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危机会带来大的改变，在当前国际国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改革的讨论中，中国应该如何寻求自身利益，怎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符合人民币的长远理想，一直是我们试图求索的问题。

　　本期我们就此访问了华尔街知名华人交易员楚钢，楚钢现任花旗集团另类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和避险基金高级经理，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的市政套利基金组合，并在花旗银行的市政套利策略中负责所有的对冲和风险管理活动，是华尔街的华人翘楚。楚钢不仅长在微观交易，更对宏观问题有深邃的思考，15年华尔街一线的浸淫，能给我们更多的参考。

　　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首先从美元货币体系的角度，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与当前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楚钢：我认为这次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并随之在美国产生了大量的金融资产，这刺激了美国消费者，引发了消费泡沫，并累积庞大的贸易和财政赤字，而这最终导致崩溃，实际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本质上，这次危机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下降造成的，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难以支撑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制和货币体制。最近多年的金融危机一直是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热钱不断涌入新兴市场，产生泡沫，而当热钱撤出，泡沫破灭，即产生危机。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也是这样，更多的资金投资到实际上是新兴市场地位的美国，并产生了地产和消费泡沫。目前从这个角度讨论的学者还不是很多，我相信再过10年大家来看一看或许能认识到这个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理解是，美国经济的地位已经不能支撑起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楚钢：是的，世界经济的版图正在重新划分。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下降到1/3；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上升到1/4~1/3；虽然中国的人均只有美国的1/6（购买力平价算法），但中国将拥有和美国相当的经济总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发生着质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把美元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主要货币，这是不现实的，对美国也不是一件好事。目前中国、日本、OPEC国家等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实际就是借钱给美国花，以至于造成了美国金融资产的拼命膨胀。而当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下降到一定水平，就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多元化国际货币机制

　　对中国有利

　　《第一财经日报》：你理解的是怎样的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楚钢：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之下，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困难的，按我的设想，应该是从“以美元为主体的世界货币体系”到“世界货币体制的多元化”，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具体表现，一是各进出口大国用本国货币支付结算；二是各国央行根据贸易额来选定外汇储备的币种和额度；三是各大国央行在市场定价的前提下相互合作以维持互利贸易的发展。

　　在这种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每个大国都是重要的，每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存在方向性讨论，中国从国家呼吁的角度还没有提出方向性建议，但欧洲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布朗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集体呼吁“回归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方向的可行性有多大？

　　楚钢：回归“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操作上的可行性很差。在1944年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而现在美国仍然拥有全球第一位的黄金储备，美国自己拥有超过8000吨黄金，美国有发言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超过3000吨黄金，这样，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各国也没有办法。

　　而我提出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现在美元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国家、地区的货币，如欧元、人民币、日元等，是全球重要国家的货币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另外，从与一些其他方案的比较来看，这个方向的变革对中国是十分有利的。

　　只有美元危机时才能

　　促使新国际货币体系产生

　　《第一财经日报》：11月15日即将在华盛顿召开G20会议，多方呼吁在这次会议上就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会不会如此之快地到来？什么形势的发展能够促使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发生？

　　楚钢：我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像我前面所说，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当发生美元危机的时候，才会促使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

　　而在目前的市场情形之下，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当前美元的大幅升值，欧元等很多货币的大幅贬值。美元危机并不是很快就会到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也不是当前的短期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短期不会发生美元危机，什么机理会促使美元危机的发生？

　　楚钢：美元危机是会发生的，但短期内不会。

　　美元现在还在膨胀，全世界的钱还是在往美国市场扔，但是美国真正的经济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那就是，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应该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财政赤字还在扩大，现在甚至在美国都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包括正在为竞选热烈辩论的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方案反而让财政赤字更加恶化。我认为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是全球危机最大的危险所在。等到有一天，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能忍受美国这么多的赤字，一起站起来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也就是美元危机的时候到来了。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情况怎样才会发生？现在大家还在比较积极地购买美国国债，似乎还认为美国的财政体系在中长期继续可持续。

　　楚钢：我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需要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危机，而不是当前的金融危机。现在来看，美元短期内是没事了，而实体经济在走下坡路，其反弹还有一段时间。等到美国经济稍稍变好，而其他国家的经济相对更好的时候，可能是美元危机最可能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说美国需要全球，包括中国来帮助它救市，其实美国不需要外国人的钱，因为美联储是可以印钱的。现在钱往美国流，来救美国的市，但经济形势一转好，热钱还是会向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涌去的。等到那时候，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又迫使不断地增发债券来借钱度日，一旦债券也卖不出去了，美元随时可能发生危机，这种危机的发生和转变过程会很快。

　　当然也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必须有一个保证货币自由流通的环境，即美元必须要有一个替代品。

　　外汇储备债券投资

　　应部分转变为股权投资

　　《第一财经日报》：那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准备，以应对这样的国际金融秩序变局？

　　楚钢：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被动地参与进去了，我想核心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方面，当前应该将巨额外汇储备中的部分债券资产转为股权投资。今后两三年内，随着信贷收紧，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萧条，可以说是投资者十年难遇的投资的好机会。

　　中国要参与进来，我认为有两种方式。其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直接参与海外直接投资或者收购并购型投资，并且取得控股地位，这是长期战略性投资，投资方向比如是资源类，包括能源、矿产、化肥原料等；技术工艺升级类；销售渠道类；消费品牌类。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去控制行业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升级技术工艺等，这对国内企业是很有利的。

　　其二，寻求一些成长式、机会式的金融投资，这是中短期投资，也就是买卖股票。投资对象可以是一些从事大规模产业的行业巨头，最好在全球范围内都能从事垄断经营。这些公司能度过并充分利用这次危机，但股价已经受到重创，相对处于股价的低谷。这样的公司领域很广，比如能源服务类（Schlumberger、National-Oilwell Varco、Transocean等公司）、矿产（Freeport-McMoRan、BHP Billiton、CVRD等公司）、重工业和航空（通用电气、Caterpillar、Deere、波音等公司）、金融（JPMorgan、Bank of America）、科技（微软、英特尔、IBM等公司）。

　　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是可以考虑把一部分对美国政府的债权投资转为对美国私人部门的股权投资了。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理解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人民币要取得这样的国际货币地位需要作哪些准备？

　　楚钢：这是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第二个方面。

　　在全球化经济中，中美其实是互利的，所以准备也是循序渐进的。准备的方式，首先要逐渐开始对经济实力相对小的国家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尤其是大的国有企业在进行外贸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结算，这种国际结算的推进，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要首先发力。

　　其次，银行体系要作一些准备，在结算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不要垄断所有的人民币业务，而是适当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卖卖差价，让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在办理人民币汇兑业务时也有利可图，可以分一杯羹，这样可以激发其他国家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兴趣。只有企业、银行层面的人民币业务开展起来，才能逐步推动人民币在其他国家央行的储备。

　　以上企业和银行层面的工作持续开展，逐步发展人民币结算的规模，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如果美元危机一旦发生，中国央行就可以宣布更多中国企业都使用人民币结算。那么人民币就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这是给人民币铺的一条路，实施起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不管怎样，中国至少可以开始考虑这件事了，从外贸上也可以开始这一步了，首先得把面铺开，慢慢地从量变到质变。但是中国现在最开始的一步还没有真正迈出去。

　　楚钢简介：

　　华尔街知名华人交易员,楚钢现任花旗集团另类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和避险基金高级经理,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的市政套利基金组合,并在花旗银行的市政套利策略中负责所有的对冲和风险管理活动,是华尔街的华人翘楚。

　　1981年石家庄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学习近代物理，1987年公派赴美留学。

　　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的Northeastern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冷战结束，国际贸易金融兴起的大势下，进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业。

　　1993年至1996年在花旗银行从事金融风险的定量研究。

　　1997年到1999年，担任花旗银行拉丁美洲股票期权业务的交易主任。

　　1999年后，在花旗集团从事美国州市政府债券的套利业务。

　　现在花旗国际投资，任州市政府债券套利对冲基金经理，管理资产达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