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前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后的环境将会迥然不同，但是，那些未雨绸缪的企业仍有相当丰富的机会。

　　当前的经济低迷与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经济衰退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点已越来越显而易见。我们正在经历的并非只是商业周期的又一次转换，而是一次经济秩序的调整与重组。

　　对于一些企业组织来说，近期的生存是唯一的议题。而其他一些企业正在试图看透不确定性的重重迷雾，思考着一旦危机结束、一切恢复正常状态以后，企业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问题是：“正常状态将会是什么样？”虽然无人能够说清这次危机将会延续多长时间，但另一方面，我们所见到的正常状态将不会与近年来的正常状态一样。一些强大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将会塑造出新的正常状态。这些力量有的直接来自于本次金融危机，有的则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起作用。

　　显然，在新的体系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将会大幅度减小。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最终导致危机爆发的杠杆率升高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于金融创新——为降低风险和增加经济的价值而采用新的工具和业务方式——而导致的债务合理增加；第二个来源是由各种错误的动机、不负责任的冒险、疏于监管以及欺诈行为所激发的信贷泡沫。前者与后者的分界线之间便涉及到数万亿美元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未来的杠杆率将远比我们期望的水平要低得多（而风险代价却要高得多）。依赖高杠杆率的业务模式的回报率将会降低。而那些以过去曾经流行的方式——通过真正提高生产率——来提高股本回报率的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的回报。

　　新的正常状态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永久性地重新定义了政府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次意义同样重大的监管调整即将到来。有些人会欢迎这种调整，他们认为，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已经明显滞后。而另一些人将把这种变革视为不必要的政治干预。无论人们有何看法，现实情况是，世界各国政府将会对那些曾经监管宽松的部门（如债务保险部门）加强监管。各国政府还将要求企业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及提高对投资媒介（如对冲基金）和以前曾是企业董事会专有职权的相关决策（包括高管的薪酬）的披露水平。

　　尽管金融服务行业受到的影响将最为直接，但政府作用增强的影响范围将会相当广泛：存在着出现一个金融保护主义新时代的风险。这次危机的一个有益结果是，将进一步扩大全球金融协调和增加透明度。而一个有害的结果是贸易保护政策，它会使企业将资本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变得更加困难，并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需要对这种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

　　这两种力量——更低的杠杆率和更多的政府干预——直接来自于这次金融危机，但是，其它一些力量则早已在发挥作用，并且被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所不断强化。例如，美国的消费可能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在本次危机开始之前就已经清晰可见。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增长，而从1985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增长是通过一系列的一次性因素（如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来推动的，而现在这些因素本身的推动作用已消耗殆尽。此外，尽管“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花钱高峰期有助于推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消费热潮，但随着这一代人步入老年，开始靠退休金和储蓄生活（即使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财富蒸发之前，这些钱也少得可怜），美国的消费水平将会下降。

　　追求高收入和高消费增长率的企业将日益把目光转向亚洲。亚洲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提高生产率、采用新技术，以及文化和制度变革——并没有因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停滞。而且，尽管最近几个月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状况在迅速恶化，但它们不太可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止步不前。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是，因为当前的困境而谴责西方式资本主义的诱惑是否会导致对抗性反弹和自我否定的政策。如果这种情况能够避免，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会继续向东方转移。

　　一如既往，技术创新将会持续下去，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的价值将不会贬值。对于那些富有才华的反向投资者和技术人员来说，随着追求高风险、高回报机会的投资者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金融工程转向基因工程、软件和清洁能源，未来的几年可能会证明是成果丰硕的时期。

　　可以相当确定的是：当我们最终进入后危机时期时，商业和经济环境将不会再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为了使自己的组织为在新的正常状态下获得成功而做好准备，高管们必须重点关注对于他们的客户、企业和行业来说，哪些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哪些事物基本上保持不变。其结果将是，尽管环境已经与过去迥然不同，但在新的环境下，那些有备无患的企业仍然会有相当丰富的机会。

　　作者简介：

　　戴颐安（Ian Davis）是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