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警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早在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这些说法是否危言耸听？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制造业密集地区，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作为每年节后的必需课题，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对广州、深圳、惠州等地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于今年3月公布最新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在岗员工总数39.62万人，其中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的缺口数分别是1.64万、0.17万和0.08万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缺工

　　企业的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年度离职人数与在职人数的比值，依次是32.68%、18.52%和17.20%，普工的流失率达到了技工的两倍。而一般企业年度流失率通常都在10%以内。此外，监测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珠三角地区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长71%，而求职人数增速是32%。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

　　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三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到了2007年，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第二季度全省劳动力缺口约86万人，劳动力资源仍供不应求，尤其缺乏技能人才，出现了有岗位而无合适人选的尴尬。

　　实际上，“用工荒”已经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呈加速蔓延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调整，中西部地区开始迎头赶上，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原来作为输出地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调查测算，全省企业常年缺工约40万人，全省经济开发区缺工率约为38%。

　　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2007年我国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

　　与此同时，作为“民工源头”的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已经演变为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供求逆转苗头已经出现。

　　这让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尽管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问题日益突出，但是每年1200万至15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一直“人满为患”的中国真的在走向人力短缺？

　　乐观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毕竟我们还有农村数亿闲散劳动力这个“蓄水池”。“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劳动力还是供大于求。”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这样认为。

　　虽说是供过于求，但供求对比已不那么悬殊，特定劳动力价格水平下，更不再是供过于求。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2749个行政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此外，在城里打工的年轻民工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当前和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年至2002年，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转折，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长期以来，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眼下，善待劳动者成为应有之义，不仅要加强各种劳动保障和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各级政府还需在户籍制度、公平就业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减缓日益逼近的劳动力短缺。

　　也许有人会说，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弱国际竞争力。然而据一项测算显示，在制造业，我国大陆的劳动力成本约为香港的1／10、美国的1／20，因此即使我国大陆将农民工工资再涨一倍，也远远不及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投入。这也正给我们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供了可能。

　　关于：人口红利

　　什么是人口红利？按照人口经济学家的解释，“人口红利”期是指随着一国生育率的下降和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中间大，两头小”，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的过程。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提出的新学说。1997年以后，西方学者在陆续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红利期可能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步伐；三是由于人口

老龄化高峰没有到来，所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较轻，财富积累速度快。

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抚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力人口。依赖人口和劳动人口之比如果小于50%，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而如果这一比率超过60%，则意味着社会步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于漫长的人口转变历程而言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在人口再生产持续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当前的人口红利会逐渐转变为未来的人口负债。

纵观各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世界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倚赖人口资源、倚赖年轻的人口结构起家的。

国际经验表明，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口红利学说从人口结构的角度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崛起提供了解释。而西方经济史也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正是由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利用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机会不断加速经济发展，才最终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