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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中国制造业大量企业陷入危机
http://www.gkong.com 2009-02-06 16:51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制造业蝶变
企业仓促倒闭、老板不知去向、讨薪引发的堵路围攻、火车站广场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是近几个月中国制造业呈现给世界的一幅斑斓而突兀的风情画。当“全世界都在用中国货”的荣耀方兴未艾，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却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危机。
和美国的虚拟经济危机不同，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中国制造”附加值不高的痼疾，终于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造成了大量企业的死亡。
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在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踏步地回归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似乎成了各级政府“保增长”的本能选择。但是，固守产业链低端，并不能确保“中国制造”的长治久安。津津乐道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因而产生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幻觉，正是中国制造未来最大的危机。
普通的鞋子、衣服并不是制造业的全部，如何既会造鞋子，又能造大飞机和精密机床，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日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一个有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一定是一个“高低结合”的经济战略和社会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而这样一个战略怎样设计，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但是革新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营造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社会环境；扩大内需，创造能让普通人从中受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10月7日，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浙江江龙控股集团”轰然倒塌，董事长陶寿龙携妻逃亡。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亚洲最大的PTA供应商——“浙江华联三鑫集团”停产，濒临破产。数天之内，两家绍兴当地“龙头企业”相继“挂号”，一度引发当地纺织业私营企业主们的恐慌。
这究竟是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是一个地区旧有发展模式和产业基础的洗牌与蝶变，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先兆？一时间，人们莫衷一是。继续前行的绍兴纺织业，面临政府角色、产业链利益调整与品牌经营的三重考验。
吃“激素”长大的企业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如今，这里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纺织中心，国产布料绍兴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这个纺织基地基本上分布在绍兴市辖下的绍兴县，这里西临杭州，30分钟即到萧山机场，东接服装大市宁波。绍兴县70%的GDP来自纺织业，正是纺织业让绍兴县成为中国百强县第八名。
上述两家停产企业都是绍兴县的企业，11月7日，在获得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在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注资9亿元和6亿元后，华联三鑫被重新扶起复产，告别破产危机。江龙控股则因为22.17亿元庞大负债，至今重组未果。
相继停产的还有金雄轻纺集团和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两家私营企业。绍兴县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保”4家大企业的决定，县里领导与各家银行积极走访周边省市两级各家银行，为企业寻求应急资金。10月13日，县委县政府更召开银行行长会议，做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当地政府还帮江龙支付职工工资。采访期间，记者听到不少企业主对这一做法的质疑。
问题爆发前，两家企业都是当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宠儿，它们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张规模，转眼间就做成当地乃至全国之最。一位绍兴企业主风趣地对记者说：“它们是吃激素长大的。”在“做大做强”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等政策倾斜，为包括这两家企业在内的一些大型民企“打激素”，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它们打造成“航母级”企业。
这一做法，带来两个恶劣后果。其一，一些企业管理团队智力和承载能力本不允许，但在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迅速膨胀。结果，在本轮全球金融海啸的波及下，因为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接连告急。其二，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偏心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得不到支持，致使产业调整与提升缓慢，到头来被冲击得手忙脚乱。
在绍兴县永盛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国庆看来，这些企业都是竹子中空，外形很大，但里面经不起考验，只要遇上资金链断掉或国内国际风云变幻，出问题是迟早的，“如果美国次贷危机不发生，其他什么一股风也会把这两家企业吹倒”。“企业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精，慢慢就可以做大了，然后再做强。”这是傅国庆的经营之道。
当地企业家周永利也秉持同样的理念，他执掌着一家年销售上百亿、横跨纺织、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集团公司，起步于1986年，是绍兴县纺织业界的一名元老级“不倒翁”。10年前，周永利和一起荣获当地劳动模范称号的纺织业私营企业主们合影，如今，合影中的其他人都被淘汰了。
究其原因，周永利强调说：“我做得早，但是很慢，我做什么东西都很慢的。我不像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做得稳当，要做成大企业也做不大，但是要倒也倒不掉，大风大浪来了，没有关系。企业应该衡量自己，根据自己的方式来做，应变而变，不具备变的时候，千万不能变。”周永利告诉记者，利润最大化不是他办企业的目标，他追求的是将企业永远办下去，因而他选择了保守。“我的企业每年增长15%左右，很好。”周永利露出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
郎咸平考察过香港的企业家“四大天王”——李嘉诚、李兆基、郭炳湘、郑裕彤，发现他们一生成功的原因和信念是保守！他们的平均负债率20%左右，保持占总资产5%~15%的现金流，时时提防经济危机的发生。与他们相比，中国这一代企业家未经暴风骤雨敲打，他们并没有在全国一片低迷的情形下做好抗风险的准备。在绍兴，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企业遍地都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重组工商利益格局
“中国轻纺城”是第一个冠加“中国”前缀的国内专业市场，创建于1988年，打的是前店后厂的概念，如今已经成长为亚洲最大的布料集散市场。目前，中国轻纺城注册的经营户已达1.3万多家，2007年销售额为575亿元。毫不夸张地说，轻纺城的市场波动就是绍兴纺织业的晴雨表。据悉，今年1~9月份轻纺城成交额373亿，增长2.5%。不难看出，增速大为放缓。
金元，轻纺城里一名拥有11年战斗经历的“老兵”，见到记者劈头就说：“今年是最困难的，以前我们总是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个时候不是狼来了而是狼在叫，这次狼真的来了。”金元的创想有限公司是一家做间接出口的外贸公司，他说，往年市场有高潮低潮，今年一直在低谷徘徊，不仅量下去了，而且只有5%的利润，以前毛利20%以上多的是。
“大批量出口年代一去不复返，薄利多销这个做法要改了，以后错位发展，走‘小批量，高利润’的道路。”金元说，最疯狂的年代“只要是布就有人要”，“印花机就是印钞机”，订单像鹅毛飞雪一样纷纷飘来。不过，那时档期也长，一个档期一般至少要等一个月。现在，工厂第二天就能给他出货，生产者的境遇可见一斑。金元的哥哥经营实体，3年来织布都在亏本，因为只要有个厂房加几台机器就能织布，门槛低，价格竞争激烈，互相厮杀。纺纱还能赚钱，因为纺纱是大设备大成本，小企业没能力上。
金元说，在这种糟糕年景里，经营户日子比工厂好过，但也好不到哪里，他判断轻纺城今年可能有70%的经营户负增长，自己则可能与去年持平。过去他对电子商务根本不屑一顾，对客户的网上咨询都懒得理会。今年，他几乎天天挂在网上。
在绍兴，像金元这种轻纺城里的经营户被称为“布商”，大部分是个体户，少数人已注册公司，少则一年赚几万元，多则一年盈利百万千万。这是一批典型的生意人，不乏创业精神，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发家致富的观念占据主导思想。他们基本上都不经营实体，但纺织工厂的订单基本上被他们控制。说白了，这是一群批发商，他们甚至原料都帮工厂买好了，然后将成品全数收购并支付加工费。
绍兴纺织业的超速发展离不开这个新兴阶层的开拓进取，但是近年来随着产能的饱和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批发商们对生产者的利益榨取越来越明显，这个曾经为生产者提供各种有益服务的商人阶层正在阻碍生产者的升级之路。
胡克勤，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院长。他说，布商给工厂算利润算得很精确，精确到只给生产者微利，不断压缩出厂价，90年代中期同等质量一米布价格5.6元现在被压到1元，而这些年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等不知翻了多少倍，就是市场最好的时候最赚钱的是布商而不是生产者。
“长此以往，工厂没有流动资金，失去了自我更新换代的能力。”胡克勤无奈地告诉记者，绍兴县的工厂里大多没有技术科，有些设立技术中心，却是骗取政府20万奖励的伎俩，并未发挥实际作用。究其原因，布商在计算成本时，往往只算看得见的原料、织造、染整等环节的成本，却没将技术创新成本算进去，而事实上这应该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在他看来，要拯救绍兴纺织业，与其重组濒临破产的企业，不如重组工商利益格局。
即使强如永利集团，旗下有5家纺织工厂，每家都有自己的营销团队，基本不受布商控制，但周永利的管理层依然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以后是大企业吞并小企业，还是小企业联合成立行业协会，然后通过协会拿订单，日子才会好过一点？记者转问胡克勤，他答：寄希望于行业协会的建设。
胡克勤本人便是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但他坦诚行业协会目前力量太小，服务行业的能力太弱，虽然意识到紧迫感，但重组工商利益格局任重道远。
如何升级？
永盛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国庆向记者讲了这样一种生意，他有一个香港客户，布料从绍兴工厂出来，必须先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到东莞的服装厂。多支出运费不说，为了保证及时运到东莞，傅国庆这边每次都要经历一番紧张的忙碌。本来他可以直接运货至东莞，但客户为了拿出口退税不答应。
这个事实透露的是，尽管已经做到年销售额亿元之上，在绍兴县属于第一集团军，但傅国庆依然受制于香港贸易商，依然处于工商链的低端，还做不到直接将布料卖给真正的购买者。也即是说，绍兴的布商一方面榨取生产者的利润，一方面又被拥有研发能力和终端客户的外商榨取。
统计资料表明，在纺织产业链的前端，即研发、创新和设计中心，大致要获取全部利润的40%；产业链后端，即销售网络、售后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获取全部利润的50%。换言之，在国际产业链治理的利益格局中，加工中心投入大量原材料、资源和劳动力只能获取全部产出的10%的利润，却支撑了整个产业链高端90%的利润布局。
10月8日，郎咸平在杭州对工商界演讲时提到，现在不是产品和产品、公司和公司、产业和产业竞争的时代，而是工商产业链战争的时代。90%的价值创造属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六个环节，所谓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就是加速加工制造与六大环节的整合。
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整个绍兴无一家设计公司。
危机时刻，绍兴布商阶层的有识之士开始将自己事业的重心转向研发、创新、设计、决策和品牌运作。几年之前，傅国庆就将销售收入的3%~5%投入研发，专门成立一个10人研发团队，完成了由来样订做到自主设计的转型升级，“拿出自己的设计产品让客户挑，这可是有实力的企业才能做的事，而两者的价格相差不止几倍。”此外，5个销售分公司已经完成全国布局。
傅国庆笑言，自己企业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较小，今年销售额还能保持20%的增长。去年当中国股市一路飘红，很多绍兴布商拿钱去炒股炒期货的时候，傅国庆不为所动，而是投资1.2亿元兴建一个占地90多亩的都市型工业园，未来，公司的研发、包装和成品仓储将集中在一起，同时他将引进一批加工型中小企业进行合作，实现研发与配套加工的互动。
现在，傅国庆已经做到国际最新面料第一时间使用，开发出新产品，由此占据价格优势，每款布料毛利都在20%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水平，轻纺城一般布商毛利基本上在15%以下。尽管傅国庆所做的还是非常浅层次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将国际潮流进行“中国化”改进，利用接近市场的优势设计出符合中国人体型和审美习惯的布料，但仅此一点，他的日子就已经过得比别人滋润。
与门店林立、手推车繁忙装卸布料的万商路不一样，绍兴县金柯桥大道已经树起一栋栋智能化写字楼、五星级商务楼、会展中心和精品公寓，轻纺城国际贸易区雏形渐现，未来写字楼要盖到100栋。绍兴县的梦想是打造以网上交易和跨洋交易为主的全球纺织贸易大平台，全力以赴参与整合工商产业链。
金柯桥大道上的屹男中心是一栋钢构玻璃写字楼，这里是浙江莎鲨家纺有限公司总部所在地，总经理王建成的办公室极其豪华。王建成是记者在绍兴采访到的唯一一位职业经理人，在家族管理盛行的绍兴，王建成属于“珍稀动物”。他浸淫纺织业10年有余，莎鲨家纺的母公司凤仪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老板田建华花了两年时间在上海找到他，高薪聘请到绍兴当CEO。
凤仪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纺织、印染、贸易于一体的企业，田建华已经做大到不被绍兴布商阶层控制，但有感于绍兴纺织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利润多数给国际品牌商拿走了”，5年前决定向终端消费品进军，为纺织和印染工厂谋长远。当时摆在田建华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一是做服装，二是做家纺，最终他选择了家纺这个朝阳行业，并决意进军高端市场。
然而绍兴纺织品“大路货”的市场印象阻碍了田建华走自创品牌的道路，何况品牌建设需要很长的积累过程，田建华于是引进国际成熟家纺品牌进行合作，出资1亿元和香港莎鲨国际集团共同组建浙江莎鲨家纺有限公司，共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除了在省会城市高端百货开设专柜外，他还推行特许加盟连锁专卖店，半年时间大江南北就出现100多家专卖店，并将所有专卖店负责人请至绍兴培训，为此花费5000万元。这些手段在营销领域并不新鲜，但当今年4月它们一齐在全国开业时，引起了国内整个家纺行业的震动。“气势如虹”，王建成自信满满地对记者说：“重新改写了一流家纺品牌的竞争格局。”
萧条渐至的2008岁末，当别的工厂在减产、停产，甚至倒闭的时候，田建华的三个印染厂逆势上扬，扩建规模，丝毫不受影响。王建成说，纺织加工业上了规模只能依赖别人而活，幸运的是他的老板不仅看到了危机，而且在危机到来之前就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延伸产业链，而且快速崛起，为工厂谋得出路。
记者向王建成询问其家纺产品的价位，他说从1000元到4万元不等。对比绍兴一米布不过几元，最高端的亦不过一米几百元，不难发现品牌终端消费品的利润颇丰，奥秘在于拥有定价权。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多数人止步于行动？
“品牌经营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一要勇气，二要智慧，而且贵在坚持。要变市场跟随行为为市场引导行为，不是光有决心就行的，要有资金实力、理念高度、执行能力以及大团队的集体智慧，而整合集体智慧不是光靠钱能买到的。”王建成说，他带领的是一支百余人的白领团队，首先考验他的是整合智慧的能力，品牌的竞争其实是智慧的竞争。
王建成认为，领头羊的示范作用一定会引发企业主们的集体反省，“再向虎山行”，推动绍兴纺织业实现产业升级。
从年初到现在，东莞始终处在公众密切关注的中心。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东莞到底倒闭了多少企业？东莞的经济是不是整体受到重创？
日前，东莞市市长李毓全公开表示，东莞并不存在企业倒闭潮。今年1至10月，东莞累计有7149家企业关停或外迁，绝大多数都是合同资金百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其中，关停的企业是689家(80多家因租约到期而关停)，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迈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延认为：“综合考虑统计口径等各种因素，倒闭的企业我们可以估算为1500多家，平均到各个镇，每个镇有50多家已经不得了了。大朗镇大约共有1700家企业，整体受到的影响不大，我估计大约也就一二十家。如果东莞真的像外界风传的那样倒闭了6000多家，那是什么概念？每个镇倒闭了200多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统计数字扑朔迷离，但东莞的经济出了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样的倒闭，不同的病因
“就制鞋业而言，东莞确实受到较大影响。我们估计，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个行业的情况是，30%左右的企业会倒闭，50%的企业在盈亏之间摇摆，10%~15%的企业日子比之前更好过。”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亚洲鞋业》杂志主编李鹏对记者表示。李鹏1995年就在东莞涉足鞋业，见证了东莞鞋业的兴起、鼎盛和下行。
李中延认为，东莞的底子比较厚，民营企业比较低调，净资产比较优良，东莞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受影响较大，但东莞企业整体不会受到重创。有分析人士也认为，目前的企业倒闭潮不至于撼动东莞的产业基础，因为在东莞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电子产业集群仍然稳定。
在倒闭的企业里面，李中延认为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有几类。一部分可能并不是亏在主业上，而是亏在其他方面，比如房地产或者有色金属期货，而这两个行业在过去的一两年内波动很大，所以他们的经营容易出现问题，甚至破产。
“还有一部分是港台企业。东莞开放比较早，1985年前后港台企业家来到大陆，大约40岁左右。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快70岁了，企业也不大也不小，往往有1000~2000人。人老了，不愿再干下去。平时大都在港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过来一次；他们的第二代现在30多岁了，大都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他们都不愿意来大陆继承打理这些产业。这样一来，开工厂不赚钱，遇到金融风暴关闭就算了呗，反正对老板也无所谓，他们在早几年已经赚了很多钱。这样的企业在倒闭的企业里面大约占30%以上。”
在诸多倒闭的企业里面，不容忽视的是民营企业。这类企业大多以初级的代工为主，自身抵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在遇到经济环境动荡时容易遭遇危机。“每个企业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遭遇不一样，有的企业本来只是有些小病，还可以克服升级，而有些企业早就患了‘癌症’，在金融危机这个冬天来临时，被冻死了。不少企业亏就亏在自身的管理上，管理能力好的企业，其抵抗力要强一些。”东莞二发毛绒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太平绅士陈熹说，“因此，企业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无论是代工、贴牌还是自主研发，都要在管理上下功夫。这样转型或升级才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裁颜晓英对未来也比较乐观，她的企业是东莞市政府扶持的56家后备上市公司之一：“我们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近两三年进行了转型升级，从传统的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已经转型为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在产业链中拥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庞大的客户群体，使企业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建议说：“面对全球金融海啸，企业首先要保持冷静，首先要弄清楚企业出现困难是源于什么，是金融海啸还是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转型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应该是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时候，只有重视和苦练管理内功，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换句话说，这次危机对东莞经济来说，未必全是坏事。
尽管危机可能会变成东莞经济升级的契机，但政府在这个时刻应该保持清晰的思路，虽不必过于乐观，但也不至于过于悲观。林江教授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出台了密集的政策，可能有些慌乱，“政府在目前的关键时候应该慎重从事，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时间出台太多的政策，一是企业的‘身体机能’可能承受不了，二是不同的药可能会相互抵消其影响，效果事倍功半。”
绕不过去的体制矛盾
企业的倒闭原因多样，对于是什么造成了东莞目前的经济困难，人们也众说纷纭。但在这些背后，关于东莞行政体制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却鲜有人提及，而正是东莞独特的行政区划结构蕴含的内在冲突，使东莞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小、散、乱”的格局，转型困难。
作为地级市的东莞就直辖4个街道和28个镇，中间未设区。这种行政区划在全国仅有东莞、中山、三亚这三座城市采用。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东莞得风气之先、港台商人纷至沓来后被发挥到了极致，市、镇、村和组四轮马车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开足马力，从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如今东莞的32个镇街都步入了“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行榜”。
通常，人们把这种体制下形成的经济模式称之为“诸侯经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将其特点概括为行政体制集权、经济体制分权，其原因是东莞的镇街政府要为其辖区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治安等，而相关的费用支出主要来自于镇街财政而不是市级财政。因此，镇街的政府对于其辖区内的经济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和发言权。
这种行政区划体制在东莞的早期发展中功莫大焉，但也蕴含着很多弊端，各个镇、村和组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统筹和规划，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格局混乱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尤其到了今天，在东莞面临建设用地短缺和环境污染压力重大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区划的缺陷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早在2006年下半年，东莞市就成立了专题调研小组，加强对行政区划的研究。但两年多过去了，官方并未采取任何有实质性的举措。
林江教授认为，这是东莞转型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步骤：“东莞的镇街经济在经济景气程度较高，加工制造业还是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甚至还有体制上的优势，但是这种诸侯割据式的村镇管理体制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没有产业的集中显示度，尤其是当我们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产业的时候，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镇街来体现产业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支持，但是现有的镇街管理体制却不利于打造这样有现代产业集中度的镇街。”
“削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现有的32个镇街之间进行重组，减少行政单位的数量，解决政令不畅通的问题，从而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一种典型的“削藩”的思路，很多专家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这种思路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行政强制的手段集权，加强市委市政府的权力，降低镇政府的阻力，”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说，“假如把32个镇街简化为16个或者8个，那么究竟改变了什么呢？只是减少了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并没有创新资源集约利用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方案。村组的数量和问题并没有改变，现实的问题是土地被村组紧紧地握在手上，被固化了，市镇村社之间没有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资源不能很好地流动起来，结果总是权力大的想强压权力小的做事，权力小的则想方设法消极抵抗。”
“削藩”之后，市和镇之间利益博弈的对象是减少了，吃饭的班子数量压缩了，但现有冲突的根源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改变现实行政区划格局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把市、镇、村和组之间的利益协商统一起来，通过创新制度设计的思路，从短期效应、中期效应、长期效应三个角度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水平？
对此，李智勇建议，通过镇、村和组之间的充分协商，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对现有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权进行合理评估，相对确定不同区位、不同用途土地收益权的流通方式，然后对土地上的房子进行成片改造，以科学规划、相对集中、合资建设、统一管理、按股分利的方式，把分布于同一个镇内部不同村组之间同一行业的工厂集中起来，在某一个相对优势较为明显的村搞主题工业园区或生活园区，这样，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进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再进一步推进优势产业的集群优势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把单一企业需要支付的边际成本变为同类企业的边际成本。
如从治理污染的角度来看，就会把原来不同企业不同源的污染变成了同类企业的同源污染，把原来不同企业自行解决的治污问题变成了一个主题工业园区的公共治污问题，大大降低了大批同类企业的治污成本，提高了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水平，收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这样一来，资源利用的机制得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制约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冲突就会迎刃而解，整个东莞的资源配置就会更加优化，这不就自然而然转型了吗？”
11月20日，广州火车站广场熙熙攘攘，32岁的刘建昌和几个老乡围坐在几张报纸上，等着坐几个小时后开往武汉的火车，周围放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刘来自湖北仙桃，过去的3年多一直在广东中山的鞋厂打工，往年年底，都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加班加点活都做不完，但今年，不到9月厂子就没什么活干了，半个月前，香港老板决定关厂。由于离过年只有两个月，在结清了工资之后，刘决定先回家，年后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出来。而他的两个同乡则是因为厂里“活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再干下去没什么意思”，也决定辞职回家。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刘建昌们做的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一般企业都是下个月底发这个月的工资，因此现在即使找到工作，到年前也可能拿不到钱，况且到时候火车票很紧张，不如现在就回去。”
近几个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和刘建昌一样提前踏上回家路途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据湖北省总工会最新公布的数字，湖北省提前返乡农民工增至70万，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8%。在近期回流人员中，因企业关闭、停工、歇业回流的达33万余人，占47%；因企业降薪回流的达9万余人，占13%；因土地转流和其他原因回流的约11万人，占15%。
与民工返乡潮相辅相成的，是企业的倒闭潮。国家发改委此前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东莞市玩具协会副会长王志光认为，现在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业经营，不过再过两年，能活下来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业会倒闭。一时间人心惶惶。尽管不断有各级官员出面辟谣，呼吁人们增强信心，但不时传出的大型企业倒闭新闻、下降的GDP增速和国家出台的刺激经济方案，都让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有一丝“大事不妙”的担心。
在经历了近30年顺风顺水的大发展后，中国制造业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
都是金融危机的错？
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倒闭。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
当时，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人手，这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一记警钟。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几年，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
在2007年7月1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目录规定，自2007年8月23日起，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直接引发港资企业的强烈反弹，他们在香港工业总会的牵头下派代表进京联合申请暂缓执行。彼时，就不断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
而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在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0%左右。这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费降低，这使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盈利大户到微利，甚至亏损、倒闭。
由上可见，因为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困境早已出现，并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呈日益恶化的趋势。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没有倒闭？
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定价权。中国制造的只是普通的鞋，或只是为耐克等名牌代工，在这个领域，中国面临许多国家的竞争，价格自然上不去。利润低，抗风险能力自然差，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波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苹果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中国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中国是世界工厂”，“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产品”，这些话时常挂在很多人嘴边。但是外国人使用的中国产品，多是鞋子、衣服这类缺乏技术含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中国设备投资的2/3还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
这样一种制造业格局，使得很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我国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我国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
近期的美国金融危机，确实使美国人的消费需求减少，订单因此缩水，很多企业开工不足，因此，金融危机现在成了很多公司乱投资、盲目扩张的替罪羊。但充其量，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制造业企业被淘汰是迟早的事，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在危机中转型
金融危机为中国制造转型创造了良机。在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的口号，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不转型不能生存时，转型才可能实现。
但这也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谁都知道更新换代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的“腾笼换鸟”、“双转移”只是一种美好愿景，本就缺乏实质性内容，但现在倒闭潮一浪接着一浪，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稳住这些企业，是中国现在面对的一个天大难题。毕竟在中国当下，经济增长承载了太多本不该承载的政治和文化内容。
而且，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官员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多少讨论和共识。因此，危机的到来使大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企业没有准备好过冬的棉衣，政府也一样茫然，本能地希望有人能指点迷津，一夜之间回复昔日的辉煌。
在此情势下，过去几年被反复提及的产业转型基本销声匿迹，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保增长”。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将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继今年8月1日起中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调整将再次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提高到14%。
11月21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又发出通知，暂停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以缓解加工贸易企业资金压力,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于是，过去几年以推动产业转型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在全球经济下滑累及中国出口之际，通过政策回调保出口适度增长有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制造的根本出路在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东莞调研时强调的：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中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
应该承认，尽管目前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倒闭，但相信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长期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劳动力的素质高，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完善，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对企业来说未必划算；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庞大，而目前被认为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如越南、柬埔寨、东欧等地，国土狭小，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转移工厂也很有限，这注定了有大量工厂要留在中国。唯一在劳动者数量上和中国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劳工权益、土地、环保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灵活性明显。
这就说明，中国从廉价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转型到高端产业结构的机会并不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加工业，中国旋风过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废墟并非指日可建，因此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谈判的筹码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一半以上，其中石油占1/4，主要是出口资源，几乎没有工业品可供出口。20年后的今天，出口产品中90%以上是制成品，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在当下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无论如何，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如果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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