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8年中国有什么“中心工作”的话，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这两件事。这里所说的中心工作，不仅仅是指中央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所从事的主要工作，而且是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包括人、财、物）共同来完成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其他工作都必须以此作为中心，凡是与之冲突的就必须停止或暂缓。

　　如果说2008年中国有什么“中心工作”的话，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这两件事。这里所说的中心工作，不仅仅是指中央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所从事的主要工作，而且是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包括人、财、物）共同来完成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其他工作都必须以此作为中心，凡是与之冲突的就必须停止或暂缓。

　　新的“中心工作”

　　奥运会自申办成功之后，就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工作，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仍然停留在举国欢腾的一刹那，奥运会之后的准备工作就淡出公众视野了，只是间或举行的“奥运倒计时××日”纪念活动让社会知道有这么个活动。直到今年，奥运才逐渐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全民参与的盛事，同时各种干扰事件也“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正成为了全社会的中心工作。而汶川大地震一突发，就迅速成为全国的中心工作，不仅中央政府全力以赴开展救灾工作，整个社会也迅速动员，共同参与。

　　以上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整个事件都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从两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据财政部报告，截至7月21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615.07亿元。中央财政投入550.74亿元，其中：应急抢险救灾资金250.7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30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64.33亿元。同时，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1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82.11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79.19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21.66亿元，可见，民间的捐助与政府的拨款已经相差无几。

　　另一组数据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人数，据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统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共有10万赛会志愿者大军，报名人数超过了112万，创历届奥运会之最。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为87岁。除了10万赛会志愿者外，从7月1日到10月8日，40万城市志愿者和100万社会志愿者也同时服务于北京奥运会。而18年前，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上，“志愿者”这个最早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慈善服务的概念，对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支新崛起的民间力量，今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志愿者集体登上历史舞台，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中有农民、学生、经理、律师、医生、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他们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参与物资运送、卫生防疫、心理治疗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成为官方救灾工作的有力补充。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初步统计，迄今已有至少491万名志愿者参与了四川的抗震救灾，这一数字几乎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总数的5倍。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为北京奥运会提供志愿服务。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赛跑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长期以来习惯于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优越性。此时的“中心工作”模式就是由政府包揽了中心工作的一切内容，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在政府的统一调配下开展工作。

　　然而，中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正在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政府的这种转变往往是一步三回头，要告别过去，总是有些依依不舍，而一些重要事件，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例如举办奥运会，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政府本应弱化的职能。因为我们长期所习惯的一些做法，例如通过“举国体制”保证奥运会的成功，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政府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速度大为减缓，最终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成熟。因为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彻底，是评价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成熟的重要内容。因此，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同样是“中心工作”模式，却要有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新“中心工作”模式其实是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赛跑，既照顾到传统的“举国体制”和动员机制，又要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资源的分化与重新整合。

　　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中心工作”模式，就是指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作为有限的政府，在处理事关全社会的中心工作时，并非包揽一切，而是有选择地从事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正的工作，对于可以由社会和第三部门以及公民个人从事的工作，则放手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从而成为只承担相应责任的政府，而不是如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全能政府，是统管一切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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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真正建立新“中心工作”模式，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加强信息公开。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媒体立刻跟进，全方位报道灾区的各方面情况和救灾的进展，各级政府也基本上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消息，甚至公布灾区的最新需求，方便各界有针对性地捐款和捐物，网络作为第四媒体，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发布寻亲启事，极大地方便了灾区内外的信息交流。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救灾过程中，各种非政府组织像红十字会、志愿者组织和国外的救援队都起到了政府组织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构建新“中心工作”模式时，更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动员和组织广大市民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介入。

　　 政府作用的边界

　　对于中国能否顺利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内外学者对此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即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一定能够顺利举办2008年奥运会。但在怎样的前提下顺利举办，对此认识却有很大不同。像奥运会这样的中心工作，当然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乃至主要作用。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这类活动，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也难以想象能够顺利举办。

　　对1984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六届奥运会政府的作用做一个简要回顾可以发现，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包括在希腊召开的雅典奥运会更是如此。即使商业色彩较为深厚的1984洛杉矶奥运会、1996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政府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政府而言，由于大量的社会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甚至是主要角色是无可厚非的，通过“举国体制”，举全市甚至全国之力办一届奥运会，使17天的奥运会开得风光体面，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然而，问题是，如果政府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做法，即使风光体面地顺利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但耗费的成本很高，效率较低，还能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吗？

　　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政府在发挥自身作用的条件下，尽可能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推动市场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要达到这一标准，必须厘清政府作用的边界。

　　确保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正，这两项工作只能由政府来做，因为除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能承担起这些职责。社会公正包括司法公正和市场公正。维护社会公正，一项重要任务是维护市场公正。而要维护市场公正，政府除了制定相关法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对市场的监管，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的监管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2008年奥运会，政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强对奥运建设的监管，对于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则要把对于特别是救灾款的发放和工程建设的预算资金的使用的监督列为政府监管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作用既然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这就意味着，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起作用，如果市场可以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就应尽可能淡出。即使在传统领域政府发挥作用同样有着自己的边界。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起作用的传统领域，也需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奥运场馆建设、灾后重建等等，在政府主导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竞标等形式选择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中心工作”模式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新的“中心工作”模式中，社会力量对于政府工作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监督，这在当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十分有限、力度很小的情况下更有着深远的意义。(作者：王大鹏 来源：南风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