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转型阶段，产业转移则成为现阶段的必由之路。”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后凯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产业转移并非新鲜名词，但在今年世界经济减速、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企业自发到政府行为

外商投资和东部沿海企业的“北上西移”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北上的路径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地区，西进在2004年之前并不十分明显，2005年起步伐开始加快。”魏后凯说，迁移起初只是企业行为，2006年开始成为政府引导行为。“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制定了一个加强东西互动合作的文件，商务部对鼓励外商和沿海企业西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一切使得现在“西进的势头很好”。

　　谈及近年来沿海地区企业西进规模不断加大的原因，他分析说，“沿海企业过去大多档次不高，珠三角的企业原来很多都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占广东省的60%，尤其是不少港澳企业资本量小、科技含量少，这些企业比较看重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以及地方的优惠政策。然而，随着产业集聚带来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增大，比如劳动力、土地成本高涨以及能源缺乏，由此引发‘民工荒’、‘地荒’、‘电荒’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上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加快导致产业进入的门槛不断提高，而有些企业在环保等方面难以达标，于是只能选择迁移。”

而今年以来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令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目前珠三角一些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比长三角更严重。”他认为，珠三角外资企业以港澳资本为主，档次偏低，而且加工贸易比重大，所面临的迁移压力更大。“珠三角企业还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如长三角，并且工人的劳动技能因流动性大而缺乏积累难以提高。”

但大规模的整体迁移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其潜藏着产业空心化的危机，魏后凯认为应该将“就地升级和产业转移相结合”。“企业迁移分为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前者是指整个企业全部迁走了，这样的企业很少，后者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指新增的投资投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像浙江很多民营企业那样把总部搬到上海去了。”他说，“迁移一直存在，与企业发展阶段相关，是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的问题。”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不仅有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方面的优势，其广阔的市场也是吸引企业迁移的一大原因。不过，阻碍西进的制约因素也存在，最大的两个问题存在于产业配套能力和软环境上。“比如东莞台式电脑的组装在当地95%都能配套，苏州的笔记本电脑也一样，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配套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不少地方还不能完全适应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这种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整个当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提升。”在软环境方面，他认为中西部地区跟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办事效率和观念上还有一定差异。此外，西部工业企业税费负担很重，远高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他特别指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应该吸取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提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后来发现这个模式有问题，就把原来的就地建厂改变为建园造城。所以工业化要走集中化、园区化、城市化的道路，依托工业园区集中布局，不能遍地开花。”他还表示，“要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不能饥不择食来者不拒，不能让沿海的那些污染环境技术落后的东西转移到中西部。”

　　从双极拉动到多头并进

据魏后凯和王业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趋势，导致目前中国大约3/4的制造业集中在东部少数地区。

“从一些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各种要素和产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将容易产生经济‘过密’和‘过疏’的问题。”魏后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将被少数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地区所占有，而一些落后地区则有可能出现“边缘化”的危险。

不过，“随着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北上西进，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内在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时代。”魏后凯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地区支撑的，这些地区继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之后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代主导地区。从未来的发展格局看，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东北哈大产业带、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都市圈、关中城市群等，都有可能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地区和增长极。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在可能进入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由过去的往沿海地区集中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假如这个趋势能够很好地保持的话，中西部地区至少能够在今后15到20年内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魏后凯说。

　　从“就资本转移劳动力”到“就劳动力转移资本”

在魏后凯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制造业活动在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而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种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高度不协调，是造成加工能力与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产地严重脱节、全国范围资源大调动（包括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和劳动力大流动以及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大规模地集聚人口，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形式存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为沿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不能在当地安家落户，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居民，不能充分享受自己亲手创造的工业化成果。”魏后凯说，“今年春节期间因南方连续大雪引起交通中断，导致大量旅客滞留在广州等地火车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他的一个建议是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外来务工人员尽可能地在当地安家落户，另一个则是变“就资本转移劳动力”为“就劳动力转移资本”，即就劳动力的分布来吸引资本创造就业岗位。魏后凯说，“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劳动力供应紧张甚至短缺，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岗位十分缺乏，所以我们要鼓励沿海企业西进，鼓励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以重点开发区为载体大规模集聚产业和人口，从而促进河南、湖南、四川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实现大范围的本地就业，推动人口分布与就业协调。”

他指出，对中央政府而言，引导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产业转移扩散，应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所谓“大棒”，就是要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包括技术含量、自主创新能力、单位产出能耗和“三废”排放量、单位土地产出率等指标，鼓励沿海经济核心区加快产业升级；所谓“胡萝卜”，就是要对到中西部和东北投资的外资和沿海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土地、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

值得期待的是资本随劳动力转移可能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多年来的民工潮和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就此得以缓解。更重要的是，让所有劳动者平等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应该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追求。（文/蒋菡编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