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格外引人注目。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清晰判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还将扩内需、调结构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怎样更好地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如何看待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保增长”举措，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东华——

　　五大措施稳定明年经济预期

   《市场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日趋深重的背景下召开的。不久前世界银行为2009年全球经济描绘了一幅颇为灰暗的图景，并作出悲观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由2008年的2.5%放缓至0.9%，这是自1970年开始记录这一数据以来的最小涨幅。全世界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关注前所未有。对此您如何评价？

   徐东华：刚才你提到国际货币资金组织对全球经济的预期看法，不仅仅是这一个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些机构都对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走势作出了一定预测，世界银行预测是相对悲观的，联合国预期则要乐观一些。目前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基本有三种观点，有人预计全球经济危机是“V”字型，很快会到底，并且回升也将很快；有人预计是“U”字型，即经济下滑之后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再上升；另外还有人预计，如果这次经济危机处理不当，全球经济形势将呈现“L”字型，即处于经济低谷的形势会持续很长时间。无论这些经济机构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理解，作出如何判断，我认为全球处于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49600亿元，占全世界经济比重的6％，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样一个事实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所以，对为下一年经济发展规划定调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际社会必然引起关注。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是走了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按照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二条路就是我们5年一规划、一年一计划的发展规划之路；第三条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之路。这“一年一计划”实际上便是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然会引起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关注中国明年经济发展的规划。

   “若明年国民经济增长8%，就可增加700多万人的就业。”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保增长、促转型”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措施，给企业和公众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专家简介】

   徐东华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国资委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总经济师，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经济理论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工业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府经济顾问、中央电视台特邀财经观察员等职。曾就职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保增长要立足于扩大内需

   《市场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方面措施，您认为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徐东华：最大的成果是稳定了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中央已经充分看到了全球形势的严峻性，把“保增长”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了具体保增长措施，给企业、产业，也包括国际吃了定心丸。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与以往不同，恰逢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海啸，同时我们年初遇到了自然灾害，前一段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比预期高，又突然转向了经济趋冷。目前，我国已连续5个季度出现经济增长下降（一般而言，连续3个季度下滑，就可认定为经济衰退）。因此，在通货膨胀迅速转为通货紧缩这种状态下，我们更要防止出现通货滞胀现象。应该把“保增长、促转型”作为我们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保增长。目前在保增长上要立足于扩大内需，并积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是第一要义”的精神，“保增长、促转型”，促进我们明年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是靠三驾马车，即投资、进出口和国内市场消费，但我们现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上一些金融机构为了自保而进行金融流动性控制，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整体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不足由金融机构传导到实体产业，实体产业在金融紧缩的情况下，便面临投资不足，就会减少投入和购买力。这样也影响了我们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我国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2005-2007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超过20％，2007年我国净出口率高达8.9％，经济增长中有2.6个百分点靠外需拉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下降，这已影响我们对外出口，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将出现下降趋势。

   现在的问题在于保增长能够达到怎样的结果。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地域性的，而这次是全球金融危机，范围大，影响广，各国启动经济难度非常大，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比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严峻得多。我国的出口现在正面临国际金融海啸压力，不可对其期望过高，另外出口透支也很严重，我们要客观面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力会有所下降的现实，转换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由注重外部向注重内部转换，即注重扩大国内市场内需。

   保增长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市场报》：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可以概括为9个字，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是首要任务，扩内需是重要的保障手段。保增长和调结构从长远看存在一致性，但从目前看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目前中央提出的“十项措施”本质上是保证投资拉动，但近期经济运行的结果可能会强化或固化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您对此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呢？

   徐东华：结构性调整并不是停止和衰退，而是要以调结构做到以时间换空间，赢得结构性调整的余地。从长远经济发展来讲，我们要调整产业机构，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性，使我国产业高级化。但现在不能把调结构和保增长严格对立起来，倘若现在不能跨越目前的困难阶段，我们便不能实现长远发展。我国现已进入国民经济发展快速通道期，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此阶段即为一国经济发展快速通道期。因为人均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内将形成一个较大的消费和投资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只有193美元，现在已经达到2000美元，在国内已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这就给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投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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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除劳动获得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近年我国国企改革上市融资，都是国民投资能力的结果，实现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按照国际经验，这个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因为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将有所增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收入差距，企业家与员工收入差距，城乡矛盾等也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要趋利避害，利用好这个发展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防止经济问题衍变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衍变成不稳定因素，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相互关系。就当前而言，不应把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对立起来。保增长是解决我们目前困难的一个必要手段，而结构性调整是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强调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目前保增长要尽可能着眼于经济增长，启动市场，安置劳动力就业，把对关联产业链的延伸、辐射和长远的结构高级化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遇到一个保增长的问题，也遇到一个保增长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问题。如果结合好，对我国来说是机遇；但若做不好，也会在一定程度对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比如有些粗放型产业又抬头，落后产能也扩张，这是不对的。结合好很关键。

   政府投资关键要选好拉动性大的项目

   《市场报》：中央政府投资达到4万亿，据统计地方政府投资已达14万亿。在如何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上，哪些关键环节我们必须重视？

   徐东华：政府的投资和企业、产业投资有所不同，企业直接投资上项目，搞技术改造、搞市场网络建设、研发等；而政府是不能直接投到企业中去的。政府投资通常是解决基础设施、民生、农业、教育、卫生等，角度是不同的。政府投资有两个作用，第一，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并争取实现关联拉动最大化，政府的投资要达到投资乘数和杠杆作用。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在安全线以内，我们并没有发生大量财政赤字，政府可在考虑安全前提下，通过发行国债拉动内需，但要用好国债，达到以债还债的目的，实现国债投资效益最大化。目前地方各级财政空间不是很大，地方财政盈余有限，要考虑承受能力。政府投资要达到杠杆作用，要达到“四两拨千金”的效果，达到大量带动企业投资的目的。要选好投资项目，尽可能优先安排收尾项目，使之尽早达产达标。我国要用好国债投资，达到以债养债目的，实现拉动经济，增加就业，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要避免无益投资现象的发生，防止造成投资包袱。

   《市场报》： 启动中央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想带动民间投资，项目选择非常重要。但本次经济刺激计划规定的时间表非常紧迫，这是否对项目选择的科学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徐东华：国家以往有一批发展规划项目，通过项目拉动达到刺激经济效果，比如一些前期规划项目，现在就可提前启动。以前我们判断的是经济过热，但形势变了，就要适时调整。就现实而言，项目选择，应采用优先次序，即投资首先要用在建项目上，使之早日达产。其次是具有拉动性的项目，启动后能形成上游下游广泛拉动性的项目，应该优先选择。第三选择是投资成熟项目，并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同时要兼顾安置就业，提高税收，考虑地域、行业效益最大化。

   《市场报》： 目前的一个现象，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高速公路虽然一直在投资兴建，但我看到实际利用率并不是很高，而且在今后的维护上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徐东华：现在我们人均高速公路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需要逐步缩短差距。我们现阶段的投资应该选择拉动性大的投资项目，即政府投资这4万亿首先要考虑拉动性好的项目，对于拉动性一般，且需要后期维护大，收益低的投资项目可暂放缓，在投资选择上，要忙而不乱，兼顾眼前，立足长远。

   《市场报》：在金融危机的应对方面，中国政府走在了西方各国的前面，其它国家只是出台救市政策，而我国的应对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您是否也认同此观点？有些国家或地区采用发放消费卷或购物券的形式直接刺激消费，您认为中国是否也有必要采用这样的手段来刺激消费呢？

   徐东华：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体制不同，西方国家是私有制，而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我们国有资产比重比西方国家要大很多。西方不可能以国家投资直接投向企业，政府的国有化程度也很低。而我国国有经济比重大，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注资在经济制度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我们还着眼于未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将大有可为。我国采取这种方式既可解决当前，又能兼顾长远，后劲很强。

   《市场报》：这次中央经济会议中特别提出,政府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徐东华：关键在于项目的选择。例如，原来在一些地方,相关领导要修桥修路，建广场，搞政绩工程。这次不一样，是地方和中央共同出钱，国家投资部门要把好关，让搞政绩工程者死了心。并从制度建设上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出台刺激房地产消费政策

   《市场报》：此次会议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被作为重要话题提出。您如何看?

   徐东华：2009年我国新增就业2400万人，自然减员1100万人，还有很大就业缺口。解决就业，关键靠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是安置就业的好渠道。就业不能强调高科技。高科技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但从国家就业安置等方面考虑，还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现在很多大企业设备上去了，就业却下来了。我们要给人们以信心，要解决好就业。同时，要注意不能过早地提高劳动者预期，要选择好时机。如劳动法，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可能早了点。保经济增长，对安置就业有直接关系。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各国都面临就业压力。我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解决80-90万人就业。若明年国民经济增长8%，就可增加700多万人的就业。

   《市场报》：这次会议还提到房地产业的支柱作用。这次非常明确地对房地产在拉动内需的作用给予肯定，特别强调了两个“合理”。要满足居民合理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要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商品房的负担，您如何看待?

   徐东华：目前,房地产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第一，它在我们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二，房地产的拉动作用非常大。第三，房地产对解决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房地产市场对经济拉动作用。但稳定房地产市场，首先要靠购买力。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大量空置房的出现其实就是泡沫。消化目前房地产空置房需要时间。这意味着，第一空置房不合理，高价的超标准大面积的空置房是地产商判断失误的结果。第二，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被炒热，既有企业的责任，又有地主政府的责任。土地招拍挂推高了成本，地产商盲目扩张，房地产税费高，成本最后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中国大多数人购买能力不高，房价高涨时，担心房价还会涨，纷纷举债买房,但房产偏冷时候，在购买力被透支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启动较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出台剌激房地产消费政策，房地产商要让利，多造些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