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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中国制造遭遇困境（二）

http://www.gkong.com 2008-09-17 10:20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谁又能知道呢。
　　出口基地：观望中突围
　　一个全部人口不过50万的小镇，却拥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纳1.5万人入住，其中有4家五星级酒店、8 家四星级酒店和10家三星级酒店，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资建造的——这些，是厚街镇为产业升级已经押下的筹码。
　　撰稿•汪伟(记者)
　　在从东莞市区开往厚街镇的出租车上，天已经晚了，我正打电话预订晚上住宿的酒店，司机笑了起来。
　　“你根本不用预订”，他怀着一种当地人特有的热情说，“厚街到处都是酒店。”
　　此言不虚。厚街镇距离东莞市区车程不到半个小时，汽车在雨后的阑珊灯光中沿着公路而不是街道驶入厚街，公路两旁都随处可以看到酒店的招牌。一掠而过的印象中，这些高层的酒店建筑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乡镇上，更何况数量是如此之多，而且宽阔的大堂里尽悬挂着些大型的、装饰气息十足的气派吊灯。
　　尽管出租车司机主要在东莞市区营业，但大概不是头一回遇见对厚街镇上的酒店数量感到惊讶的客人，他把车停在选定的酒店门口，找零的时候不忘记用得意的口吻说，“厚街的酒店全世界都有名。”
　　是吗？2008年的夏天，在广州，一位经济学家花了半个多小时介绍这个东莞近旁的乡镇，然而几乎没有主动提到这里的酒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应该是酒店业密集之地。实际上，这里通常被称作“家具之都”，还有人称它是“亚洲鞋业之都”：这些中国特色的修辞里仅仅包含着一个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屡见不鲜的出口加工基地——厚街似乎仅仅因为发展最早和规模较大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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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地酒店的乡镇
　　厚街为什么被称作“家具之都”和“亚洲鞋业之都”，是异常直观的。沿着广东省256省道，家具市场、木材市场和鞋料市场林立栉比，从公路旁一直绵延到远处的小山脚下。这些生产要素的集中意味着生产家具和皮鞋的流水线距此不远。
　　这是个杂乱而又生气勃勃的地方。不计那些一二十个工人和几台就设备组成的小作坊，厚街全镇有规模以上家具厂4 00多家——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很难有人不对他们在厚街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叹。一条望不到头的家具大道里卖的东西无所不包，这里找得到做家具所需要的一切，从原料到成品到加工家具的机器，厂房一间接着一间，总共有5公里长。
　　看过了家具大道，僵硬的数字就变得有说服力了：厚街的家具厂里就业的人口据说超过了10万人；厚街出口的家具数量，占到中国出口总数的20%。
　　但在今天，家具大道远远不是厚街的全部。如果你要到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的厚街镇政府去，就会立刻被与镇政府一街之隔的那个巨大的院落吸引住。建筑外墙统统涂成灰白色的院子里，不但有30层高的主建筑，还有漂亮的草地和宽阔的进门甬道。有人会告诉你，这是喜来登酒店。
　　尽管坐落在一个乡镇而非大城市，喜来登仍然不失其高档，尤其是它与庞大的镇政府建筑群比邻而居的时候，一种强烈的象征气息油然而生：在这个距离广州和深圳差不多都是一个小时车程的南方小镇上，繁荣的酒店业并不是市场水到渠成的选择的结果，它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选择和支持的结果，因此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厚街镇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对酒店业的青睐和支持，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
　　“我们甚至考虑过要干预”，一位政府官员解释说，镇政府曾经觉得应该控制酒店的数量——几年前，这里掀起了一股建酒店的热潮，政府担心酒店的数量很快会供过于求，大量投资将因为酒店无人入住而发生亏损。
　　最终政府改变了态度，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家具和鞋类制造业相比，酒店业似乎是属于明天的产业。
　　现在厚街共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纳1.5万人入住。其中4家五星级酒店、8家四星级酒店和10家三星级酒店，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资建造的——要知道厚街只是一个全部人口不过50万的小镇，酒店因此只能一间接一间集中在一条省级公路的两旁；在内地很多地方，这样的公路两边都是供跑长途的卡车司机落脚的“鸡毛店”。
　　陌生的旅行者置身于漂亮但是空空荡荡的大堂，都难免想问同一个问题：酒店的入住率如何？这完全像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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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产业
　　在过去20年里，让厚街“全世界都有名”的并不是酒店数量，而是因为家具和廉价皮鞋。这些家具和皮鞋远销欧美，为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地租和房租，政府财政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近年来，这些家具厂和皮鞋厂一直让人不太放心——20 06年开始，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厚街的皮鞋厂和家具厂也遭遇了民工荒。有些工厂因为请不到工人而倒闭了。
　　经济学家一直津津乐道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廉价劳动力看成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所在，这种增长的脆弱在2006年终于显露无遗。为了同成千上万的同类企业竞争，获得欧美客户的订单，厚街的皮鞋厂和家具厂的极力压低成本以保持价格竞争力，企业的利润因此低到再也无力为工人加薪。
　　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珠三角的工人工资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直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战中不得不尽力压低土地价格，而能源价格则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低于国际价格。这一切，包括低水平的环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才使得厚街制造的皮鞋和家具价格低廉，行销海外。
　　但低成本的时代正在终结。原材料、人工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引起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波及到了厚街。制鞋业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李涛的亚洲鞋业协会的办公室在厚街一个鞋料市场的7楼，他公布的数字说，珠三角共有五六千家鞋企，倒闭的有上千家之多。厚街镇政府一位官员听到这个数字后补充说，和制鞋业相比，其他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小，厚街的投资仍在增长。
　　面对一时大热的“迁厂”议论，厚街镇政府的大小官员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拜访了许多当地的工厂。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打算从厚街迁到内地或者越南去，这一点让他们稍感安慰，但随着利润越来越薄，这些企业还能支持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
　　走薄利多销路线的出口企业面临着三种选择：涨价、关门或者寻找新的机会。这让敏感的政府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官员们感到未雨绸缪的必要，他们请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江帆为厚街做规划，后者在厚街做了一番调查后说，用两句话就可以形容厚街，一句是“劳动密集型”，另一句是“低级城市化”。
　　得益于地理位置，东莞是1980年代最早的一批出口加工业基地之一，而厚街镇的港资加工厂，即使是在东莞地区，也算是落户最早的。这些延续了1950年代香港制造模式的加工厂，共同的特点是规模小，厂址分散。在工业园区的概念没有形成的时候，厚街下辖的22个村和一个居委会，村长们都想尽办法要把地租给香港人开厂。这种“村村冒烟”的工业分布形态被李江帆形象地称作“麻雀战”。
　　劳动密集型不言而喻，套用流行的“微笑曲线”理论，制造业的前端研发和后端的服务与营销附加值较高，但都是在远离厚街的欧美和港台地区完成，留给厚街的是川流不息的流水线和大量外来人口。
　　厚街的户籍人口不足10万，而外来人口有40万之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每天早上进入厚街的厂房，傍晚时分钻进狭小的出租屋。他们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停地在流水线上重复同一个动作，每个月挣来的工资大部分寄往老家，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厚街房东的口袋。
　　厚街仅仅扮演了一个“地主”和“包租公”的角色。一手是工厂带来的地租，一手是外来工带来的房租，厚街本地的农民得以洗脚上岸。1980年代他们还在工厂里上班，但是许多年来，没有自己开厂的农民俨然成了一个不小的包租阶层。然而也仅此而已。在李江帆看来，他们虽然不是农民，但更加不是市民。他们生活在水泥路和下水道齐全的楼房里，不远处就是彻夜不灭的路灯，镇上有喜来登和星巴克，但是总面积126.15平方公里的厚街，根本算不上一个有秩序的城市。
　　厚街的麻烦不是厚街独有的。随着原料、能源、劳动力涨价和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的上升，为中国发展贡献巨大的“三来一补”模式，颓势已经十分明显。作为“中国制造”毫无争议的符号，厚街所在的东莞地区似乎整个陷入了对未来的担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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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突围
　　2006年东莞提出要进行社会、经济“双转型”。2008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也提出珠三角要转型。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解释说，这句口号的根本是要升级东莞的产业。分散在各乡镇的制造业雇用大量劳动力，消耗了大量能源，制造污染，但面临成本上升的大环境，抗风险能力差，利税贡献也并不大。
　　“腾笼换鸟”和“微笑曲线”这两个词经常能从广东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嘴里听到。“腾笼”的意思是要把低端制造业从珠三角迁出去，让出来的空间可以“换鸟”：吸引主要进行研发、服务和品牌营销的企业活动进驻。这就是所谓“向微笑曲线两段扩张”。
　　高科技、世界500强和服务业成了出口基地政府的新宠。现在厚街现在也许有一个对照物。开车从东莞市区向东北方向，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看惯了厂房、职工宿舍和出租房的人，看到青山绿水间坐落的颜色淡雅的楼群，仿佛走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社区。这个叫做松山湖的地方是东莞的高新技术园区，试图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这种和东莞原有产业结构相去甚远的规划，被看作是东莞突围的一个尝试。
　　广东省政府的规划中，明确表示要把广州发展成为金融业中心和总部基地。
　　这种行政意志迅速在一个垂直的系统中被反复强调，直到行政机构的最末端。厚街也在筹划转型，政府希望首先把分散的制造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去，甚至鼓励厚街的民营企业到外地投资，把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中西部或者国外，而把总部留在厚街。
　　林江坦承，这是有困难的。
　　尽管省政府的要求得到了最高音量的附和，但地方政府的转型意愿并不都是那么强烈。即使在东莞，也不是每个乡镇都像厚街那样，每一寸土地都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厂房。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仍然是艰巨的任务，要他们人为地抬高地价，或者以产业升级为由，拒绝一些希望前来投资建厂的低端制造业厂商，是很肉痛的事情。
　　与20年前相比，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包括劳动政策和人民币升值这种全国性因素，也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方政府新的产业规划。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外资投资的增长势头明显减缓。林江认为，各级政府都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中国的外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招商引资的政策要不要继续下去？
　　包括松山湖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在内，东莞今年的招商计划并不顺利。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外资投资总额同比仍在增长，但项目数却在下降。2007年前四个月东莞共签订了267宗外资项目，今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14宗，这已经是该指标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了。
　　这给试图转型的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林江说，基层政府官员的意愿和能力将决定雄心勃勃的转型计划能否实现。但目前，大多数市、镇、区政府仍在“谨慎观望”。
　　地方政府对转型存有抵触情绪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教育、交通和公共事业都是乡镇自己出钱筹办”，李江帆说，“上级政府又有什么权力要求乡镇这样那样呢？”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大型企业，但是在东莞，中小型企业也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大的便利和必要的支持。厚街镇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民营经济办公室，招聘了9名有大学学历的员工，他们的职责是专门为中小企业办理各种证件。如果你想在厚街办厂，一位官员介绍说，3天就可以拿到全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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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珠三角是中国中小型企业生存环境最好的区域——但这个荣誉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
　　一位谨慎的台湾商人说，他“看不懂”这种产业政策。他的产品需要一些特殊规格的配件，但是台湾供应商因为规模不大，无法进入东莞。这使得“行业整合无法进行”。
　　根据台湾的经验，很多技术革新是小厂做出来的，这使得上游厂商能够不断更换技术更好的供应商，以降低产品成本，使得产业链能够不断整合，以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他认为，官员急于转型，但并不真正了解“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产业、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因此机械地拒绝传统产业和小企业，不知道高科技企业和大企业要保持活力，需要后者的配合。
　　是时候来揭开厚街的酒店之谜了。
　　关于入住率的问题，酒店回答说，如果是会展期间，这里一房难求。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谜一样的奇迹，厚街就是兼具谜题与奇迹的中国经济的最好代表。1980年代，这里只有一些粗放的港资加工厂，1990年代，这里成为举足轻重的家具出口基地，并且水到渠成地每年举办两次家具展。在行政之手的巧妙引导之下，展会本身从家具业里独立出来，变成了厚街的支柱产业，而酒店不过是展会商业辐射的一部分。
　　在李江帆看来，这就是产业升级最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深感转型的困难，但也深感转型的必要——根据他的经验，政府在转型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担心的是政府有时候会过于自信了。
　　两难：“控通胀”还是“保增长”？
　　虽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通过多贷款推动经济，很可能引起危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
　　撰稿•阳淼(特约记者)
　　进入夏天，制造业的不景气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随着政治局常委调研行踪遍及“中国制造”的核心地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趋于松动的预测就不绝于耳。“保经济增长”渐有逆转“控制通胀”，成为中央政策首要目标的迹象。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此接受采访，谈到他对制造业困境与控制通胀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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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发展模式更重要
　　《新民周刊》：出口不振、内需不足，原材料和资金成本连续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举步维艰，以致决策层最近接连视察制造业一线大省。宏调措施是不是该松一松,来应对这个困境呢？
　　
谢国忠：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调控措施的松与紧，而在于经济模式不能再执行修修补补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在经济世界中，市场是大于政府的。很多事情，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是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以前的生产要素中，人力是近乎无限供应的，资源价格是被低估的，环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2005年，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过剩的供给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工人们彼此间竞争，使他们的工资仅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因此，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现在这些要素都开始由市场定价，已经到了还债的时候。新《劳动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让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代价地大批提供；环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恶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资源价格现在由全球制定，油价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时代。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了，这不是几个政策就可以扭转的。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调整增长所依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谢国忠：是的。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1998年国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际市场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眼下到了再一次变革的时候。
　　目前最重要的几点：有些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空壳企业了，要淘汰掉一批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而不是价格和退税跟别人做生意。油价上涨，世界财富在向资源输出国流动，要想办法打入石油生产国这些富国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在支柱产业方面，城市化的策略应该被固定下来，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当城市化进程真正地推进时，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必须要放开资源价格。能源价格由市场制定，这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一味地人为压低能源价格，补贴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我还是要强调，市场大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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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游戏该结束了?
　　《新民周刊》：但是现在实行的价格管制政策客观上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使“中国制造”获得了价格优势。
　　谢国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目前的价格管制措施压低了名义上的通胀率，但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生产要素价格被限制住，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战”竞争模式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被改变，问题只能是拖而不决，不会自动消失。
　　前两天刚有报道，浙江金乌集团的老总消失，还不起债，发不起工资，他只有逃到海外。将来会有更多的老总消失。很多企业现在其实就是靠“债务”生存，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债务泡沫就会破裂。
　　一些中国老板，名下有十几家几十家公司，仔细核算下来，总资产是负的。他靠这十几家公司跟地方官员打好关系，贷来款，在内部周转流动补窟窿，以此来实现“业绩增长”。中国有多少家企业是靠品牌、技术成长起来的？大量的企业就是在这种债务游戏中作出业绩，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数字；反过来，他们由此会得到批地、批贷款的优势，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上升，银行一紧缩，他们就挺不住了。
　　让调整自己进行下去
　　《新民周刊》：政府是不是该出手干预，来阻止制造业的下滑趋势？
　　谢国忠：我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在经济调整的时候的话，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调整，而是用政策来预防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波动。就像物价控制，现在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胀，但物价控制最终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通胀，随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的下降，股市也下降。
　　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在高通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高校大学生的补贴，如果有必要，政府应在这方面出台更多的新举措。
　　《新民周刊》：在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还应该继续从紧？
　　谢国忠：当然。坚持不加息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吸引热钱流入，但问题是现在热钱已经在流出。据我所知，现在香港、台湾的热钱都开始外流。我认为加息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热钱流入的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可以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尽管长期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独立货币政策，通胀在中国将不可控制。
　　其次，为了避免热钱流入，中国可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热钱”缺乏进行长期投机的耐心，所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不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却能够为存款人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加息对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迟早要到来，经济结构不调整，单靠不加息来保护制造业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反对加息的实质性压力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因为一加息，地方可能会倒闭一批企业，客观上政绩就会不那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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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仍将持续
　　《新民周刊》：要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谢国忠：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是不能够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宏观的刺激，比如说多贷款，来推动经济，这样很可能引起危机。我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所以从紧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通过我刚才说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淘汰一批没有效益的“债务维持”型企业，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新民周刊》：过剩的流动性推高全球通胀，因此有论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美元贬值、油价飞涨等原因所导致。你怎么看？
　　谢国忠：输入型通胀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印度这么说，越南也这么说。通胀的确定成因只是一种争议，永远不会有真理性的说法出现，这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要素的变化是根本。生产要素从近乎无限供给到市场化定价，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经历过这种转变，而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和内需问题，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需要持续10年。
　　《新民周刊》：你认为通胀会长期持续下去吗？
　　谢国忠：有这个可能。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10％，通胀率高于5％，名义GDP增幅至少为15％，内需也应该按这个速度同步增长，但现实是内需远远不足。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怎么会有内需？这个数字连某些非洲国家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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