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投资，启动消费更加艰难。要想增加消费，就得增加家庭的真实收入，这无疑是个难题 ]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增长”放在明年工作首位，同时也阐明了“保增长”的具体途径：那就是要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保增长”，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增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因而成为一套相互促进的政策组合，旨在打通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各个关节点。

　　那么，其中的关节点是什么？简言之，就是相关政策如何有效引导经济由外需型向内需型转变。日本经济的积弱不振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理论能告诉我们什么。

　　政府增加投资时，应该避免挤出效应的高企。尽管中国不寻常的投资－GDP高占比令人担忧，但在经济急速下滑时期，政府主导的投资还是防止硬着陆的不可替代的抓手。世行估计，中国经济明年将增长7.5%，其中逾半数来自公共支出。政府增加投资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经济增长的其他引擎相比，投资具有易启动、见效快的特点，且通常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即投资乘数），因而成为凯恩斯主义一贯倚重的标志性政策。

　　然而，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投资的主要顾虑。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私人部门支出的减少，进而刺激政策效力将大打折扣。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支配资金的增加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私人可用资金的减少，二是政府投资增加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私人信贷成本的提高。

　　考虑一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基建资金的情形。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意味着需要从市场上借钱，所发行的国债实际上要同企业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从市场争夺资金，一些来自私人部门的借贷者就会因政府发债而被“挤出”金融市场。同时，国债供给增加后，其价格会下降，因而利率将被抬升，这会增加私人部门借钱的成本，一些谨慎的借贷者也会被迫放弃投资。极端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会导致私人支出的同幅度下降，因而对经济增长没有帮助。在经济紧缩期，市场上的闲置资金较多，利率通常也较低，挤出效应通常较小，但仍然不会为零。

　　如果政府投资不能带动私人部门参与，刺激效果将很不理想。这可能已成为市场的现实担忧。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首席财务官季度调查显示，在中国受访者中，仅有8%的人认为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将会提振经济，而有73%的受访者表示，该方案不过提供了缓冲作用。

　　这告诉我们，政府增加开支的同时，需要努力降低其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首先，这要求在经济紧缩期，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是因为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增多了，同时利率也会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比如，政府发行国债后，市场利率有上升压力，央行为了保持目标利率稳定，会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央行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货币供应，也增加了私人部门的资金来源。因而，尽管现在不少人认为，货币政策很快可能因接近零利率而掉进流动性陷阱，但上述分析表明，此时的货币政策还是为财政政策提供了必要支持。

　　其次，要降低挤出效应，还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放开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的门槛，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其中。这样才不会因为政府支出的增加而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活动空间。另外，在利率进入下降通道时，开展利率市场化会更容易加快推行，而利率市场化也会增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效率。

　　相比投资，启动消费更加艰难。要想增加消费，就得增加家庭的真实收入，这无疑是个难题。

　　凯恩斯主义倾向于认为，消费多少取决于家庭当期收入的高低，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能一次性提高家庭收入，那么消费也就会出现跳跃性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刺激消费看上去也并不是那么难。然而，消费其实相对稳定，难以刺激。经济学家发现，与当期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更重要因素。也就说，理性的家庭都有平滑其长期甚至一生中消费水平的倾向。这意味着，成功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应该能够提升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如果仅仅是一次性的收入增加，老百姓会想着分在各个时期消费，因而对当期的消费启动帮助不大。

　　当前，建议发行消费券的议论越来越多。从现代消费理论来审视，发行消费券可能不是一个启动消费的好办法。最近，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发行过消费券。

　　消费券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但这不是我们启动消费的捷径。启动消费，需要政府出台持久的利好，如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

　　看起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没有捷径可走，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时间。

　　（傅勇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