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工坊与飞跃球鞋神话   名牌时代的逃兵              ◎苗炜
　　飞跃球鞋的故事就像一个神话，它原本售价只有十几元人民币，被法国人重新设计后，在欧洲卖到了50欧元。这个故事被不断演绎，故事主角也从“飞跃”以讹传讹变成了“回力”。故事的神奇处在于，法国人的设计与包装如何把这双普通胶鞋变成了一个时髦品。营销专家说，只有法国人才能拯救飞跃球鞋。这个判断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时尚历来是西方世界占主导的叙述，时尚中心是法国，是意大利。一双中国产胶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得到认证后才能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明星布鲁姆穿上“飞跃”才能让这双鞋变得时髦，这样的故事在时尚产业中并不少见。
　　但这双胶鞋改变了“中国制造”与时尚业的关系。以往，许多时尚产品讳言他们在中国进行生产。美国知名皮货制造商考奇(Coach)是少有几家坦承自己的产品大多出自中国的品牌之一，他们把生产全都放在低价劳动力市场中，以提高自己的毛利率。美林证券一位分析师说过：“对于那些卖着天价但成本低廉的奢侈品而言，我认为在中国进行生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那些世界顶级品牌却虚伪地遮蔽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对他们品牌构成的价值，他们强调“欧洲制造”。古奇主要的一家工厂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斯坎迪奇，古奇在这里收集并处理皮革，切割完毕被运往几十家小车间进行组装。这些车间里的大部分工人都出生于皮匠世家，古奇以这家工厂作为意大利标识而遮蔽之后的加工生产流程。事实是，1997到2002年的5年，这家工厂的出货量增加了6倍。1997年，路易威登生产一个经典款皮包需要23天，到2002年，只需要4天。
　　越来越大的产业，越来越大的利润野心，1985年，伯纳德•阿诺特收购了迪奥，此后20年，他将LVMH集团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拥有50多个品牌。阿诺特之后，Richemont集团、Prada集团相继诞生。于是，应该讲究个性的时尚行业，变成了一部在全球整齐划一、高速运转、所向披靡的商业机器。LVMH集团的一位主管说：“我们的疆域已经拓展到超越有钱人的范畴。”
　　现在，唐娜•托马斯，一个常驻巴黎的时尚记者，率先对这架商业机器提出尖锐的质疑。她在著作《奢侈如何失去光泽》中认为，时尚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流水线生产势必以牺牲工艺的昂贵成本为代价。手工作坊精心定制的奢侈品与如今批量生产的时尚根本就是两回事，但资本家通过一整套严密的媒体推广，利用人们追逐身份的意识，放大了品牌的成本与效益。
　　1957年克里斯汀•迪奥在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曾以艺术家的口吻，将时尚这门学问形容为“人类对抗庸俗的最后庇护所”，“在这个重视常规与统一的机械时代，时尚自我且独一无二。即使是最骇人听闻的创新也应该被坦然接受，因为它们保护我们免于粗制滥造与单调乏味，为了对抗阴郁，时尚一定得被小心捍卫”。
　　但现在，唐娜•托马斯提出“时尚逃兵”的概念，希望消费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时尚。这样的声音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许多次，100年前，齐美尔就提出，个体只有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才能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新时尚通常是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分子”引入的，时尚经常源自反主流文化的成员当中。反主流文化是一场自觉的运动，它既反对传统价值和既定的观念，也反对市场意识形态。它提出个体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并且对个性、创造力、快感赋予了特别的价值。从文化历史上看，这是又一次浪漫主义运动。
　　如今，中国的“经典国货”从各种渠道隐秘地流行起来，有人酷爱回力球鞋，有人酷爱梅花运动衣，有人收藏60年代的工业品，有人开小店叫“失物招领”。它们也都保留着60年代的烙印。中国的60年代设计在被重新发现其价值，巴黎的老作坊和复古设计，也在以新的面貌被再次纳入时尚体系，这些或许都与唐娜•托马斯的“时尚逃兵”立场建立了微妙的关系。但我们在观察这一潮流时，发现时尚产业在这几十年中的流转也许更发人深省——唐娜•托马斯说，时尚品牌经过大牌设计师的设计，经过中国加工制造，回到欧洲变成时尚产品，再销售到中国，价格起码提高了10倍。而我们所考察到的一双飞跃球鞋或者一件梅花运动服，也只有从中国到欧洲，被法国或者意大利包装后，价格才能提高几十倍。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国60年代的设计，许多本身就来自对欧洲四五十年代设计的模仿。
　　这个饶有趣味的过程，恰是我们通过反思全球化，寻找其中位置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坐标。
全球化下的名牌：源于中国制造再高价回到中国

　　“中国元素”:在时尚流转中重生
　　唐娜•托马斯是美国《新闻周刊》常驻巴黎的文化及时尚记者，她花费了差不多10年构思，用去3年来写成《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用以揭披当今大品牌集团散发的毒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唐娜•托马斯说她力图不带偏见，喜欢谁与厌恶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由读者自己下结论。
　　记者◎于萍
　　“时尚民主化”？
　　1992年，唐娜•托马斯(Dana Thomas)买了一件粉红色无袖的Prada鸡尾酒洋装，用五彩斑斓的厚棉布和菱纹绸制成，整件都有内衬，美不胜收，花了2000美元，看上去至少能穿一辈子。10年后，她花500美元又买了一条Prada薄府绸不规则剪裁长裤，穿上它，脚轻轻穿过裤管，褶边撕开了;将手放进口袋，缝合处裂了;蹲下想抱起她两岁大的小孩，裤子的后面破出个大口子。不到10分钟，这条长裤碎成几片，解体了。唐娜•托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设计师助理抱怨。“是线的问题，”这位助理解释说，“现在都采用‘罗纹缝法’，更加便宜。此一时彼一时了！”
　　唐娜•托马斯是美国《新闻周刊》常驻巴黎的文化及时尚记者，她大概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满意。她花费了差不多10年构思，用去3年来撰写一本书——《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用以揭披当今大品牌集团散发的毒气。当然不是Gucci“妒忌”或者迪奥“毒药”的那种，而是“牺牲诚信、降低品质、玷污历史、哄骗顾客，剥夺了所有让名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唐娜•托马斯说她力图不带偏见，喜欢谁与厌恶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由读者自己下结论。对于那位名声不佳、外号“时尚独裁者”、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掌权人伯纳得•阿诺特，唐娜•托马斯说:“他作为一名商人无所畏惧，我恰恰敬佩他这一点呢。”
　　但唐娜•托马斯的书用语强硬，她写道:“大品牌集团宣称‘时尚民主化’，让产品人人欲取、随手可得，一切听起来如此崇高，见鬼了，简直像共产主义！可它不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资本主义，目标直截了当——为了赚更多的钱。”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名牌丧失了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基础:手工制作和高品质，在哄抬物价的同时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以LV的经典产品旅行箱为例，它仍旧延续着1854年路易•威登发明的制作方法:骨架使用坚硬、轻巧的非洲奥库梅木，衔接的地方粘上一层帆布，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角落的保护层用黄铜，边缘装饰称为“Lozine”，由多层纸张和布料压缩、浸泡在锌溶液中制成;皮箱里层粘上一种叫“Vuittonitte”的珍珠灰棉质帆布，或者人造绒面革做衬里，上头有棉布条编织成“LV”字样的卡其布缝在旅行箱里。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可这款皮箱一年仅生产500只，其他LV产品则在生产线上完成，大部分由机器制造。
　　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里，一台生产线上的12个女裁缝使用机器加工数百件LV手袋畅销款。“利润优渥来自于……工厂。”阿诺特曾经解释道，“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生产，让公司产量惊人。”但这个生产方式不被透露，大肆宣传是LV旅行箱的传统手工。当花大价钱买到一只生产线上下来的手袋时，却误以为买到了永恒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些小伎俩: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员说:“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会省下多少了。”);用毛边代替褶边;以“女性其实不需要为由”不加衬里等。
　　中国也许是当今名牌产品全球化过程中最奇特的国家:起源于这里，最终又回到这里，生产与消费皆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说许多名牌产品加工生产实际是在中国(大都不生产多种款式，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颜色与材质)，却拼命掩盖这一事实。少数包标志有“中国制造”，但藏得很好，比如在内袋底层的缝合处，或者印在邮票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有的“中国制造”的标志是贴在袋子外的贴纸上，货物运到意大利后就会被撕掉。另有一家除了手把，整个包都在中国制造，制成后补上贴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把。还有的在中国制造鞋面——最耗费劳力的过程，再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这些产品都带有“意大利制造”的标志，只有极少数品牌主动承认产自中国。
　　2006年，Coa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伊安•比克利(Ian Bickley)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在中国生产，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团队来教导中国工人，中国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精品的水准。”但更多品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成本降低，意味着售价也应更便宜。唐娜•托马斯讲述了她在中国东莞参观一家代工工厂的经历，她以保密为条件被允许进入，亲眼看到工人们在缝纫某品牌的手提包，而该品牌始终声称其所有商品均为意大利手工制造。她没有点出品牌的名称，而那只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手提包成本大约为120美元，随后它在香港地区一家百货商店里飙升至成本价的10倍。
　　据估计，到2011年，中国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而中国一些消费者，一边疯狂迷恋这些转了一圈的产品，一边却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同时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这正是大品牌集团疯狂扩张造成的副作用——名牌标志成为炫耀的标签，即使丧失原有的品质，附着于这道标签上的幻想仍在。当一只包的真品与假货的区别仅仅是两道砸线还是三道砸线时，其间的差价就变得十分诡异。
　　那些秘密并不广为人知，大品牌集团更愿意通过广告投放，公开某新品的灵感来源、社会意义，以及与某种华美生活的紧密联系。唐娜•托马斯说:“要成为全球企业的领导者，时尚品牌不仅要向大众隐瞒产品的制作过程，也要隐瞒品牌如何运作。假如真相暴露，必将粉碎大众对品牌的信心，他们必将停止购买，利润直线下降，公司，还有它们的母集团，会面临破产。公开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也就是在每年的财务报告中提出财务资料，但当品牌合并成一个集团，他们可以将所有数字混淆在一起。我们总是看到LVMH获取了利润，而它的品牌由于大肆宣传，似乎也极度成功，但你所不知的是，LV每年创下营业额纪录的同时，纪梵希和高田贤三的收入却马马虎虎。”
　　这位高级记者告诉我们说，她并没有像很多惯于谄媚的时尚媒体那样害怕打击报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伯纳得•阿诺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总裁圣•卡斯利(Yves Carcelle)拒绝再接受采访，好在她以前见过他们多次。但成书后有传言她被LVMH集团封杀，禁止她出现在该集团任何品牌的任何发布会上，并要求她对涉及该集团的言论道歉。唐娜•托马斯拒绝承认有什么错，她现在加入了时尚记者的“终极胜地”康泰纳仕集团。LV主席及行政总裁的妻子评论说:“如果她说我们是时尚界的麦当劳，那她也效命于媒体界的麦当劳了。”看上去唐娜•托马斯是个颇具古典趣味的人，在批判大品牌集团的同时，心碎地缅怀着只为小众服务的、“卑微的匠人们创造着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的20世纪30年代:剪裁工、刺绣工、毛皮加工工人、鞋匠、羽毛制作者……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精品的缔造者，他们用手工吹制玻璃来制作装饰礼服的花朵，用黄金和宝石来点缀她设计的长礼服。香奈儿的工作室里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夺目的长礼服，由银薄片制成，缝上珍珠，因此非常笨重。开口短上衣布满珍珠与亮片，衣底再镶嵌美不胜收的亚麻蕾丝。“越来越多从旧手工作坊里寻找灵感，是精品对抗全球化的趋势。”唐娜•托马斯说。
　　复活的老手工作坊
　　2007年12月，香奈儿发布了设计师卡尔•拉格斐的“巴黎—伦敦”高级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献给巴黎的6间高级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纽扣坊的修饰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饰、Lesage的刺绣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赋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银器。“这次时装秀所展现的调性，散发着后现代风格，但同时也不失浪漫特质。我并在作品中巧妙地结合了许多精致细腻的朋克元素。”卡尔•拉格斐解释道。这6家工坊在过去的10年间被香奈儿一一买下。
　　为了这组发布，45名刺绣工已经在位于巴黎蒙马特的Lesage刺绣工坊里赶工了一个月，每天他们都忙碌地围坐在木制缝纫机前，往衣物上匝钉金币、缝制水晶、镶嵌串珠，他们的针脚精细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缝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绣坊曾与迪奥、纪梵希、伊夫•圣•洛朗等高级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供应方，拥有超过60吨供应品存货，当中包括19世纪70年代保存至今的闪光水晶，20世纪的圆拱形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刺绣坊的家族传人弗朗哥斯•莱萨基(Francois Lesage)说。他今年76岁，技艺经过50年磨砺，1949年从他那活了125岁的父亲手里接管了刺绣坊，他将手工制作称为“传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容不得一点儿杂质的优雅”。
　　莱萨基说，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光刺绣工就有1万人，到50年代，全世界还有超过20万名女性穿高级定制，这是资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购买高级定制服装是一种礼数周到的社交活动。迪奥一年就会搞两次，邮寄出300张有黄金浮凸的邀请卡给老客户、记者和名流。每年的1月和7月，发布会在位于蒙田大道30号的迪奥总部举行，宾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后放着巨大的花缸，里面插着玫瑰花、栀子花和康乃馨。发布会准时开始，不会为任何人特别妥协，据说有一次温莎公爵迟到了，就只能站在过道里。但现在，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生产成衣系列，高级定制购衣会也被时装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购买高级定制服装的女性仅有不到200名，手工作坊客户流失严重，工匠数目骤减，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Lesage刺绣坊被香奈儿收购，但没有垄断，仍允许它与其他高级定制供应商合作。莱萨基说收购后刺绣坊景况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多地为成衣系列服务。
　　Desrues纽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玛黑区，20世纪30年代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名忙碌的裁缝和工匠，后来只剩下这一家。Desrues纽扣坊一度十分萧条，1984年只有20个工匠，1997年被香奈儿收购后，工匠人数递增到170名，原来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迁到巴黎郊外的一间8600平方英尺、窗明几净的大厂房。纽扣坊基本延续旧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现代科技。工艺开始于一只由设计师打造的金属或硅铸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经过离心处理从模子中移出，之后进行修剪被拋光，镀上金、银或绿锈，最后进行打磨抛光。如果是所谓的“有机”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会由计算机制作模板，再按程序设计传送到配备激光的无人机器中。纽扣坊每天生产4000只纽扣，每年有100万只专供香奈儿，其中仅有3000只用于高级定制系列。
　　为法国一家国家媒体工作的林祖强，在过去10年间走访调查了法国30多家手工作坊，他说:“老手工作坊是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语言。”法国政府对老手工作坊始终有及时的保护，比如每年都有行业协会评选出“最出色的工匠”，文化部仿照日本的“活着的国宝”为个人授予“工艺艺术大师”，并评选集体“最优秀工坊”，还以经济扶持的方式鼓励培养学徒。但传统文化的传承除了保有技艺与文化保护的“文化生命力”外，还需要必备的“经济生命力”。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与品牌集团营销都使法国老手工作坊受到打击，市场难以承受其价格，部分作坊不得不转移生产基地，降低劳动成本。林祖强在法国南部小镇参观过一家铜器作坊，部分生产已经转移到北非，甚至使用机器代替手工，他眼见从北非运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与法国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别，旅行箱的铜铆钉嵌入和箱角处的弧线，已经全无旧日的细微与精致。林祖强认为，大品牌收购老作坊的确缓解了其客源稀少、经济紧张的问题，但精品的定义已由“讲求高品质”转为一道标签，许多品牌是打了个概念差，将高级定制服装的附加价值转移到成衣配饰上，买一件批量生产的制式化产品，仿佛就享有了高级定制的光环。更多最优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购，因为近年来厌恶大众化产品的消费者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作坊的顾客正在回流。
　　“时尚逃兵”能逃走吗？
　　“时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给出的新概念，指因为与大品牌集团的妥协而对其贪婪大彻大悟的设计师、香水师、主管以及消费群体，他们逃走了。将手工作坊的旧式精美真正应用到市场化的成衣系列，大约是“时尚逃兵”在大品牌内部的反省与改革。香奈儿胸怀对传统与精致的尊重买下了这几家工坊，同时也对千篇一律的名牌时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够宣传一套高级洋装，结果放上一堆垃圾来卖。”卡尔•拉格斐说，“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不仅是保持传统，而且要助其发展，我们需要这些精巧的工匠，并将来自过去的技艺运用于未来。”
　　更多“时尚逃兵”与大品牌集团划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设计师汤姆•福得莫属，虽然此后的他有点找不着北，却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说辞:“今日的品牌产品太唾手可得，每样东西都太过制式，而且运营方式太过平淡。它就像麦当劳，背后的商品与哲学跟麦当劳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麦当劳你买到的汉堡与经验都一模一样，LV也没有分别。我们帮助Gucci制造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对的，就算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那时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为荣。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了，我强烈反对！所有这些手提包广告都让我反胃，它太过制式。去想顾客还不会跟我们一样厌烦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响力不输给大公司，我们可以从小规模、旧式的精品中学到东西。”法国女鞋设计师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时尚行业中的稀有产物，由设计师拥有并经营，企图心小，生产无懈可击，却极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一座私人宅邸的晚宴中，设计师鲁布托(Louboutin)女士刚在沙发上落座，就被4个成功商人包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你的公司呢？”其中一个问道。鲁布托就像个被邀请跳舞的女孩，她红着脸说:“不了，谢谢。”当被问到“时尚逃兵”真的能从商业法则中逃走吗？唐娜•托马斯说:“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只要保持小的、独立和正直。当一家公司有了伟大的梦想，它就要面临浮士德式的抉择——是为了获取财富、积累名声而将灵魂卖给魔鬼，还是保持本有的个性？这其实，也仅仅是一种人格考验。”
　　高级定制与无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对大品牌集团制造的平庸与制式的厌倦，是自身对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愿意重温那起源于宫廷时代的华贵，唐娜•托马斯复述了一遍卡尔•拉格斐讲的段子:有些购买香奈儿高级定制服装的人很忙的，她们乘坐私人喷射机来试穿衣服，无论何时那款式出现在红地毯上，那些女人会立刻取消定制。“这样的人在中国，有超过两个。”卡尔说。而更多人选择更小众的品牌甚至淘换无牌衣物，以此来轻蔑世俗乐趣，来展示“一种骄傲”。如同瑞士神学家汉斯•昆所说:“不时时刻刻追求、不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购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竞争规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这是基本的态度: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这一切都和蝇营狗苟、胆大妄为的傲慢以及在物质上的富人和穷人都能见到的那种患得患失针锋相对。”唐娜•托马斯便称自己不是个“素有着装考究恶名”的时尚记者，而更喜爱简单打扮，坚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访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没有人听说过”的运动衫，不化妆，不愿意佩戴首饰，“花了一整个早晨来打理我的有机花园”。
   求助“中国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国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无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发布。以米白、黄褐、墨灰和湛蓝为主色调，以回收材质和棉麻丝毛为原料，呈现接近自然的质朴状态，模特在发布上还表演了贵州的纺线术、蒙古族的漂染术，实验意味浓厚。此前这个系列已经入选“国际年度设计大奖”候选人名单，并于2月到4月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进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国际设计大奖”，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事后，马可写了篇文章阐述创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源于生活而非出自名家大师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过分刺激的感官恢复到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马斯也仰慕中国文化，她说:“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名声，却可以效仿日本，从廉价劳动力提供方和产品制造国做起，以具有东方特色的、高品质的工艺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国设计”虽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但一旦流传便有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个性。从夏姿•陈入主上海滩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走进国际视野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元素”也因其朴素与经典再度引发关注，只不过它的起源是小众而隐秘的，由一群无所忌惮的年轻人引领。
　　老金就是一个。清晨6点，他就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鬼市”里溜达，市场全名叫“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因为整修，摊贩就在工地边上的瓦砾堆里摆摊。塑料布铺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门。站起身回头望过去，能看见城里的高楼大厦，不远处是等待拆迁的乡村。这集市有一种“暂时性”，岁月泛起许多零碎的物什，它们被淘汰、被抛弃，又被汇集到地摊上。流连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们把这里叫做“劳动人民大市场”。老金颇有斩获:两台老式手摇电话机、一台带显示屏的旧监视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笔记本、一台烟台永康钟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式座钟，统共不到1000元。他试图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撑得变了形。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辆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国设计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艺术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条，汽车仅在英国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车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卖，价钱过了万元。但在老金看来，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业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旧物件又都是中国当代设计的精华，它们蕴涵着一脉相承的纯粹审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归本原的趣味和质朴光泽。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经纳入了时尚流转，而另一些是躺在“劳动人民大市场”里的“破烂”，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轻人跑到这里，发掘它们身上的历史特色和“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