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2月1日电 (记者 梁钢华 孔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1日在广州表示，包括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仅次于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的世界第三大都市圈。

　　杜鹰1日就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向珠三角地区有关干部作专题报告时表示，粤港澳三地的生产总值如按单一经济体计算，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韩国和印度。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门，其规模超过了伦敦都市圈，在世界上仅次于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

　　杜鹰指出，纲要要求推进珠三角地区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共同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二是重塑珠三角经济圈的国际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实施高端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三是探索新的对外开放模式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需要，有利于解决广东产业低端化、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也有利于为港澳发展提供广阔腹地。

　　杜鹰介绍说，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亟需进一步加强合作，纲要对推进三地紧密合作提出四项任务，其中，在重大基础设施对接方面，港珠澳大桥、横琴岛开发和澳门大学搬迁等一批项目正在推进；产业合作方面，三地在金融、科技创新、会展等领域互有优势，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粤港澳合作的特点是制造业上的“前店后厂”的话，今后三十年则应向服务业的“前店后厂”发展。

　　珠三角改革发展空间豁然开朗

　　  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长期研究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认为，其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珠三角地区发展的三大问题，即珠三角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关键。

　　《纲要》回答了三个问题

　　丁力认为，《纲要》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我是谁”，即珠三角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首先，珠三角是全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地区，珠三角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全国其他很多地区未来将要遇到的问题，它具有代表性；其二，珠三角的经济总量不小，大概占全国的1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之一；第三，珠三角毗邻港澳。因此，珠三角的发展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国家来推动。

　　第二，“我想干什么”，即珠三角的发展问题，包括产业布局、城市建设、自主创新、环境保护等方面。

　　第三，“我想要什么”。丁力告诉记者，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主要是给广东优惠政策，那么现在规划中体现出来的是发展空间、探索空间和创新空间。“国家很明确地提出鼓励珠三角先行先试，应该说给予了较大的政策空间。”

　　有效配置珠三角资源

　　对于珠三角与港澳同步发展的问题，丁力表示，纲要提出珠三角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香港的定位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广州是区域性金融中心。这说明，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如严格的法制、市场化的竞争机制等；但香港也需要腹地，这个腹地就是珠三角，所以如何理顺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非常重要。珠三角与香港发展并不冲突，关键是服务的对象不同。

　　丁力还表示，规划两次提到“广佛同城化”，这意味着珠三角区域布局将发生改变。他认为广州和佛山应该通过同城化、经济一体化，成为珠三角的“领头羊”。他同时认为，广佛合作的模式还多了一层含义，即整合珠三角现有资源，破除珠三角在传统模式下形成的机制和体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珠三角地区有5个大型国际机场，资源严重浪费。这是因为各地政府各管一块，造成整体资源配置低效。”广佛合作将是机制体制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最终将形成一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

　　珠三角经济稳中求进

　　对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丁力认为，本轮危机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既带来“危”又带来“机”。政府应该鼓励强势的企业乘势而上，通过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做大做强；对于弱势的、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则要帮扶。“目前珠三角不少企业是弱势企业，特别是那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要求他们升级，而应该先稳住。例如东莞是一个加工贸易企业密集的地方，东莞政府当前提出‘就地转型升级’，意思是首先要稳住，转型升级是下一步的事情。”

　　对于珠三角今后的发展方向，丁力认为：第一，虽然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珠三角现在仍然处在工业化阶段，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提高工业化水平仍是当务之急；第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30年中初步掌握了在开放环境中发展的能力，但我们一直是被动地参与分工，未来我们应当主动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任何形式的偏废都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珠三角城市发展定位清晰

　　他还介绍，整个调研工作一直延续到去年国庆节前，他在结束调研工作后先后参与了几次《纲要》的起草讨论工作，最后，在国家有关方面的主持下，对《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进行了起草编制。

　　城市发展定位清晰

　　作为参与者，刘熠辉认为，《纲要》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相关城市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定位准确，指明了方向。

　　而在其参与调研的金融领域，刘熠辉表示，《纲要》最主要的是对广州和深圳的城市发展、对相关城市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进行了很清晰的定位，有利于实现城市间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纲要》中，广州的定位是区域性金融中心，通过建立区域石油流通枢纽和交易中心等，充分发挥广州石油实物交割重要节点的作用。

　　“事实上，建立区域石油流通枢纽和交易中心的动议就是由广州方面提出的。在广州调研时，广州方面提出了这一发展诉求，并陈述了自身具有的市场基础和优势。”刘熠辉透露。不过，最终这一项目将在哪个城市有所突破还没有定论。

　　刘熠辉还透露，在深圳调研期间，坐拥交易所优势，深圳方面提出了将上市资源弄足的诉求，并希望尽早推出创业板。而最终出台的《纲要》也明确提出：“尽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创业板，完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刘熠辉还表示，开展对港澳地区贸易项下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与《纲要》提出“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是相呼应的。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试点扩大至珠三角九个城市，并推动“人民币亚洲化”，最终实现三地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和全面融合。

　　尽管对于河套地区的开发在《纲要》中并没有明确，但他透露，在调研期间，有关方面也有提及该地区的开发，主要内容为计划在河套地区搞新兴产业，如金融服务业等，但希望得到中央方面更多更广的政策倾斜，如税收、立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