠杆来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需要加强银行、证券乃至保险等监管部门的相互配合，以防范规避性金融创新活动侵蚀货币政策效力；需要切实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需要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增强货币管理当局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点和实施空间，合理搭配政策组合，提高政策效果，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二)推动转变发展方式，拓展发展空间

　　1.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明显加大，固然有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带动发展阶段的影响，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应大幅提高资源税率，改从量计征方式为从价计征，以改变资源价格明显偏低的局面，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防止国有资源收益流失。要积极探索、完善采矿权收费制度，遏制“采肥弃瘦”、“采厚弃薄”现象，提高资源开采率，减少资源浪费。要加快淘汰落后技术、推广先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能源转化和利用效率；还要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国的初级能源以煤炭为主，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利用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应加快淘汰技术水平落后、能源转换率低的小火电机组，发展应用技术先进的清洁发电技术；要从项目审批、资金筹集、电力购买等环节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发展水电、核电、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加快淘汰“六小”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和推广能效标准，支持对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鼓励居民树立健康、向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理念，节约能源、资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应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应把环境治理、创造优美生活环境列为政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各级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制定地方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在市场准入环节要加入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污水处理等环境治理工程的投资和运营。要完善污染收费／征税制度，把环境成本内在化，借助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消费能源和资源。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外部负效应更加明显，应该由更高层次的政府(或机构)统一规划、协调行动，以减少“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2.建设创新型国家，拓展发展空间。

　　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应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自主创新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力争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3206.404,-24.63,-0.76%,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造，推动经济增长转入主要依赖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的发展轨道。

　　要在巩固既有义务教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初级职业技能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使每位新增加的劳动力都接受过初步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大力发展在职培训，为在职员工提高劳动技能创造便利条件。近年来，我国高层次人才就业压力加大，这既有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人才供应显著增加的因素，更凸现了我国研发投入明显不足的客观现实。要注重发挥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的潜力和优势，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性国家。

　　3.以全球视野开展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在大量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中国也承接了“四小龙”、“四小虎”等经济体对美国、日本、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应辩证看待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问题。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中国尚处在价值链的下游，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和加工组装活动。所谓“世界工厂”，不过是“世界组装厂”的另一种称谓罢了。应抓住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推动我国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链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并不丰富。应通过扩大产成品出口、增加基础性产品和重要原材料进口来调节余缺、发挥比较优势。我国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不仅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劳动环境差、国有资源收益大量流失、环境成本被忽略也是重要原因。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的价格真实反映其社会成本，并借助产业政策的引导，扭转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的局面。应高举合作、发展、共赢的旗帜，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确保重要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

　　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保值增值压力加大。应逐步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培养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人才、管理、研发、资金、市场资源，以全球视角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力。要在严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居民投资国外证券市场，扩大居民财产配置空间，使我国居民能够分享国外大公司乃至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既有市场化程度加深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滞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影响。石油、银行、烟草、铁路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丰厚垄断利润，发放高工资，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技术条件、监管水平、民营资本实力以及国家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的演变情况，逐步放开市场准入，借助市场力量抑制部分行业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对于必须维持垄断经营的产业和企业，则要切实加强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和管理。要完善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营的透明度，在更大程度上引入对垄断企业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收入秩序混乱，大量灰色收入流向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也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据王小鲁估算，2005年，仅金融腐败、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灰色收入，就有约3万亿元，约占当年全国GDP的15%。这部分资金和其它形式的游离于收入统计之外的资金(约占当年全国GDP的10%)，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家庭的高收入阶层，使实际的收入差距远远超过统计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灰色收入的大规模存在，反映了我国财政性资金管理不善，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反映了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钱权交易和行政寻租的现状；反映了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土地收益、资源收益、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大量流失的现状。需要根据各类灰色收入的性质和产生原因，采取相应措施，逐步理顺分配秩序。要建立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逐步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既增强了经济活力，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聪明才智。

　　在理顺初次分配秩序的同时，还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如强化所得税征管管理，堵塞税收流失；完善消费税政策，加大对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调节力度；建立完善物业税，控制豪华住宅建设；完善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收入回报社会；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对于低收入群体，则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其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强化政府在确保低收入群体子女入学、看病和养老等方面的承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即期消费水平。

　　城乡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劳动力迅速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出现了人员老化，生产技能差，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下降的局面。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体如：增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深化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完善新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等。要顺应农村居民对更高生活条件的追求，切实加强村庄规划，不断增加政府投入，引导农民改变村容村貌，提高居住和生活水平。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保障农村居民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进一步消除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促进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深化区域内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对流转税的分成比例，完善地方税制，逐步降低地方对流转税的依赖；同时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消除地方政府不计代价扩张GDP的冲动。与此同时，要以增量分成资金为依托，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优先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扶贫、文化等事业，为落后地区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提供财力支持。要加强国土规划工作，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龄化具有发展快和“未富先老”的特点。要抓住当前社会总体供养水平较低的有利时机，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稳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加快建立完善新型养老制度：城市地区要以进城务工人员为重点，扩大新型养老制度覆盖面；农村地区则应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养老制度，扩大社会化养老覆盖面。要切实加强养老资金的筹集和征管力度，调整缴纳水平，提高个人和企业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完善养老资金的管理和运营机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养老基金投资领域，提高资金收益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动，适当提高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要按照“管办分离”、“医药分离”的原则，改革完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扩大新型医疗制度的覆盖面，完善大病统筹和大病救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减轻城乡老年人的医疗负担。要完善相关组织和设施，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解决老年贫困问题，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四、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境界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政府退出还不够，特别是在某些领域，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又要求加强政府干预，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纠正市场失灵现象。这就使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政府职能转变也由过去的“以退为主”转为“该退的退，该进的进”。政府职能调整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但对那些习惯于政府“放权让利”的人来说，却难免会引发计划体制复归的疑惑。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和计划经济的残余，使我们在加强政府干预时，很容易出现向计划经济思维或措施复归的倾向。这违背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损害了经济效率，也会遭到全社会的质疑和抵制，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应着眼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先进经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改进政府工作方法。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社会)中介组织，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网络，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是保证政府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制度变革并使新的经济运行规则得到认真的贯彻和实施。为此，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扩大全社会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共识，提高全社会的行动能力；需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以应对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要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和决策信息支持系统，提高政府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要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协调、沟通、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注意维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力量均衡，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公共权利。从这个意义讲，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其它领域改革的配套与支持。

　　从自由放任到凯恩斯主义，从私有化运动到新凯恩斯主义，人们在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范围、方式和方法，都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发展形势，只有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探求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境界，才能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