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全球性问题的担忧日益增大，企业高管和监管机构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并制定出有益于各利益相关方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它们自己也能从中获益。

　　2009年1月 • Scott C. Beardsley    Luis Enriquez 和 Robin Nuttall

　　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将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监管时代的分水岭。在过去的时代里，自由市场在知识界和政界都享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受到学者和政府的共同支持，被视为促进持续增长和稳定的最佳方式。如今，世界似乎突然意识到，自由市场存在一些极为严重和极具威胁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那些随心所欲的企业所无法解决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都在呼吁要加强监管。

　　与在知识界和政界发生的大多数重大变故一样，这次危机乍看起来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但事实上，泡沫暗中形成的过程却要长得多。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自我约束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作用十分有限。在2008年9月的一天，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并使这次金融危机演变成了一场金融灾难，你可能已经错过了这一次不太显眼的新闻事件。英国零售商翠丰集团（Kingfisher）首席执行官Ian Cheshire曾告诉BBC记者，“有一些事情太重大，具有太长远的影响……以至于无法用渐进的方式去处理。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英国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领导人小组”成员之一，Cheshire当时正在谈论他支持欧洲开展一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

　　雀巢集团董事长Peter Brabeck的一次评论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指出，“即使我们具有也许比任何其他食品企业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食物和饮水]）问题。事实上，如果世界各国政府继续沿袭它们目光短浅的政策，而不是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那么，我们的努力，以及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所有努力都将徒劳无功。”他也不断呼吁政府进行更多干预，而不是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

　　如今，一种发展模式正在脱颖而出。信贷紧缩，日益紧迫的能源、食品和饮水短缺，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受到企业领导人和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消费者的担忧也有增无减——他们意识到，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意味着相互关联的全球难题。他们听到冰盖融化和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银行倒闭等消息，并知道所有这些事件都与他们的生活、工作、住宅以及家人息息相关。此外，他们期望企业能帮助缓解这些难题1。这种发展模式强调拓展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而且还包括企业对履行某些社会责任日益增大的义务。

　　从对抗到合作

　　在社会的认知和关注重点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监管也需要调整，以承担新的重要职责。与以往一样，监管机构应该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减少范围更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例如，保护消费者和控制环境污染），同时还要努力促进企业开展公平和激烈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将会促进生产率的更大提高、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及由全社会共享更多的财富2。

　　面对监管，企业如何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呢？如果是在以前的监管时代，答案将是聘用更多的律师和说客，并派他们去与监管者“斗智斗勇”。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劳工部长Robert Reich在他2007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中描述道，激烈竞争的方式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显著增强了它们针对每一个会影响其盈利能力的监管裁决的抗辩能力。由于监管法规是由在结构上具有对抗性的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制定的，因此，针锋相对的态度和应对技巧成为监管事务的基调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但是，如果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一起来寻找应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那么，在打官司和游说公关的能力上进行投资的“军备竞赛”的意义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正在开始认清这一事实。在2008年9月《麦肯锡季刊》对1,500名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中3，世界各国的高管们都将监管者视为企业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是，其中许多高管却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应对监管者。他们将游说公关视为一种已被滥用的工具。当我们询问这些高管，哪些问题使企业很难获得赞扬（因为做了正确的事）和很容易招致大量批评（因为做了错误的事），“政治参与和影响”名列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团队的酬劳”。

　　实际上，当企业在尝试与监管者打交道时，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见图表）。它们可以与监管者保持一定距离，经常处于对抗关系——尽可能减少与监管者沟通交流，敷衍应付其要求，并采用合法手段（如上诉和质疑）进行对抗。而在另一个极端，它们也可以设法与监管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根据企业的观点，这两种模式通常都不是最佳方式。保持一定距离的方法使企业很难与监管者达成妥协，从而会产生对抗性。而合作伙伴模式必定会失败，因为监管者本质上是“警察”而不是“伙伴”。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而且不仅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是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目的是与监管者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尽管双方的分歧是难以避免的，但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考虑，企业仍然可以从建立互信和培养长期协作关系中获益非浅，双方不仅可以在一些较小的行业问题上进行协作，也可以在一些可能涉及较大社会政治范围的问题上进行协作。

   这种协作方法的一个争议是，监管是一种反复进行的博弈。在许多情况下，一家企业会说服监管者，现在不是允许更多竞争、要求减少排放、承担更多服务义务或提出其他要求的时候——只要在以后的监管期内比监管者的期望做得更好就行了。对于这种企图糊弄他们的行为，监管者的反应通常是：在下一轮监管期提出更严厉的监管要求。双方的信任感可能会一落千丈，以至于监管者和企业必须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沟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分享我们从帮助企业制定监管应对战略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洞见了4。这一次分享的新意在于：全球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已经变得更加紧迫，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正在不断拓展，因此，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认真反思他们处理监管事务的方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企业与监管者并非总是一定要互为对手——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信任，监管也可以变成一种全行业（甚至全球）的协作机制，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共同解决从财政稳健政策到科技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对重点监管行业的正式竞争法规的谈判磋商并不是监管的全部内容。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监管者和企业需要在一种以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彼此信任为特点的气氛中互相接触：为了营造这种气氛，监管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整个经济情况和他们所监管行业的长期动态；而企业可以寻求具有内在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对抗性的监管论战无疑还会持续下去，但企业高管们正逐渐认识到，他们必须具有灵活性，并随时准备妥协。

　　基于网络的行业（如电信、电力和铁路）就是一个适用的例证。除非运营商有信心能在合理的时间周期内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否则，它们就不会对回报期非常长的新基础设施（如用于电信服务的光纤网络）进行投资。一方面，为了通过鼓励竞争来降低最终用户的消费价格，需要这种具有竞争性的投资；而另一方面，又要求这些基础设施向所有的运营商开放；监管人员面临的挑战是要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某些老牌企业并没有为了阻止和延迟整个网络的竞争对手使用自己的基础设施而拼命讨价还价，而是提出一种考虑了政府和消费者的利益、区别对待和精明练达的解决方法。例如，这种方法可能包括：在那些已经存在竞争对手的地区接受开放设施使用权的原则；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暂时不开放使用权，这样，投资就会流向这些地区。尽管这种折衷方案不能使老牌企业的短期盈利最大化，但它可能会包括一些不受持续变革影响的合理优惠条款。

　　增强透明度和信任感

　　非常详尽地了解各种监管事务不仅是预测风险和机遇的先决条件，而且对于与监管者建立基于信任感和透明度的成熟受益关系也必不可少。

　　监管事务通常都极为复杂，而且相互关联依存。监管流程的复杂程度也不低，通常包括由多个监管机构进行的交叉审查。对税率的细微修改都会对企业的利润造成很大影响。结构性的政策变革可以重新塑造整个行业。除非高管们能准确识别在当前和长期的监管格局中的每一个问题，并了解不同监管结果的经济、社会和战略影响，否则，他们将总是落后于行业的发展。如果缺乏这种了解，企业通常就会以一种效率低下、杂乱无章的方式来应对机遇和风险。

　　作为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例，来看一下2002年开始使用欧元后对跨境支付收费的监管。当时，欧共体渴望证明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欧洲地区的银行却未能预见到会出台一条新法规（因此也没有就此采取行动），规定它们对跨境转账的收费不能高于国内转账的收费。在许多欧洲国家，国内支付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而跨国转账却要收费，以弥补额外的支出。结果，银行付出的成本最终无法从消费者那里获得补偿。

　　一般来说，要想做到对监管了如指掌，首先应该做的功课就是：将那些在当前以及3年～5年内（有时甚至在10年～20年内）可能影响企业的主要监管事务清楚、明白地梳理出来。这种功课还应该包括仔细研究每项监管事务的不确定性水平、主要利益相关方（如竞争对手、消费者、企业员工、工会组织、政府机构和环保团体）的立场和地位，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和企业自身的利益价值与其他相关问题。例如，这些相关问题可能包括投资决策、价格和服务水平、生产率、税收收入和人员雇用水平等。对一些潜在的破坏因素（如可能改变监管博弈格局的新技术）也应该进行研究。在考虑替代性监管法规时，为了决定如何进行难以避免的妥协让步，基于事实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许多细节会非常棘手和令人烦恼：一些表面看来不太重要的问题可能会价值连城，并且会决定整个事情的成败。

　　为了在企业与监管者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关键是要完整了解对方的观点和目标。有了这种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能够满足双方需求的解决方案。在企业与监管者的关系中，双方可能不会亮出自己所有的“王牌”，但它们将会讨论短期性和长期性问题，并分享重要和详尽的信息。一种相互信任和公开透明的氛围对于制定出利益均衡而且可持续的监管法规至关重要，因为企业对经济挑战的理解通常比监管者更深刻。例如，企业可以最真切地体验自己能以多快的速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重新设计可减少碳排放的产品，并且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新技术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消费者中推广应用。

　　当监管者向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发起挑战，要证明监管机构将该企业母公司的成本纳入损益表的决定是正确的，此时，透明度的优点就显而易见了。该公司在应对时，不仅详尽而公开地说明其基本设想和数字，而且表明了可以考虑替代性会计方法的意愿。最终，这家监管机构接受了该企业的观点，没有改变该企业的征税标准。

　　与监管机构保持一种开放而长期的关系，还可以赋予企业对监管发挥影响的机会。例如，当一些汽车制造商试图游说政府放慢实施碳排放标准的步伐时，另一些汽车制造商却在开发能满足这些标准的技术。这些技术领先的企业通过与监管机构就这些开发工作的进展进行非正式讨论，就能够影响监管者对一种减排技术创新可以达到的减排量的预期。在今后将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上，这些企业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努力争取双赢的解决方案

　　为了影响监管，企业就必须将应对监管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并将监管事务从法律、技术和公关专家的管辖范围提升到首席执行官和最高领导团队的议事日程之中。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应该培养对所在行业未来前景的洞察力——一种能综合考虑社会政治问题、行业的渐进式变革，以及结构性变革（如技术跃变）的洞察力，并且增强支持和影响监管的组织能力。翠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和雀巢集团董事长的评论就反映了这种针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监管压力的战略性、长期性解决办法。

　　当企业面对势均力敌的多种力量，大家都跃跃欲试要重塑所在行业的格局时，具有长远的眼光至关重要。监管决定通常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供大家分享——将蛋糕做大，而不仅仅是占有更大的一块。但有时，只有当行业的主要参与方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将GSM5标准引入欧洲移动电话行业就是通过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而得以实现的。GSM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都从中获益：手机制造业的收入大幅提升；政府主管的国民生产力和税收不断增长；而消费者享受到了比以往更低的价格和更广的手机覆盖范围；新的服务项目层出不穷。许多欧洲年轻人几乎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文本短信息的世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移动通讯标准不统一在许多年里一直抑制着该行业的发展。

　　即使当单独一家企业面对监管裁决时，努力达成有益于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消费者）的解决方案的明智之处也常常显而易见。为了获得成功，企业的高管必须了解重要利益相关方具有挑战性的行动计划，并与它们合作，建立联盟，从而将企业的优先任务转变为实现切实可行的折衷妥协和追求可持续的成果。

　　以这种方式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还可以成为在企业声誉上的一种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在与消费者做生意和今后与监管者谈判时都非常有用。例如，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决定直接与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对该公司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运营活动对该国贫困状况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作为这种合作的一部分，联合利华史无前例地同意为该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和人员。在项目结束时，这家跨国公司给该组织留下了更积极正面的印象。与此同时，联合利华也在如何才能以最佳成本效益和采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这个国家发挥积极影响等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此外，该公司还提高了它在当地政府眼中的声誉（毫无疑问，这对该公司今后与当地政府的谈判将会非常有利），并向消费者表明，该公司致力于减轻贫困的承诺并非只是一种公关宣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企业忽视了将自己的地位建立在监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认为可能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它们有时会发现，自己虽然赢得了一次战斗，但却输掉了整场战争。例如，自愿排放目标可能会帮助企业应对针对其自身条件的环境压力，但是，为了获得牵引效果，这些排放目标必须真实可信。当欧盟国家的汽车制造商采纳自愿排放标准时，并未注意其现实性，后来监管机构认为这些标准要求过低，并规定了要求严格得多的排放标准。

　　监管面临的挑战

　　监管的任务是解决那些社会或企业单方面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对不同的目标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进行折衷调和。

　　这些任务今后丝毫不会变得更容易。除了面对其他一些挑战以外，监管机构在解决那些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的问题时，还需要权衡考虑快速变化的社会政治动态。来看一下能源行业：当许多人担心对化石燃料的控制将被用于政治目的，并且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削减其碳排放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是促进还是继续阻止扩大使用对环境友好但存在争议的核电和大规模水力发电。

　　当全世界都在期待监管能够解决这些紧迫的社会挑战（以及抓住与挑战并存的机遇）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必须就获得成功的构成要素进行公开对话。许多目标从本质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既要吸引大量投资以减少发电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要使电价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而且监管流程也必须去查明这些事实。这种对话并不一定能提出一种理论上正确的答案，但却有助于启发思路，从而在各种可选方案中达成折衷妥协。

　　领导人还必须考虑监管法规的合理水平。许多问题可以在本国乃至本地获得圆满解决。但是，层出不穷的全球性社会政治挑战——例如，碳排放、银行体制和资本市场的未来前景，以及技术标准等——要求在跨国层面上制定监管标准。为了解决这些与制定监管标准有关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在政治家、监管机构、企业领导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一种互谅互让的对话。

　　在即将到来的监管新时代里，企业高管和监管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学习。只有这样，各方领导人才能针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和行业热点问题（例如，由金融危机引起的问题），成功地制定出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总之，企业应该以战略眼光来看待监管，并争取达成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受益的解决方案。 《麦肯锡季刊》

　　作者简介

　　Scott Beardsley是麦肯锡布鲁塞尔分公司资深董事，Luis Enriquez是该分公司董事；Robin Nuttall是麦肯锡伦敦分公司董事。

　　作者谨向他们的同事Norman Marshall和Sergio Sandoval所做的贡献致谢。

　　注释：

　　1参见Sheila M. J. Bonini, Greg Hintz和Lenny T. Mendonca撰写的“解决消费者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麦肯锡季刊》网站，2008年3月。

　　2参见Scott C. Beardsley和Diana Farrell撰写的“使监管有利于竞争”，《麦肯锡季刊》网站，2005年5月。

　　3参见“麦肯锡全球调查：从风险到机遇——全球高管如何看待社会政治问题”，《麦肯锡季刊》网站，2008年10月。

　　4参见Scott C. Beardsley, Denis Bugrov和 Luis Enriquez 撰写的“应对监管在战略中的作用”，《麦肯锡季刊》，2005年11月。

　　5全球移动通讯系统，是一种移动电话全球标准。

　　本文译自： “Managing regulation in a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