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外贸风向标的广东省，其5月的外贸进出口跌幅并未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不仅同比下降了22.1%，环比更是下降了2.5%。

　　7月4日，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坦言：“广东在过去30年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土地、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而广东当地粗放型经济发展的方式、招商方式和产业布局没有根本改变。”

　　“不复存在”与“没有根本改变”的用词不仅彰显了广东地方政府官员的“忧患意识”，也反映出广东经济面临“青黄不接”的现实困境。

　　高外贸依存经济“难以为继”

　　中国制造看广东，这曾是令广东引以为傲的提法，而如今却被视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佐证。广东的高外贸依存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可以说中国外贸经济的双位数负增长拖住了经济增长的“后腿”。

　　过度依赖外贸成为广东经济发展中的显著特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此已经颇为着急：“广东外经贸依存度很高，达到155%，而全国的外经贸依存度只是60%。广东有这种特殊情况，(因而)困难特别大。”

　　事实上，出现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长达三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低成本的政策、土地、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得到蓬勃繁荣。

　　6月28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举行的“珠三角经济发展论坛”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直言这种模式是不可延续的，他坦言：“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为了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30年来，广东省在政策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倾斜’政策。对于外资在税收上是优惠的，贷款也是优惠的，地价是低的，劳动成本是低的。造成了经济失衡，这是很难延续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珠三角采访了解到，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大量私营企业主寄希望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施以援手，例如希望商务部调整出口退税率，希望地方政府出面协调降低工业用房租金，暂缓缴纳员工的社保金等等。对于“政策、土地、劳动力”的“优惠”渴求成为不少私营业主的“惯性思维”。

　　一位广东省政府智囊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包括广东在内的多个省份多次“上书”请求国家有关部门，要求从稳定社会的大局考虑，给予包括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然而，这样的方式只能起到“救急”的效果。

　　张曙光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金融危机以来，商务部7次调整出口退税，但是调整出口退税后外商马上将出口产品价格压低，将出口退税作为利润拿走，这等于说在用我国财政补贴外国采购商。”

　　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认为，“让利”的想法依然是基于“粗放型经济发展”的思维，用“优惠”来吸引投资的传统招商方式依然存在，“没有根本改变”。然而，一些数据和研究却表明倘若不进行发展模式变革，广东高外贸依存经济将缺乏可持续性。

　　广东“制造”优势日渐弱化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执行合伙人徐沪初，曾为广东省政府及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这次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发现，很多的企业是建立在微利的基础上搞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制造。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广东省政府已经规划要把珠三角打造成以工业设计、创造和研发为核心的全国性的基地。”

　　近几年来，珠三角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于政府的“改革”压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广东省政府提出了“双转移”，即“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以及“腾笼换鸟”的产业布局思路，其目的是让“传统粗放经济”搬出珠三角，而把具有“设计、创造、研发”属性的产业引入珠三角。

　　一位广东省政府智囊告诉记者，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战略构思与其说是自愿的，还不如说是被迫的。2003年之后，珠三角企业外迁长三角、2005年集中爆发珠三角“民工荒”，都已经明示广东这样一个事实，广东制造的比较优势正在日渐弱化，珠三角地区必须摆脱传统且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多年从事广东产业经济研究，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他告诉记者：“2003年东莞出现了台商企业向江苏昆山转移，这种转移被看成东莞的环境不如昆山好。而2005年开始，广东特别是珠三角部分企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最显著的原因就是长三角的工资水平稍微高于珠三角。”

　　“不进则退”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与改革初期相比，珠三角正面临长三角的崛起和环渤海兴起的挑战。“我们曾分析国家统计的39个行业。1997年广东在全国都有优势的行业大概是14个，2006年珠三角地区在全国都有优势的行业下降到了10个，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下降很快，这说明劳动力替代性很强，各个地区的崛起使广东的市场份额在慢慢的收缩，”王珺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服务业GDP占比仍然低

　　“三十年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贴牌和做简单的加工，这也是不正常的情况，”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黄亚生长期从事中国、印度之间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他发现制度缺失是导致服务业难挑经济大梁的重要原因。

　　张曙光也认为，广东珠三角依靠外贸经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失衡，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还没有一般低收入国家的水平高。截至目前，服务业占GDP比重依然是40%，而印度该项数据已经达到了56%。

　　今年五月，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虽然工业增加值仅增长2.5%，但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0%。服务业在GDP比重占到了46.9%，同比提高了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38.3%上升为76.0%。

　　对于这样的数据变化，王珺却认为，在此轮的金融危机中，广东的服务业增长率“看似”上来了，广东的制造业增长率“看似”下去了。但这仅仅是数学现象，并不能反应经济调整的真实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在走访珠三角的时候了解到，由于长久以来劳动力价格“过于廉价”，而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的成本“过于昂贵”，私营业主不愿意实现“工人向机器”的跨越，致使广东经济无法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

　　黄亚生认为，转型和升级往往需要动力和压力，政府应该更多地做好服务而不是裁判哪些行业应该转移，毕竟传统产业也需要升级的空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广东采访时了解到，大量中小私营企业主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难，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放弃了贷款购买先进机器设备、投入研发、树立品牌等方式发展企业的念头，而较为廉价的手工劳动力反而变得更具优势了。

　　张曙光坦言，目前服务业的准入门槛确实很高，发展就相对慢了。求解广东等出口导向型省市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关键是，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放宽对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的各类管制，其中就包括银行、保险、信托在内的金融服务业。这既能解决目前广东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同时能够解决大量就业的问题。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