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国工业化必须实现两大战略目标

　　    ● 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

　　    ●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陷阱

　　    ● 走出“首台首套”的误区

　　    ●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政府作用

　　    ● 国家开放政策支持创新政策

　　一、中国工业化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使命

　　中国处于工业化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必须完成两大历史性使命。一是培育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也改变了企业竞争地位。在新的分工模式下，由跨国公司主导，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成本高的加工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研发、技术集成和关键零部件制造等则向发达国家大规模集中。表面看，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值份额下降、发展中国家上升，但实质上市场和生产能力迅速向跨国公司集中，不仅跨国公司的产业竞争力、盈利能力空前提高，而且通过技术、品牌、投资、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越来越强地领导和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到目前为止，我们引进外商投资累计约7000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只有700亿美元。这表明，“引进来”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从微观层面看，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实力，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分享了更多的利益，而且除垄断行业外，国内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多数处于外资实际控制之下。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国外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这些评论很值得我们深思。

　　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在并购中不断减少的时候，中国能不能和怎样才能冲破已有格局，产生全球范围产业链、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和关键技术及零部件提供者？这对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严峻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实质性地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必须闯过的一关。

　　中国企业的弱势不仅在资本实力和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型企业成长模式已经变化。企业所需资本并非都得自己积累，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信用和公司治理；企业所需的技术并非都得自己研发，重要的是要有核心技术和技术集成能力；企业所需生产能力并非都得自己建设，重要的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全球认同的品牌。种种迹象表明，“软实力”已经成为大型公司竞争力的基础。现代那些成功的公司正是利用公司核心技术、企业信誉、品牌影响力、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力等为标志的“软实力”集成和整合全球资源，而成为跨国公司，并登上了所在产业的领导地位的。

　　技术能力是软实力的核心部分，现代企业获取和保持优势地位越来越依赖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是中国企业的一个致命弱点。实际上，在缺乏技术和品牌支撑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风险越大。在产品技术升级的关键时候，如果不能赶上世界技术潮流，那么企业的“规模”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良资产，迅速由兴盛转向衰落；或者不得不跪倒在技术强者的门下，或成为他人的餐中之物。从录像机到VCD到DVD、从彩色显像管到平板显示器等很多事例表明，当代技术升级的周期在迅速缩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能渡过这一关，也难逃过下一关。

　　现在，一些中国龙头企业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捕捉的对象。他们抓住中国企业缺乏软实力的致命弱点，以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力，通过并购、代工等多种形式可以轻易地将中国企业的“硬实力”收入自己的体系，不仅可以消灭一个个潜在竞争对手，而且可以将其收入囊中，壮大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一个个被跨国公司“摘了桃子”，那么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又从哪里产生？

　　工业化时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义领先企业最有利的时期。国内持续、巨大的需求，为造就世界级企业奠定了基础；巨大需求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有利形势并不能由中国企业所独享；快速发展的过程并不必然能成长出强大的产业和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如果企业不能潜心培植核心竞争力，如果国家不能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通过有力政策促其实现，我们将错过中国产业和企业迎头赶上的难得历史机遇。 [page_break]

　　    二、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

　　创新或不创新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在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机制”，转变增长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经济因素是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成本、竞争程度和需求水平。在生产要素充裕，而且价格低廉、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寻租机会时而出现、市场竞争不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往往愿意选择规模扩张、低成本竞争的战略。在生产要素趋紧、环保监管从严、市场竞争充分、需求条件挑剔的情况下，优胜劣汰作用强化，多数企业会逐步被“逼上”创新发展道路。

　　现阶段，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十分强烈，“逼迫”增长方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对这一切没有相应的反应，还在走拼资源、扩大规模、低成本恶性竞争的老路。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成价格和税收信号。政府的“屏蔽作用”使市场“倒逼”企业创新的力量被阻截了。

　　按照一般规律，资源稀缺，价格上升，企业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样，环境恶化，环保监加强，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逼迫企业，要么创新工艺降低污染，要么改进技术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这样，“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就会逐步取代“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资源约束增强和环境监管力度加大条件下，市场作用与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而外部的压力会调动内部技术创新的动力。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包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劳动力、人民币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明显的被低估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产生了“逆导向”作用。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生产能力可以畅行，节能环保的先进生产能力就受到了打压，更重要的是压缩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空间。

　　实际上现在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就实现“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呼声也高潮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扭曲，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一方面国家一次次设定明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抑制了市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

　　政府采取要素低价政策的初衷是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不支持企业创新。没有经济压力的逼迫，或经济利益的吸引，企业就缺乏创新的动力。实践证明，宽松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却会调动人们的潜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page_break]

　　三、自主创新与技术依赖“陷阱”

　　改革开放后，遵循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跨越战略，中国大多数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为今天产业和企业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人们重新评估“以市场换技术”的历程时，发现国内许多企业尽管让出了市场，甚至让渡了部分所有权，但并没有换来更强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有的企业技术能力实际上在衰退。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中国企业要挤入世界强者之林，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石。

　　技术引进最本质的意义在于缩短技术学习的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重引进后的使用，轻引进后的学习。最明显的表现是资金投入结构。平均花一美元引进技术，日本当年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而中国平均只有7分钱。从这100倍的差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人最看重的是技术学习的过程，我们更注重的则是引进的本身；他们把主要的投入用到了自己技术能力的培养上，而我们把投入资金的绝大部分却送给了外国人。两种思路、两种资金投入结构，产生了两种结果。从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的行列。从改革开放至今已28年，我们对外技术依存度仍高达50%—60％，主要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

　　在消化吸收上“不到家”，很多企业就陷入了技术依赖的泥潭，自己的技术能力始终落后于引进来并正在应用的技术。当这些“正在应用”的技术需要更新的时候，只能再引进。在“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中，我们成了世界最大的“技术消费”国和先进设备的消费者。与此同时，本国技术人员实际上被边缘化了。企业的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但没有多少用于培育自己的技术能力。另外，在大多数合资企业中，外资控制着技术和技术来源，中国技术人员不可能参与核心技术的研发过程，在技术创新方面很难有用武之地。因此，即便企业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层出不穷，但也没有给本国技术人员留下多少技术创新的实践机会。

　　在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技术引进是缩短技术学习过程最有效的途径。但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如果对对外开放创造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理解上出现偏差或工作中把握不当，有利条件的本身就可能成为“陷阱”。例如，有了“引进”这一省力、省时的技术来源，一些企业却产生了“技术投机”心理，幻想依赖引进的技术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放弃了自主创新力量的积累。一些地方误将加工组装产品中体现的高新技术看作本地企业技术水平、将外资企业的技术能力就看作本地的技术能力，放松了培育本地企业技术能力的努力。

　　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凡是无法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如宇宙飞船、核潜艇、歼10飞机等，在只能从侧面吸收和借鉴国际科技成果的情况下，经潜心努力，都研发出来了；在汽车行业，曾经被打入另册、没有引进和合资条件的企业，反而在聚集研发人才、自主创新、自主品牌上走到了前面。曾经作为行业主力军的企业，应该承认，在这些方面反而落后了。

　　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精髓，谁也不会转让；没有技术独立，就要受制于人。要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最大的决心持之以恒地培育自己技术能力。

　　四、走出“首台首套”的误区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无论选择怎样的创新路径，都不能否认工程实践的基础性作用。

　　企业在技术追赶中，每次技术跨越，反映在工程实践的产品层次就是人们俗称的“首台首套”。正是经历一次次首台首套的突破，才能使企业由技术模仿走向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技术追赶的目标；而达到和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更要不断成功地创造“首台首套”。可以说，“首台首套”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结出的花朵，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历程上的亮点。当鲜花铺满大地、亮点层出不穷的时候，创新型国家的前景就将一片光明。作为走向创新型国家留下的一个个脚印，无论是政府、社会舆论还是用户，都应以满腔的热情迎接首台首套。

　　在现实生活中首台首套在用户那里往往不受欢迎，得到的舆论支持也很有限。有很多企业反映，一些包括国有企业作为业主的重大工程，甚至政府采购，在订货时或编制各种理由、或精心设计投标资格门槛，目的就是“准确地”将潜在的本国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创新产品排除在外。有的政府部门在招标公告中竟然声明只要“国外名牌”。排斥本国企业的产品和“首台首套”的事例不断出现，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氛围、成为一些领域制约企业创新的“紧箍咒”。上海振华港机的领导无奈地说，“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只能先在国外市场打红，才能回到本国市场。”有企业领导愤愤地说，那些跨国公司在其母国还没有完成工程实践的创新，如磁悬浮轨道交通、第三代核电等都可以引进，为什么不能为本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和“首台首套”敞开大门？

　　在我们处于技术弱势的时候，可能产生强烈的技术追赶冲动，也可能产生技术自卑、技术崇外的心理。人们怀疑、甚至拒绝“首台首套”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一方面中国企业总体上比国际先进水平确实存在差距，用户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普遍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实际上存在一种潜规则：引进产品出了问题，当事人似乎没有责任；而选择本国设备，出了问题就会受到追究。三是还有一种社会偏见：进口的产品和设备就代表先进和高档次。因此，只要有能力，再贵也要买外国货。

　　改革开放后经近30年努力，很多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本国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和技术能力接近时，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时，只要有重大技术实践机会来临，在这个点上就有可能实现技术跨越，从而冲向技术领先行列。现在，无论在核电技术、高速铁路、民航飞机，还是第三代无线通讯、电站自动化控制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轧机等都到了这个“临界点”。但这关键一步的跨越会遇到巨大障碍。一方面，国际竞争对手对此非常敏感，他们或封锁技术、强力打压，或以收编、收购相诱惑和威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声誉和信任，能否从用户那里获得关键的技术机会、包括国内的机会，是更大的难题。

　　对待首台首套的态度折射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一方面国人无不为中国原子弹爆响这个“首台首套”而欢心鼓舞、为“神六”载人安全返回这又一个“首台首套”而大长志气；另一方面对经济建设中诸多自主创新的“首台首套”又投上怀疑和排斥的眼光。

　　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恢复民族自信。现在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技术自信。技术追赶的本身就十分艰难，如果在本国还不断遭遇打压、排斥，就会伤害企业的自尊，拖累技术追赶的进程。国家和社会应形成一种企盼、欢迎“首台首套”、宽容“首台首套”、鼎力支持“首台首套”的意识、舆论和氛围。应放弃偏见，给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本创新产品一份公平。

　　首台首套确实有较大风险，仅靠甲方一家往往无力承担，也不合理，应采取两方面措施降低和分散风险。一是在企业内进行充分的实验室试验和系统验证，完善创新流程和质保体系；工程应用前进行专家评估等，利用现代管理工具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二是建立风险分散机制。如以政府采购或准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政府以关税、税收和价格等政策支持或补贴，进行商业保险等。

　　既渴望获得“世界先进水平”的结果，又排斥工程实践过程；既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又不愿承担任何技术风险。这就陷入了一种“技术自杀”的逻辑：很多迹象表明，是自己阻塞了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为自主技术创新设置了障碍；自己伤害了自主创新的自信、磨灭了企业创新的激情；自己打压了自己的技术力量、扑灭了自主创新亮点。实际上，一个“首台首套”遭到不公的待遇，更多的“首台首套”就将死在母腹之中。 [page_break]

　　五、推进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政府作用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决心。应以有力的政策、营造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应调整好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培育有效率的市场、创造鼓励创新的大环境，充分调动人们创新的欲望，并使那些产生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企业是技术创新决策的主体、研发投入的主体、研发活动的主体、成果转化的主体、获取创新效益和承担创新风险的主体。市场则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舞台，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为创新活动提供融资和服务支持，为创新成果提供出口，为失败的创新提供分散风险的途径。政府在三者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任何越位的干预和好心的“拔苗助长”，都会降低市场效率、改变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扭曲企业行为、扼杀企业的创新激情。

　　技术创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它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比其他投资都苛刻的多。鼓励创新的环境条件主要是指：①适度的、相对偏紧的生产要素条件。如资源、能源、人工、自然环境等初级生产要素偏紧的压力，是产生广泛创新活动的土壤。②健康的市场环境。如充分、规范的市场竞争、公平的发展机会、包括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良好法律环境等，是大规模创新活动产生的基础。③成熟、挑剔的客户需求条件是激励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④良好的产业环境。如产业规模、产业组织、配套服务商、科研和融资等支持性机构的合理组合，是创新成功率不断提高的条件。

　　动用国家资源给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市场机会，是政府创新政策的一个重点。十三亿人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其中对高技术的需求是重要的国家资源。政府应以政策导向，使国内高技术市场资源优先由国内企业分享。例如，技术装备是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的机会十分有限，而一个重大项目，会带动诸多相关领域的创新，成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平台。我们应效仿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采购优先购买本国企业的产品。国家订货和“准国家订货”不仅具有支持企业创新、分担创新风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会产生示范效应，增强对本国创新产品的信心。

　　政府财政的科技投入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重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某些重大科技专项。二是支持扩大企业研发资金来源。如合理扩大企业研发费进入成本的范围；采取支持风险投资、推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但技术创新过程的风险则由企业和参与的风险投资机构承担。三是鼓励有社会效益的创新结果。例如，按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货制度；对有节能、环保效果的技术和产品经认证，张贴“节能环保标识”，在一定时期给予补贴或减免税、费等。

　　实际上，政府以财政、税收支持自主创新有两种选择。一是从生产、供应侧入手，支持创新的过程；二是从消费、需求侧入手，支持创新的结果。现在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更关注的是前者。尽管研发费税前列支等普适性政策是有效的和必要的；但那种由企业申报，由政府部门选定研发项目、分钱，并对成果进行评估、鉴定、表彰的做法不仅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容易产生“政策失灵”。一方面企业编个“故事”就能向政府要钱，从而得到寻租获利的机会，会造成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则会造成“跑部钱进”、政企不分，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强化对企业干预、扩展部门权力的工具。

　　原则上讲，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支持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创新的过程。 [page_break]

　　六、以开放政策支持创新政策

　　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对外开放，以外部的力量促进内部的改革和市场环境建设，不仅促进了体制转轨、经济增长，而且由这一政策开拓的新局面，使我们实现了超越式发展、缩短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我们要利用外资，外资要利用我们。要争取的结果是“双赢”。现在的问题是，外资对利用我们要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怎么得到，都非常清晰。而在微观层面我们要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怎么得到，对一些地方和企业来说却比较含糊，或十分肤浅。

　　“以开放促改革”的真实意义，是主动引进外部力量，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推进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软环境和硬环境。良好的软硬环境一旦形成，不仅可以吸引外资进入，而且可以为本国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外部力量对市场环境建设的推动作用是本国企业无法替代的。

　　以外资进入和接受产业转移为桥梁和纽带，本地产业和企业不仅可以获得资本支持、较快地融入国际分工，而且本地企业在与外商合资和为外资提供配套、服务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中，有机会吸纳外资人力资源、技术、管理和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等的“溢出效应”；外资对本地企业和创业者强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利于本地企业转机建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有利于培育工业文明、商业意识、产业文化，创造产业聚集效应，造就人才，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外资的进入，在很多地方迅速改变了产业状况，很快由经济落后转向繁荣，使我们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赢家。与此同时，也使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在认识上走进了误区。

　　有的地方把本地发展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外资，产生了长期依赖外资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幻想。经济增长有外资为依托，反而忽视了壮大本地企业的极端重要性；外资的大量进入弥补了中国企业技术力量的不足，但在缺乏有效政策引导的情况下，却削弱了本国企业提高技术能力的紧迫感。他们把“引进外资”当作目的，满足于短期GDP、税收、就业的增长，而对“利用外资”却缺乏清晰的思路和热情，相应的政策也不到位。为创造短期政绩，有的地方引进外资的热情远远高于培植本地企业。他们纷纷动用可支配的资源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与对民营企业歧视性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的满足于外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却不愿下苦功推进本地企业产业升级、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可以以“破格的优惠”引进外资研发机构，却对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给予足够的政策关注。结果，有的地方吸引国际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外来资本与本地企业之间却没有融和、本地企业没能参与到高技术产业分工之中，在多家外资组成的“封闭型”生产网络中，本地企业实际上被边缘化了，没有获得更多的溢出效应。

　　一些政府部门和用户看到与国外巨大的技术落差，并没有产生技术追赶的强烈冲动；在可以便捷地获得世界先进产品时，他们毫无顾及地把本国企业放在一边，不太愿意给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机会。“欣赏引进技术，崇尚进口产品”之风在四处蔓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在有“中国橱窗”影响力商业街，公然排斥本国企业的创新产品、打压自主品牌，就不足为怪了。

　　中央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应有之意就是要改变“重引进，轻利用”的现象。引进技术、引进外资、接受产业转移要更加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更加注意培植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加注意培育本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很好效果的政策正面临调整和完善。例如，到现在，技术引进的政策比较完善，而自主创新的政策却存在缺陷；利用外资的政策比较完善，而促进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却存在缺陷；吸收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政策比较完善，但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却存在缺陷。

　　韩国和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中锻炼出了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使本地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了世界级的企业家，并由他们带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企业。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