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胜出是‘深圳模式’在国家选择未来发展道路时的必然胜出。”6月中旬，深圳终于结束了与上海、苏州等地两年多的竞逐，在收到国家发改委的批文，成为国家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的那一刻，一位深圳官员如此感慨。

　　深圳主管科技的官员们则乐于如此解释——“苏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其产值高、能耗高，附加值低，与国家战略转型方向不符；“武汉模式”则暴露了中国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的不足足，研发资源过多集中在高校及国家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足，产业化实现程度低；而“上海模式”中，跨国公司整体占据优势导致本土创业氛围不突出，本土企业力量较弱。

　　相比之下，深圳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本土化能力明显突出。深圳市政府近年做过一个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当中，有50%来自本土企业；同时，深圳有一个“四个90%”的杀手锏，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当中，尤以华为的成功为代表，这意味着深圳已经形成了一套市场化程度较高、以本土高科技力量为主体的“类硅谷”化创新模式。

　　然而在获得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这顶华丽帽子后，“深圳模式”并没有接着获得更为广泛的认知。这个现象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关注。

　　事实上，深圳正是此轮中国转型危机中的聚焦点——深圳不正面临众多工厂倒闭，经济减速的危机吗？深圳模式不就是珠三角模式吗？而珠三角模式不就意味着世界工厂和加工贸易吗？

　　深圳必须对上述质疑给出一个答案，才能有力地证明自己作为首个“创新型城市”所代表的中国道路。

　　15年前的转型样本

　　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体验过。

　　在1992－1998年间主政深圳的厉有为，至今还能回忆起初到深圳时，三来一补企业给深圳环境带来的触目惊心的一幕：仅蛇口半岛那一片就有60多家小印染厂，沙头角中英街的海则是臭的。

　　1993年，有感于加工贸易对深圳环境资源的伤害以及产出效益的低下，厉有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在当时极具争议的决定：即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

　　这一决定做出后的1994年，大批以印染、服装、玩具为主的港台资企业从深圳向临近地市转移。深圳民间对这次以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发动产业转移如此解读——“正是深圳的这一拨产业迁移，促成了珠三角另一座城市东莞的崛起”。

　　在厉有为看来，促使他当时下此决心的背景是：经过前十年的发展建设，深圳在“贸工技”的发展模式上，已经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即以过度依赖港台资低端加工贸易，到引入相当数量的国营企业、以及欧美日等高端制造业方向转移，与此同时，活力更为惊人的民营企业也已开始抬头。

　　“当时我们有一批企业已经上来，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发展非常快。那时财政收入每年递增50%，处在一个上升趋势，所以我才敢让他们往外迁。”厉有为回顾说。

　　事实上，正如厉有为所言，1993年启动的产业转移，是在深圳过去十年自觉的产业升级基础上完成的。

　　据1986-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本报回忆说，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深圳仍旧只是以低端加工贸易为主，从1984开始，深圳开始成立相关国家企业，并于1986年在全国率先试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当中以赛格集团、长城集团、中航集团为代表。

　　赛格、长城等国资背景企业进驻后，在“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方向指导下，分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合资的方式为深圳引入了日立、三星、IBM等欧美电子制造业巨头。

　　这使得深圳的产业布局开始形成一批机制相对灵活、产业能力较高的国有企业，同时也为深圳的外资力量增加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欧、美、日等外资，丰富和完善了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员工持股”等措施，深圳的民营企业开始萌芽，到90年代初，华为等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至1993年，由厉有为推动的深圳第一轮产业迁移启动之时，深圳已经发展到了其历史的关键时期。以这一年为界，外资力量、国营企业和本土民营企业，这三大力量在同一个改革开放大舞台上发展壮大，相互影响，并互相博弈、竞赛的局面的初步形成。

　　也正是这一年，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调研珠三角各城市高科技产业时，被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所震惊，于是当即决定召开相关座谈会，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目标，并开始利用特区的优势，出台大量扶持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这是深圳第一次自觉地推动的产业升级的开始。

　　回顾深圳的昨天，审视东莞、苏州、昆山等更多中国城市的当下，它们正在遭遇的转型困境，只不过是15年前深圳经历过的困境而已。

　　民营科技胜出

　　深圳模式对于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经济而言，其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多方力量博弈下，民营科技力量的胜出。

　　大体上，深圳产业发展史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阶段：首先是80年代初，依托香港形成最初的“前店后厂”格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南下的国营大企业、欧美日等外资力量与原有港台资形成共同主导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始于90年代初，本土的民营力量崛起形成一批有活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至90年代末初步形成规模，与国营、外资力量一起，形成三股相互影响、博弈的主导势力。

　　回顾深圳民营科技创新力量的崛起历史，最能说明“深圳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开放之初，也就是深圳发展的第一、二个阶段，南下的国资企业，以及进驻中国外资力量在深圳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时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台资，以及“国企+外资”的模式对深圳早期产业结构、链条布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比如，早年的深圳赛格集团引入了日立、三星等外企，建立合资公司，打造了深圳早年彩电业基础，此后赛格还引入意法半导体，完成了深圳IC产业的最早、也是现在深圳较大规模的半导体生产线。此外，长城集团早年PC的所有产业，包括台式机、硬盘，显示器等，无不是早年依赖与IBM的合资而来。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赛格、长城纷纷从鼎盛走向衰退，而此时日立、三星等跨国公司也借桥过河，顺利完成了其进入中国，并从合资走向独资的布局。

　　大型国企的结局最终印证了“市场换技术”模式在走自主创新道路上的失灵——以“借鸡生蛋”为主，技术上依靠外方，资金依靠银行，忽视技术升级、管理创新，最终并不能形成自主创新的研发和管理体系。

　　在国企、外资唱主角的第一、二阶段，深圳的民营力量已经开始萌芽，并逐步成长。华为、中兴均草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华为是民营企业，中兴是国家科研机构与地方国企结合的产物。八十年代的中国电信市场已经被国外电信巨头瓜分殆尽，华为、中兴只能以代理国外产品起家，进入90年代，华为、中兴开始转入自主研发，同时对内部体制进行了大幅革新。

　　《华为基本法》是中国企业最早的企业管理大典；同时华为启动了中国早年的全员持股计划，解决了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问题；此后又引入IBM、HEY等国外的人力管理及研发流程，这是国内最早、投入最大的企业管理制度化、现代化的实践。

　　90年代中期，中兴也进行了“国企民营化”的改造，为此后区别与大唐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此后又陆续推动了创业人员持股、以及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为企业建立了根本的体制推动力。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后的十年间，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深圳民营企业的成长成为中国高科技创新史上一个独有的现象。近十年来，深圳还陆续孕育了比亚迪、迈瑞、金蝶、腾讯等质量极高的高科技企业。

　　到2004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达350.6亿美元，多年来居全国第一，深圳目前有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千家，其中60%是民营科技企业，全市超过60%的高新技术项目在民营企业。

　　深圳模式的内在力量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说，深圳模式对未来国家战略有着重大意义。

　　究竟什么是深圳模式？它内在的力量又是什么？很多人将深圳的胜出归因于深圳本土企业华为的成功，那么华为现象是深圳的偶然还是必然？它的成功是否足以证明深圳可以像硅谷那样，在创新政策体系、创新服务体系、人才体系、文化体系等综合体能力方面取得成功？

　　据李灏回忆说，深圳发展史上有个奇特的“1988”现象：深圳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多家企业都草创于这一年，华为、中兴，乃至于在中国金融行业最有影响力的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皆是1988年前后创立。

　　李灏说，“1988”现象背后的推手是：1987年，在当时国内普遍歧视私营经济的背景下，深圳市在国内率先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的规定，并出台相关措施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方式创业。

　　该规定给了华为等民营高科技企业“准生证”，李灏回忆，这一规定迎合了1988年全国上下掀起的下海潮，恰到好处地刺激了深圳的创业冲动，“公布了两三个月，几百家企业就登记注册起来”。

　　事实上，华为从80年代末的代理海外设备的销售型公司，逐步向自主研发公司质变的过程，与深圳市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呈现了步调的一致。

　　1993年是深圳确立“科技立市”的关键年，是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文件，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6月，再次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此类条例和规定出台为此后数年深圳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大幅增加，并为深圳90年代华为等民营企业的崛起奠定了“孔雀东南飞”的局面。

　　此后每年，深圳市均会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尤以1998年2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为重点，该条例充分利用了特区的优势，涉及到税务、财政、国土、人事、劳动、住宅、外事、银行等多个方面。这是地方在财税等经济政策上进行突破的首次尝试。

　　1998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使华为在1998年后的公司内部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获得了法律的支撑，也为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深圳创业提供了法律保障。

　　深圳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与早期获得国家科技经费支持和政策鼓励的巨龙、大唐到今天反而式微相比，华为、中兴在深圳的成功说明，国家过去在科技创新体系上过度依赖国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方向上值得反思。

　　摇摆的深圳模式？

　　深圳过去在产业升级上所走的道路，是否可以成为其它城市转型的样本？深圳今天再次面临的挑战，能否再次践行出一条新路？

　　早已被深圳接受的一个事实是，90年代由“政策红利”带动的区域创新优势已经成为历史。“目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政策效应衰减，基础支撑不足，市场竞争加剧。”深圳市长许宗衡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如何制定“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是推动深圳下一步转型成功的关键。

　　据悉，深圳将于9月底召开关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工作会议，研讨深圳未来走向，以及相关的政策的出台；深圳将针对商业、制造、金融等行业出台配套政策。“但是都比较分散，重点不突出。”深圳政府人士评价说。

　　目前摆在深圳面前的困境是：在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奇缺的现实条件下，外资(包括港台以及欧美日)、国企、民营等三方力量在未来的深圳舞台上必然相互争夺资源，而深圳必须做出取舍。

　　事实上，深圳近年已经明确未来发展的四大产业作为发展“高端制造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支撑：高科技产业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金融、生物制药、现代物流。

　　“这是不够的。”有深圳政府人士认为，创新型城市意味着一种方法和路径，而不是经济规模和总量，深圳未来发展必须忍受经济规模总量下降的阵痛，将有限的资源向重点产业、企业集中，“比如民营高科技企业，处在创业期的创新型产业”，他还认为，同时要加大对高校、公共研发机构等人才基地建设。该人士表示，深圳市目前对调整与阵痛期的各类经济数据下滑有过度的担忧，以至于在政府制定上会出现摇摆。

　　上述人士称，“什么都想做”会伤害深圳过去30年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成果，从而扼杀了深圳模式的活力。他举例说，比如80年代末到90年代，“孔雀东南飞”的人才聚合效应正在消失，因为“没有高校，而房价等成本上升太快，招不到人”，这给只有一所深圳大学的深圳带来的直接杀伤力是，大量企业的研发环节外流至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长此以往，深圳发展高端环节的愿望将会落空。

　　难以想象，当华为将其代表未来的“4G"研发核心环节放至北京、上海，甚至更为内陆的西安、成都时，今后深圳模式还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深圳模式吗？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