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困难之年依然不乏亮点。据悉，今年上半年经济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低于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中西部部分地区工业增长较快。

　　据统计，今年1~5月，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25%、18.77%、20.84%和15.71%。东部除山东增长18.5%、天津增长21%外，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等传统的工业大省和工业强市，其工业增加值均比中西部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内蒙古、重庆、陕西和青海等省区市落后许多。

　　在上半年中国经济遭遇高通胀、GDP增速下滑、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等多重困难下，中国四大板块的工业增速却呈现出一个相对均衡的变化，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开始缩小，这的确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在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掌握着较先进的技术，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西部地区技术力量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资源比较丰富；中部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梯度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事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由东到西的梯度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这是既适合当时我国的国情，也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尽管如此，在梯度发展战略中，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打破区域分割的政策和体制与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和市场分割就成为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发展局面，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结构性趋同。但这种区域产业结构性趋同由于是建立在政策差别和产业结构层次差别的基础上，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加入WTO后，东部地区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从而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也进一步拉大。这种区域发展之失衡，从东、中、西部人均收入的差距可见一斑。

　　地区发展失衡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量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速度，致使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缓慢。另外，东部地区的高收入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到沿海大中城市去就业、定居、购房，推高了这些地方的房价。所以，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尽快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均衡发展之路，必须要有新的机制。事实上，根据现代产业经济的“雁形分工结构” 理论，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是因为其领头雁在不断地变化：从领头雁位置退下的大雁，自然转移到后面，而后面的大雁则肩负起开道任务。产业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必须能够实现这种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进态势。

　　有鉴于此，区域均衡发展必须与现行的梯度发展战略相衔接、相结合，形成区域相互开放和高效的“联动效应”的空间传递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有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一是打破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地区分割和封锁现象，理顺不同地区的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制定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帮助各个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并减缓人口流动的压力。

　　区域的均衡发展对中国来说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实现了东部沿海开放后，我国又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中部崛起战略。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工业的快速发展，将为扭转东部和中西部、内地和沿海的经济发展失衡格局打下坚实的基础，也说明国家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正在得到贯彻与落实。

　　　　《第一财经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