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遭受了重创，但依旧能够为世界的复苏提供帮助。同时，这场全球危机很可能促使亚洲市场进行进一步的整合。

　　《麦肯锡季刊》，2009年1月 • 鲍达民

　　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溃诱发了全球范围的信贷震荡，在亚洲也形成令世人吃惊的冲击。在雷曼破产前，许多人将亚洲视为经济稳定的堡垒。毕竟，这个地区拥有高增长率、巨额贸易顺差以及雄厚的外汇储备。该地区的大企业资本充裕，其大多数银行的账面也罕有令其西方同行倍受煎熬的次级贷款和不确定性投资。

　　然而，亚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经济问题的拖累：该地区的股市暴跌，货币贬值，对西方的出口大幅度下滑。这场危机对亚洲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令亚洲市场与西方完全“脱钩”的猜测破灭。双方的联系依然紧密。但是，过去数月中情况的发展增强了我们的观点：亚洲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保护其经济发展的未来，并提高自身在未来危机中的恢复能力。亚洲各国政府必须加速实施其整合区域经济的计划——比如，促进内需、加速地区内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并巩固各国和地区性金融市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亚洲才有希望最大程度地减轻未来经济动荡的影响，无论这种动荡是源自本地区还是源自其他地区。

　　从基本面讲，亚洲经济依然健康，它们有可能比其他地区的经济更快地摆脱全球性的不景气。尽管如此，这场危机还是暴露出以亚洲经济与欧美经济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亚洲严重依赖外部消费者：例如，在2007年，亚洲各经济体（不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出口，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达到45%之多， 与1995年相比上升了足有10个百分点1。据我们保守的估计，面向西方消费者的出口占到了这些出口的大约一半，其中包括了直接出口和通过不断发展的亚洲内再出口贸易进行的间接出口。此外，西方投资者依旧是亚洲大多数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除中国的银行外，亚洲的银行通过银行同业市场和美元流动性需求与欧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断增加的对美国出口，对于亚洲从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帮助中国和印度成长为经济巨人。但这一次不同了，美国的消费者受累于问题房贷和超额透支的信用卡，对于减轻危机的痛苦大概不会有什么帮助。自从上次危机以来，亚洲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已经大大深化：比如，在过去5年中，亚洲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价值从占该地区GDP的50%，飙升到相当于该地区GDP的140%。而且，伴随这种深化的还有大量的各类外国投资，比如，外国投资占香港和韩国金融市场的30%~40%。随着追加保证金期限的来临以及投资者出售股票以弥补西方市场流动性的严重不足，资本逃离亚洲，给该地区的股票市场带来沉重打击。此外，随着西方银行开始去杠杆化，削减对亚洲2.8万亿美元的贷款，造成银行同业市场和贸易融资异常困难，美元流动性亦告枯竭。

　　尽管在过去10年间亚洲持有的外汇头寸实力大幅增强，但外国筹资状况的突变和各类投资突然间大幅度撤回西方还是导致了外汇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印度、韩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货币大幅度贬值——韩元相对于美元贬值的幅度已经超过40%。这种调整幅度导致货币对冲产品出现重大损失，而亚洲的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的损失尤为严重。这种损失再加上贸易融资的冻结和其他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开始迫使一些企业破产。

　　亚洲应该如何应对？答案因经济体和行业而异。中国和印度由于拥有庞大且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与日本等成熟的经济体或越南等后进发展国家相比，能够比较轻松地承受风暴的考验。而电信和医疗等更多地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将会比电子和消费产品等出口推动型企业的表现更好一些。

　　不过，无论亚洲做出何种选择，这个占全球GDP1/3的地区将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该地区有三条途径来提高自身的恢复能力并帮助世界从危机中复苏。

　　扩大内需

　　许多亚洲国家最近宣布了规模庞大的政府开支计划，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计划最为雄心勃勃。亚洲是一个有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规模小一些的越南，也是如此。对于印度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极为重要，但信贷紧缩和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可能会导致建设工作停顿。各国政府应该更积极地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以便通过更快的城市化发展、迫切需求的生产力提高以及开支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亚洲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我们预计，在今后10年里，其数量的增长会超过8亿人。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应该加倍努力，去释放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能力。以中国为例，其个人消费额仅占GDP的35%，而美国则占到GDP的70%以上。提高社会服务支出、财产权自由化和更广泛地提供消费信贷等拉动消费的措施，将加速中国走向可持续增长之路。

　　加速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在过去7年中，亚洲内部的贸易增长速度比其与欧美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了75%。事实上，与西方的贸易现在只相当于亚洲内部贸易的一半。不过，这种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在西方市场达到顶峰的全球供应链在亚洲的延伸和扩展。拥有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人口的亚洲各经济体必须开始将彼此作为最终市场，而不只是主要充当全球供应链的环节。

　　在多哈回合自由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表现出对新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兴趣。在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3国之间，已经达成了70多份此类自由贸易协议2，而更多的协议正在谈判中。但是，与整个地区范围的协议相比，这种双边协议对于贸易流的影响要小的多。亚洲在地区性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进展速度太慢，重新推动达成多边解决方案的进程势在必行。该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消费者群体，为亚洲资本提供了充足的投资机会。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去开发亚洲的储蓄以及分配给主权财富基金类投资的储备金，以便用于亚洲境内。

　　加强各国本土和亚洲地区金融市场

　　自从1997年以来，亚洲的金融市场进步显著，但是，如果要在未来5年内为该地区的发展不断提供支持，它们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在深化各国本土和亚洲地区资本市场方面，亚洲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该地区应该以审慎的方式发展，避免出现那些已经搅乱西方市场的过度行为。养老金改革将为国内投资提供更多的本土长期资金。亚洲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制定适当的消费融资信贷法规，并建立基础设施（比如信贷管理局），以确保新兴的消费阶层能够更多地但却审慎地花钱消费。该地区还将受益于采用反周期金融安全措施，如动态准备金（要求银行为应对未来的不良贷款未雨绸缪建立储备）和动态资本充足率（在繁荣时期提高资本要求，在困难时期降低资本要求）。

　　仅有这些努力还不够。去年10月，当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峰会时，多个亚洲国家呼吁建立新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以促进发展和稳定。泰国敦促建立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筹资3500亿美元。菲律宾和韩国的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并敦促放宽货币互换安排。这些想法都值得研究。

  从短期看，亚洲更有可能在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方面达成一致。这些措施包括积极发展地区性债券市场、整合股票交易所，以及为了提高地区监管机构之间的一致性并改进其方法建立额外的机制。

   这些解决方案中的每一项都意味着要有协调行动的能力，而协调行动是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所回避的。被广为接受的理念是，亚洲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多样性太明显，很难以有实际意义的方式统一政策。欧洲式的合作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现实的目标。尽管如此，目前的全球金融问题为该地区的领导人提供了齐心协力的独特时机。亚洲并不是危机的发源，但可以为危机的长期解决指明道路。

　　作者简介：

　　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资深董事。

　　注释：

　　1见Stephen S. Roach所著“Pitfalls in a Post-Bubble World”，摩根士丹利，2008年。

　　2见Alan Wheatley所著“Asia’s infatuation with two-way trade saps WTO”，路透社，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