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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经济四大“杀手”
http://www.gkong.com 2008-08-27 15:57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毋庸置疑，高价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2007年以来，全民都在与CPI赛跑。首先，以猪肉领跑的食品价格作为物价上涨的最大推手，不断推高着CPI的数值。 CPI一路走高，使得银行里的存钱也有了风险，人们突然发现，即使央行一次次加息，但普通存款的利息却仍然赶不上CPI的上涨。
生活成本高了，而企业则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力成本上升、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煤电油运力紧张……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重重压力之下，中国传统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在经历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阵痛”。
在经济放缓速度和对通胀担忧的背景下，油价、粮价、房市、股市，不经意间似乎正在成为遏制中国经济的四大“杀手”，对于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轻视，都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高油价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进口支付增加和财政压力加大。据海关数据计算，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导致的贸易逆差达593亿美元。而国家为保障国内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每年直接或间接给炼油企业、粮农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达数百亿元之多。
能源涨，粮食也在涨。有农业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轮食品价格上涨中，起码有30%是由石油价格引起的。一些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国内粮食的问题不大，今年夏粮丰收也多少让人松了口气。但目前中国粮价的稳定，是因为政府用政策压制粮价，限制出口，不让它涨。从长期来看，粮价的放开是一个趋势。有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粮价能相对独立于国际粮价的期限是12个月。
一面是更多的成本付出，一面却是财富的消失。
就在去年某些股票专家预测奥运前夕中国股市会冲上1万点的今天，沪指却跌破了股民们3000点的心理底线。在过去的6个月里，上证指数跌幅高达48%，成了全世界跌幅最深的股市之一。深沪两市总市值已由去年底的32.46万亿元降至17.80万亿元，总市值蒸发了近15万亿元。发生次贷危机的美国，其股市的跌幅也不过百分之十几。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稳定资本市场”的诸多言论仍无法挽救股民们的信心，更无法拯救股市的低迷。有人说，中国股市已正式步入“伤停阶段”。
与股价相比，房价泡沫的破裂对银行金融的打击要比股票厉害得多。价跌量缩成了上半年楼市最典型的写照，这种现象让房地产商们越来越担忧资金链的安全及其将带来的金融风险。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房地产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 以上，占银行资产15%-20%，为银行贡献了约20%的利润，如果房地产崩盘，整个国民经济将不堪设想。”
中国经济的现状，让宏观调控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认识目前的中国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热点、焦点问题？我们本期特别策划了一组“专家学者访谈录“，希望能够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关注。
徐滇庆：把危机意识提到最高点
真正遭遇危机的民族，就是那些缺乏危机意识的民族，
不久前，徐滇庆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作了题为《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的演讲，引起很大反响。
演讲中，他对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潜在的危机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并提醒要谨防金融危机。7月15日，就相关问题，《小康》记者深入采访了徐滇庆教授。
《小康》：您曾经谈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整个基本面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在金融市场上，形势比较复杂。在您看来，会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吗？
徐滇庆：如果股市暴跌，资金外逃，这就是金融危机， 1997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是这个情况。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股指大跌，从6000多跌破3000，可同时，本土企业没有外逃，外面的资金还往里走。应该说企业界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给与了相当大的肯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肉烂在锅里了，没有流出去。
钱还在，但钱到哪里去了呢？无非是一部分拿在大家手里，一部分存进银行。2008年2月，全国金融机构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增加9000多亿，到了3月份，增加14000亿，这个钱一部分是从股市退出来的，一部分是海外流进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积蓄的。在这么多资金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这就是主要矛盾。
至于说股市暴跌，很多人要政府去救市，这个问题理论上有点说不通。现在股市情况很不好，那么把印花税从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但应该告诉全体股民的是，如果股市暴热，说不定哪天还要调回去。我们需要的是让证券市场平稳、持续发展。
股民们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如果你能在股市上一年得到15%到20%的回报，那就很好很好了。因为投资实业只有10%到12%，你这有15%到20%，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值调到50%、100%，那个就意味着金融危机。
《小康》：那么说，我们必须确立应有的危机意识。
徐滇庆：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防范危机的意识，必须要把防范金融危机的意识提高到最高点，因为世界各国都遭遇过金融危机，唯独中国没有。无论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新加坡，都遭遇过，唯独我们没有。难道中国有防范金融危机的先天免疫力吗？不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危机意识提高到一个最高的层次，应该达到这样的程度：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对于中国来说是百分之一百，要这样来防范它。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危机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以多大的冲击力出现，但是我们要做好百分之一百的准备，才能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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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遭遇危机的民族，就是那些缺乏危机意识的民族。
《小康》：那么应该怎样理解金融危机，您认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可能爆发？
徐滇庆：金融市场理论上由五大部分组成，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外汇市场现在几乎没有；期货市场很小很小；债券市场，美国的企业债券相当于GDP的规模，我们现在GDP是24万亿，而我们的债券市场，1万都不到，我们想发展，而我们的信用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证券市场想搞大，也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走。那么五个部分去掉仨，就剩一个房地产，一个证券。
证券市场现在大幅地波动，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而房地产市场呢？房价要是暴跌，跌过20%，金融危机一定爆发。
因为现在全国的住房按揭贷款29000亿，而且大部分人都是20%按揭，如果房价跌破20%，就会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这种问题在西方也是吃不消的。而我们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我们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
在改革过程中，三大原因使得我们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字相当惊人。第一，以前计划经济下的一些部委现在不存在了，每一次行政机构的调整都会产生一大笔不良贷款，一直沉积到现在；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使很多大的国企解散或兼并，其债务进了银行；第三，国有银行自己造成不良贷款。所有这些不良贷款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成本，这个成本是要付的。过去的不良贷款要靠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来逐渐稀释它，最后还是要用货币政策买单的。可是现在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暴跌，就突然之间又会加上相当一块不良贷款，这就会威胁到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
所以，房价暴跌，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这种可能性目前还不大，因为社会上的钱太多；房价暴涨肯定也不好。房价暴涨的结果是银行没有什么问题，而老百姓要买不起房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发展保障性住房。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康》：那您怎么看待现在有些地方房价下跌的情况呢？
徐滇庆：现在有人说，因为老百姓买不起房，房价就要下降，这个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上似乎没有错，需求少了，那么价格可能下降。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实际上大概是12%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这一点大家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咱们统计数据就可以得到很清晰的图像。
佛山市的领导告诉我，说佛山一个市的存款已经超过了甘肃省，甘肃省还有兰州啊，我马上看统计年鉴，真是这样。佛山在广东还不是最大的，比它大的还有东莞，还有深圳，还有广州。从银行的统计报表可以发现，银行存款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聚集了80%以上的钱啊。如果全中国每年的商品房按照现在速度来盖的话，这些高收入群体可以把我们五年之内完成的高档商品房一扫而空，需求仍然很旺盛。所以对在北京的房地产商说，在北京卖房子太没有挑战性了，只要楼盘一开，老百姓通宵达旦地排队、拿号，还要摇号决定卖给谁。在这么旺盛的情况之下，你主观想象一下这房价下降可能吗？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资金太多。
如果把这个形势弄清楚之后，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是，由政府出面，大量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给我们年轻人、工薪阶层提供足够的住房，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去打压那个高房价。
《小康》：但显然，政府在福利房上的投入还很不够。
徐滇庆：是的，现在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那就是要拿出更多的钱来盖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2006年以前，我们做得很不够，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2006年，全国完成廉租房投资额47亿。这个数字大家没有概念，觉得很多了，47亿呀。但是世界各国政府预算用于解决贫穷人口住房占它政府预算的2%到3%，香港5.5，而咱们中国2006年财政支出3万8千亿，47亿仅占整个政府预算的0.17%，即使增大10倍也才1.7%，还不到国际平均标准。难怪老百姓住房困难，难怪我们的年轻人说，买不到房！
政府明明确确规定必须拿土地出让金的5%，现在提到10%，来盖廉租房。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净收入2900亿，10%应该是290亿，5%应该是145亿，但实际使用只有47亿。请问还有100亿到哪里去了？而且中央政府又直接拨了53个亿给各地盖廉租房。应该说，中央政府还是了解到老百姓住房的困难并且采取了积极措施的，但我们的具体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
《小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最令人担忧的还有什么问题？
徐滇庆：资金流问题。资金流决定着我们的经济是否安全。现在资金流没有地方可以去，虽然咱们千方百计想对外投资，把一部分钱用出去，但是由于缺乏高级金融人才，这个数量还不太大；而流进来的钱却越来越多。银行里面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又高达19万亿， 40%以上是短期和活期存款。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负利率，一旦出现负利率，老百姓就不会把钱存到银行去，会流出来。在短期内可能有个滞后，但长期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钱很可能要进入房地产市场买房，买高档商品房，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小康》：那么，为什么又突然出现了房地产商的“拐点” 说呢，房价下降，这个谜怎么解？
徐滇庆：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不复杂。因为国家看到这个大局后，在2007年10月，把已经执行了7年的稳健货币政策改为紧缩货币政策，也就是说要紧缩银根。任何时候，通货膨胀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供给需求不变，我多印一倍票子，你看物价涨不涨。反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保护低收入群体，维护社会稳定。那么一紧缩谁倒霉呢？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房地产企业。国务院和银监会规定，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必须达到项目的35%。而长期以来，全国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平均数不到25%，有的房地产商只有百分之十几，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空手套白狼，自己没钱，靠银行贷的款，挣了钱归企业，出了事就归银行。风险成本转移，这是很恶劣的现象。要知道银行的钱是全体储户的钱啊。
同时，2007年房价暴涨，房地产商就拼命圈地，地价非常高，一下子资金套住了。中央又规定，拿到地之后，一年不开发要收费，两年不开发无偿收回。因此必须开发，但自有资金不够，银行又紧缩，所以他们就制造舆论，说房价下降了。但是经过调查，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万科是首先说它降价的，但有人对万科在5个城市中的楼盘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与2007年10月1日的房价对比，现在的销售价格普遍高1000到2000块。因此，我们在讨论房价的时候，绝对不能看房地产自己喊的价，而要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历史成交数据来看。
《小康》：目前需要防范哪些问题以避免危机？您对未来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怎么看？
徐滇庆：2008是金融领域的多事之年，国内股市大跌，房地产市场陷入低靡，资本市场动荡起伏，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由海外涌入，美国身陷次债危机，经济明显衰退，影响全球各大金融实体，金融危机愈发突显，这是我们当前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归纳起来，一方面，绝对不能再给银行增加不良贷款，这是要防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绝对不能让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损害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这是要防范社会危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两个危机来进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和谐，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人物简介
坐言起行的经济学人徐滇庆，1984年被派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受聘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成为终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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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住房市场化再思考
政府应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预期，这是打破目前这种沉闷观望的唯一有效出路。
1998年，住房政策由福利的实物分配改为货币化，房价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2003年始，房地产业一度高歌猛进，全国各城市高楼林立的同时，日益高涨的房价使民众怨声载道，房地产商成为“暴利”的炮轰对象，中央调控政策频频出台。2008年，房地产经济由直线上升应声而落，进入量缩价滞期。如何防止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怎样保障作为支柱型产业的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小康》记者走访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住房政策、房地产市场化与中国的人居状况。
过于频繁出台的调控政策，让市场失去了预期。谁都希望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但如果是以人为压低的资产与资源价格的垄断为代价，那么就必然是不可持续与重病后发的。也许今天的无法预期正来自于这样一种结果。
《小康》：自从年初深圳房地产市场从高涨状态步入滑坡，引发人们讨论是否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就要到来。您当时是否定“拐点”说的。但经历这几个月，人们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任志强：观望就是因为社会与民众无法判断政策变化与未来的预期。每次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后都会有一个观望期，市场中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在观望中等待。
过于频繁地出台调控政策，让市场失去了预期，无法根据政策预期的走向实施战略或较长期的调整。最初的政策出台，社会以为这就是预期了，但每次出台的政策都在极短的周期中再次调整了。当社会中的投资与消费主体刚刚按着上一个刚出台的政策调整了自己的经营与消费行为时，不久新政策就从相反的方向出台更严厉的手段，让市场与民众无所适从。于是就形成了每次政策出台之后都有一个观望期，似乎形成惯例地都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
另外，人们观望还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是希望要控制通胀而牺牲增长速度，还是容忍一定的通胀条件去理顺被扭曲的资产与资源价格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觉得政府应该尽快地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预期，这是打破这种沉闷观望的唯一有效出路。
为了防止炒房者发财和防止炒房可能产生的泡沫，就一刀切地限制了住房的二套信贷，让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的住房梯次消费也成了泡影，甚至还清了贷款的也不能合理地用较低的消费信贷去改善住房条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小康》：自2007下半年以来，政府为了针对房地产业的投机确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购房者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对于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银行贷款上的限制；而对于开发商，也在信贷管理上做了相应的调整。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
任志强： 因为还有人住房情况较差或尚未改善住房条件，因此要限制有些人拥有第二套住房，这似乎已成为了多数民众或舆论高唱的主调，政府也因此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以迎合民众的呼声。我认为是荒谬的。
最简单的道理就在于不能因为有人还买不起私家车就不允许其他人拥有第二、第三辆车，社会主义不能因还有人贫穷就让所有人都贫穷。有人说居住是个“人权”问题，有人说第二套住房多占用土地资源，第二辆汽车同样占用着钢铁资源与燃料资源。任何非平均的消费都必然会占用更多的资源。难道可以用平均资源占用为理由而只能实现平均消费吗？
如果用放水养鱼的方式，则应是对无力购房的应保障群体用转移支付的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对帮助的群体用免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住房解决，同时既然政府能对那些无力交税的群体实施无偿的或免除土地收益的方式解决以保障住房，为什么不能对纳税群体中的弱者用购买商品房免征定额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给以帮助呢？那些超出了免税额度的炒房人自然就不能享受免税的权利了，那么在炒房获利的风险与法定的免税获利之间，人们就不得不做出更理性的选择，也许炒房的风险远不如合理的免税更有诱惑力。
央行和银监会的信贷管理的通知仅仅针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只严格地控制了市场的部分(包括个贷)。这让我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真的不要市场经济了，不要住房市场化了吗？
以万科作为例子来说，他们的产品全部供向市场出售，他们所有的资金都是生产的流动资金而不是不动产的持有性投资。因此央行要求他们的注册资本必须大于或等于项目资本金率，而股东贷款却不能算作自有资金的怪现象。正因为这样，也才有了所谓的封闭贷款的管理和开发贷与个贷捆绑式信贷管理的发明等一系列的计划管理方式。
我们不否认这种信贷管理方式会增加银行信贷的监管能力与安全度，但市场经济中除了防范风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如果安全是在降低效率的基础上保障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又如何形成竞争力呢？
24号文件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责任。它的实质是告诉社会与民众，住房人权保障的问题是政府的事，政府必须从资金、资源、产品、制度上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给以全面的保障，这与市场化无关，是政府的责任，做不好打政府的板子，用清楚的问责制与市场的管理分开。
《小康》：您多次在研讨会上指出，同时也撰文表示：良好的住房政策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您认为目前的住房政策是怎么样的，又该在哪些地方改进呢？
任志强：住房政策是个长期政策、龙头政策，影响着市场政策与产业政策。在1998年之前，住房政策是福利的实物分配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住房的条件，反而让各级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98年的住房制度货币化分配的改革是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突破。但当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掩盖之下，忽视了对低收入无房户群体的保障体系的建立，留下了十年的遗憾。当我们试图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保障性问题或无强制性约束的分层次解决住房的政策，这会造成公共产品严重的缺失，也会在最终形成了住房制度的扭曲。这就是目前所有的社会矛盾集中转移于市场化和产业政策上来，同时也让所有行政调控的板子打在了房地产行业上。
什么是中国的住房政策呢？目前尚没有立法(如住宅法)而是只有1998年的23号文件、2003年的18号文件和2007年的24号文件。
前两个文件中有明确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的需求，但没有明确责任与资金保障，因此让保障性的廉租房成了一句空话，也让经济适用住房飞出了保障性的轨道，混入到了市场的行列之中，成了富人们财产性收入的工具和行政性寻租的工具。
24号文件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责任。2008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政府与市场责任的划分与界定，再一次明确了中国的住房政策，即中高收入家庭靠市场(商品房)、低收入家庭靠政府(廉租房)、中间层介于两者之间，上端政府帮助进市场，下端政府帮助进保障(分别为限价房与经济适用住房)。
公共产品的十年缺失，让更多的民众将房价中被政府索取了大量土地出让金，却不能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转嫁给了市场和开发商。该不该买房本是有完全支付或部分支付能力家庭讨论的问题，但却成了全民关心的事情，让那些本就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也成了市场中的争抢者，让市场中增加了许多无理性的噪音。
《小康》：这几年，社会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多有责难，房价的看涨看跌也成为大家的热点话题。作为华远房地产董事长，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任志强：当房地产业被称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时，反对的声音就从未停止，房地产开发商也连续不断地成为重拳猛击的对象，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房地产业一方面在改善着城市面貌、增加着政府第二财政的收入、提高着城市人民的居住水平；另一方面又被当作经济过热的祸根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源头。
该不该买房是个需要不需要的判断，前提是有支付能力。否则人人都觉得自己该上月球、该有房、有车、有高等教育与高消费，这就成了天方夜谭了。讨论问题应有前提与基础。
什么时候与什么价位购房是与支付条件和预期收入能力相关的事，却在市场中成了投资者的讨价还价。更多的人不是以需求为前提，而是以房价是否能产生更多盈利为条件的讨论，让消费观念产生了混乱。固然商品房具有双重属性，包括投资产品的功能，却不能不强调社会舆论导向作用，更多地让住房变成投资品的单一属性，让社会的预期发生了重大扭曲。
而政府出台的各种严控政策则从限制、抑制投机变成了面对整个地产行业的调控。似乎炒房产生的危害远远大于解决与改善住房需求的实际效果。投资过热已成为房地产业的副产品，让支柱型产业不但徒有虚名，且连拉动内需都成了空话。解决保障性住房已压倒一切地占了主导地位，而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也成了备受争议的错误。
于是住房是政治、房价是政治等等与市场原则根本无关或相背的口号都堂堂正正地出自政府官员之口并写到了政府的工作文件之中。更有甚者，则是要用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大量推出来降低市场商品房房价，将政府责任与市场责任完全颠倒了，也在干扰与破坏中国的住房政策和市场经济。
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不但要对贫穷者给予法律的保障，维护世界人权公约这一基础，同时，也应该对合法收入与劳动致富给予肯定，并对财富给予必要的尊重。如果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很低，即使有保障制度也不会让社会更快发展，也不会让穷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小康》：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合理地规划好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以此保证人们的居住权？
任志强：我们可以用分层次的交通体系来对比一下中国住房政策中的多层次消费问题。每个层次中又有高、中、低的不同消费层次。这些划分恰恰是给不同收入的群体进行消费选择的权利。
高收入的家庭可以选择私人交通或公共交通中的高消费；中低收入家庭可以选择适于自己消费能力的交通方式，如市内的私人交通、航空中的中等消费、火车中的高消费；低收入家庭则更多选择公共交通中的带有政府补贴或较低的消费方式。
住房政策也同样。住房分为保障性的公共产品(廉租房)，半保障性的公共产品(经济适用住房)，帮助性的半商品房(两限房)以及商品房中的高、中、低档房。不同的消费群体可以选择不同的消费或保障，但绝不能将不同的消费群体放在一个水平上去对比。
市场只面对高或中高收入的家庭，这是中央与国务院文件定的调子，也是中国住房政策的重要改革之一，所以才有了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前提。
政府的税收毫无疑问的应对那些缺少竞争能力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给予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医疗、教育、退养等各种保障。但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政策与法律并不同时和必须去限制其他人创造财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
只有创造的财富更多、政府的税收更多时，才有可能实行更多的转移支付，建立更高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住房与收入上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市场让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时，对穷者的保障才是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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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企业的高成本寒冬
2007年，周天勇提醒，2008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真正来到，中国企业将要度过一个高成本的寒冬。与此同时，2008年的就业形势也更加严峻。
周天勇是中央党校的知名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有着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不久前,朋友们收到周天勇群发的一条短信息:“最近有一篇极左文章《中国的危机》,盗用我名在新华社专供报告上发表,责编xx,审稿人xxx,请转发各位朋友告之。”可见这一事件对他颇有干扰。
《小康》记者此后对他进行专访,他谈到自己最近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将如何渡过一个高成本的寒冬。
《小康》：全国大批的中小企业现在陷入了停产或倒闭困境。而在去年的时候，你提出，2008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真正来到。中国企业面临哪些现实困境？
周天勇：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之年，调控的手段是用各种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控制土地供应，关紧土地闸门；加大项目审批和环评力度，控制投资规模等等。中国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成本普遍上升。以前很多企业不上保险，现在不上肯定违法。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在提高，工资标准也要提高。
其次是资金要素成本会上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整个信贷的规模受到限制，资金会非常紧张。资金紧张以后，到黑市上拆借的资金成本也在提高。广东、浙江那一带的中小企业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有地下钱庄可以融资，但是山东、东北那些民营企业就比较麻烦了。
汇率也在提高，每年上升5%—6%到7%—8%这样一个幅度，基本上外贸企业、出口企业的利润都要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出口退税也在减少。出口退税的额度在下降，出口退税率下降，有些甚至取消。这对一些企业的压力非常大，本来出口退税就是他们的利润。
还有国际市场的萧条，比如说美国经济的萎缩导致需求的下降。
以上三个因素就导致外贸企业，特别是与出口加工有关的企业生存艰难。
再一个，就是通涨，原材料成本上升。在中国，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倒挂格局非常明显，煤电价格倒挂也由来已久，水资源的价格也过低，一些矿产资源的定价不能反映供应与需求的格局。2008年开始，逐步地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而且上升的势头不减，这些都直接推动企业用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另外，由于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会诱致国内粮价上升，导致用农产品做原料的各类企业的成本上升。
《小康》：中国企业能否熬过难关，取决于什么？
周天勇：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2008年在成本和利润方面遇到的挑战可能大于机遇。能不能减少破产倒闭歇业企业的数量，企业能不能正常运营，取决于：从宏观经济看，国内需求扩大到什么程度，宏观调控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如何；从微观方面看，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力的程度，工艺流程能否改进，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如何，能不能在品牌和标准方面有所进展，提高土地和设备的利用率方面有没有改进，能不能选到新的朝阳型的投资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能不能消化成本提高因素，项目选择是否为国家支持等等。
《小康》：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更突出，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周天勇：确实，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上，将会保大企业压小企业，保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压民营经济，保政府项目压社会项目，保重大建设项目压规模较小的项目，其结果是不显著增加就业的领域将会得到贷款，而显著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中小加工服务业或建设项目，得不到贷款。
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收紧银根，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起来了；可一旦收紧银根，肯定是收中小企业的银根。因为给了小企业，大企业就没有贷款了，银行就要亏损了。银行不可能专门放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不放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
问题的关键与我们的银行体制有关。美国3亿人口，有4万家银行，互相独立。我们13亿人口，也就800家银行。大银行是不会给中小企业贷款的。这是一个铁的定律。整个银行体制不改那是没用的。现行的银行体制和货币政策就是损害就业而不是促进就业的。
《小康》：这样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周天勇：企业倒闭，就业困难。发展速度提高不一定增加就业，但发展速度降下来的这部分是中小企业，就一定影响就业。速度和就业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你掉下来的是第三产业，掉下来的是中小企业，那一定影响就业。如果增长的是大项目大企业，那跟就业没什么关系，因为大资本大项目增加不了几个就业。
经济放缓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以往的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是对的。但是，投资规模压缩后，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如何调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小康》：我们该如何平衡速度与通涨？
周天勇：这是经济运行中的两难。现在的问题是，你要选择速度快的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呢，还是要速度放慢的通货膨胀？而且速度放慢，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消除。因为无论是工资成本、粮食价格还是能源价格，这些东西并不取决于你的速度高低。所以速度降下来不一定能抑制通涨。
我认为今年甚至到明年的麻烦正在于，速度压下来了，不一定物价就能压下来。因为物价涨价的因素跟速度没关系，劳动力成本提高也跟速度没关系。
今年的CPI可以压到6%就已经不错了。
《小康》：你怎么看下半年的走势？
周天勇：下半年的问题肯定挺多。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来，就业会更加困难。速度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就业。速度上去不一定增加就业，但速度下来肯定影响就业。第二，整个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比较大。国家形势怎么走也很难判断。
《小康》：有没有可能出现大的起落？
周天勇：如果宏观调控不好就有大落的可能。避免大落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那部分阻碍投资、创业、经营、就业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减少收费，减少收税，彻底改革注册登记制度。不再要什么工商登记，工商、质检、城管、消防、安检，交通行政、卫生防疫等行政收费通通停下来；再一个就是少收税。改革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经济、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将目前还带着计划、行政、生产建设色彩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阻碍经济发展、降低办事效率的行政审批、许可、收费和垄断。
如果这些事情不解决，其他的事情很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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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到底是谁惹的祸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文/《小康》特约撰稿Michael Pettis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近来最受瞩目、也是专家们争论得最火热的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也相应地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议。
一种解释认为此次通货膨胀都是“猪肉惹的祸”。
“猪肉论者”通过指出一系列确凿的数据(大部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价格上涨来解释，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保持在2%以内)，结论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只是由暂时的食品供应短缺所造成的，并将随着食品供应问题的解决而得到缓解。
然而，“猪肉论者”却并不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认为，数月的高物价可以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当这种预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时候，真正的通货膨胀就很可能到来。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够使食品供应尽快转上正轨的动力，并且尽可能地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与“猪肉论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货币论者”。《金融时报》曾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称“那些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太少猪肉’，而非‘太多金钱’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
“货币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
中国人民银行要保持人民币的兑换水平，就要大量地购买涌入中国的外币。这些购买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币或各种债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新制造的货币或债券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国内投资市场。国内投资的旺盛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旺盛。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的增加，从而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又添一笔。
正是在这种循环的效应中，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不断出现了高水平的贸易顺差与高额的外汇储备。这造成了中国出现了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现的症状：过低的真实利率、过高的投资水平、过热的股市，以及最终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货币论者”如何能够辩驳“猪肉论者”雄辩的数据呢？
“猪肉论”的逻辑中有一个漏洞，即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不大，但并没有下降。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引起人们在非食品类商品上花费的 一部分转移到食品上来，从而会造成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的下降。
在理想的状态下，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下降总量应该等同于食品的价格上涨总量。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准确地存在，但确实存在着一种把非食品类商品价格向下压的力量。
在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中，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问题。
笔者认为，恰恰是食品供应的短缺掩饰了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的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价格中立即显现出来；一旦食品价格停止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将在更广泛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显现出来。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如果结论不幸地证实“货币论者”的观点正确，那么这几个月的继续放松的货币政策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而到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货币的大幅调整——也不是奉行渐进主义的中国财经政策的决策者们愿意接受的。（采写/《小康》记者 郭芳 杜娟 蒋卫武 孙晓青 宋近双(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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