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的危机，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比如在经济危机后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怎么办？气候变化的问题怎么办？经济已经与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了。”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近日举办的2009年圆桌会议上，来自全球环境与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也提出了共同的呼吁:应对经济动荡，要全球携手实现绿色经济，共同迈向绿色发展。

　　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振兴计划必须重视气候变化

　　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危机”这个词，但当前危机的确存在，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环境领域。即使是没有目前的经济危机，人类要想恢复生物多样性，乃至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堪后果，也是非常困难的。

　　谈及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国合会首席顾问亚瑟·汉森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在有些国家对于环境的评估正在减弱，这样一来对环境的监管也有可能会减弱。经济在不断的恢复，有很多的项目正在出台，在这种情况下，新项目在上马的时候很可能会忽略环境的评估和监管。”

　　另一方面，在经济恢复的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恢复得更快一些，对中国来说是如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其他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国外的产品引到自己的国家来，在这个时候引入的这些产品是不是符合环境的要求，政府是不是应该给那么多的补贴等等。所以，经济刺激措施是对环境的补贴，但并不是所有的钱都会花到环保方面。

　　“我们必须要说服这些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告诉他们恢复计划一定要是绿色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同时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经济恢复，而且有利于经济长期的发展。”国合会委员德里克·梅森纳对此也阐述了他的看法。

　　首先，气候变化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对于人类的发展，对于全球的安全问题，都远远超出这场经济危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且环境出现了危机后，是不可逆转的。更值得重视的是，全球变暖的速度要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快得多。

　　梅森纳强调说:“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危机当中，许多政府、经济学家都在说我们应该首先解决经济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环境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的，它跟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是不相对称的。”

　　其次，他希望能够在所有的刺激计划中进一步减少对高碳的依赖。同时，要在未来进一步减少碳排放。

　　汉森发言中提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它是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院在2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主题是全球经济的绿色恢复。报告中提到刺激方案不能替代长期的发展行动，但是可以减少最终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成本。在美国具体的例子当中，经济学家经过认真分析得出结论，每10亿美元投资绿色经济，在美国会带来3万个就业机会，以及4.5亿美元的能源节约。

　　正在迅速发展的，还有人们的理念，即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生态复苏，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汉森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不能阻止气候进一步恶化，我们也不能实现经济的复苏。实际上经济的复苏如果不能使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复苏也不是持久的复苏。”

　　实施绿色经济与绿色新政，为解决经济危机找到道路

　　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的报告，倡议全球实施绿色新政，其目的就是要在应对这些风险的同时，寻求一条有效而可持续的解决这些多重危机的道路，确保“后危机”时代的经济遵循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避免继续加重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两个最严重的危险:生态资源紧缺和气候不稳定。

　　虽然目前对于绿色经济这个概念，还有很多争议，但包括绿色基础建设、生态环境恢复、清洁饮用水、固废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关键要素，都是必要的。除此以外，还包括可持续性的技术，不光是技术的研发，还涉及技术的商业化。

　　来自中国环境规划院的副院长王金南对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做了初步的研究，他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投入和投资规模很大，能够带来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收入，新增1800万就业人口，以及两万亿元左右的消费。所以，整个绿色经济或者绿色产业的发展，在中国应有一个很好的势头。

　　他呼吁用这种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概念来应对金融危机，并制定国家的绿色产业振兴规划。

　　“在动荡多变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应该说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就是这场危机既是风险，也是我们进行系统创新的一次重要的机遇。”出席会议的国合会首席顾问支持专家组组长任勇的这番话也是当前许多国家的一致认知。

　　中国到底有没有绿色新政？任勇认为，其实以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看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为总纲；落实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达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社会。

　　从资源环境角度来看，生态文明的提出相当于在全社会建立一种保护环境、尊重生态规律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下，中国也确定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原则，比如说又好又快发展，还有环境保护的“三个历史性转变”，这些本质上就是绿色新政的体现。

　　仅有这些创新性的战略思维还不够，随之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举措。比如说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以及建立有效的经济政策体系，包括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等。当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实施也应该说是中国绿色新政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行动。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这是将传统发展模式下面临的挑战转化为谋求新的发展模式的机遇，也就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转向绿色发展。从2008年底到现在，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中央政府新增加的2300亿元财政投资中有230亿元是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项目，所占的比例是10％，涉及到重点流域的污染防治、垃圾处理、天然林保护及防护林建设等领域。

　　现有的措施依然不够，中国还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任勇表示，在世界各国的刺激计划里，在绿色投资所占的比例以及投资的主要领域，可以看到中国的比例很高。但是从领域上来讲，其他欧美国家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的提高、再生能源的开发。

　　对此，中国也应有所借鉴。对于短期的经济恢复，现有的做法是可行的，但是更多的是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去年国合会提出从科学发展观的长远和大局考虑怎样应对金融危机。

　　与会专家指出，能否做一个大胆的设想，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是否会迎来一场关于清洁技术、清洁能源这样新技术革命？

　　技术更新已不是问题，低碳经济或为繁荣起点

　　绿色经济的恢复是否能带来低碳经济的发展或者恢复？很多专家和学者也围绕这一热点话题展开了讨论。

　　国合会委员斯蒂芬·汉兹指出，从发展的角度讲，过去人们的想法是以大量的对自然资源无度的利用来进行开发，特别是对矿物燃料的使用。现在人们需要的是21世纪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又能够减少矿物燃料的消费，也能够减少对气候有威胁的气体的排放，实现低碳的繁荣。

　　梅森纳也提醒说，“目前在所有的报告中都讲到怎样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低碳经济。我们不应该只是想到从减排、从温室气体在各个行业怎么提高能效的问题，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怎样改变整个系统。”

　　他举例说:比如在低碳城市里应该有新的材料、交通废弃物的管理、新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动汽车以及教育方面的革新，如果我们只在能源系统单方面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不行的，应该建立一个整体的以低碳为导向的能源系统。

　　梅森纳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建立一个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不仅要有创新，要有绿色的增长，还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甚至改变我们个人的行为方式。低碳不光是技术革新，也包括一些社会及行为方面的变化。

　　来自纽约大学的内通教授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指出在要想实现低碳繁荣，在生活方式上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使是随手关灯这样的小事，也能带来减少碳排放的效果。

　　“低碳经济本身不是目标，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星球中生存，需要用现在星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来进行生存，而且还要为未来几代能够继续生存做工作，这绝非易事，”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李琳指出。

　　此外，公众的参与和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此似乎再强调也不过分。中国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公众参与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也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加强对公众的环境意识宣传。

　　正如国合会委员戈登·康韦为人们勾画的2050年时的两个不同世界:如果一切做得不好，人们很可能陷入一个生存条件恶化、经济衰退、气候变暖的恶劣环境里。当然人们如果做得好，实施了各种政策，推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便会走进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来源：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