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②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③巴克莱资本中国研究主管、董事彭文生；④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

   2009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世界经济，尤其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好的兆头，似乎展现出企稳回升的势头。但是对于这种回暖的迹象，却也引发了新的争论和思考。就在前不久，美国投资家索罗斯在北京提出一个看法――“要重视全球经济复苏存在一个矛盾，即短期稳定经济的政策跟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之间的矛盾。”

　　围绕类似的话题，近日召开的“《财经》：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南中国经济增长之路”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表述了各自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当经济开始出现稳定迹象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冷静思考未来经济可能的走向。”

　　中国经济需要“休整期”

　　“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周期性回调，即使没有外需的变化，经济也得回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在2006年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和企业存活周期都有一定回调期，大概投资周期是8年，其中有4年是上调，另外4年是下调；而企业存活周期一般是4年，其中两年一上，两年一下。按照这个规律，200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和企业存货周期就都已经进入回调期，但当时经济似乎没有出现很迅猛的下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那时的外需情况不错，加之我国内部的改革使经济活力有所增加，因此这一轮上升期延长了。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外需的骤降，这个矛盾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经济自身的问题。”

　　卢中原分析说，经济回调的内在原因主要有，首先，长期高速增长使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递加，资源价格还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代价都在上升，因此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压缩，它必然放慢投资；其次，产能过剩，早在2006年，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当时有十多个领域、30多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不过由于经济处于上升期，这个问题表现得不明显，但当需求发生变化之后，就日益凸显出来；第三，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导致了这一轮经济回调，尤其是重工业比例较重的经济结构，其特征是自我循环，下滑期自我加速下滑，因此使经济振荡比较明显。

　　“中国经济需要进入休整期，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该喘喘气了”，卢中原感叹地说，“宏观经济政策、中长期结构性的政策都需要调整，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等政策亦需要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为下一轮的经济高增长创造好条件。”

　　他最后还提醒说，要进一步审视发展方式面临的缺陷；要加紧推进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吸引外部资源提升竞争力；要抓住机会促进国内资源的区域整合与合理布局；要积累应对危机经验，正反两方面都要积累，不能一味否定，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以改革为动力，来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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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调控政策要从“救急”、“救市”中走出来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倾向于通过现实数据进行分析。

　　他指出，去年11月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继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以及其他很多应对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在今年效果开始逐步显现，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监测，今年1、2月份我国实体经济的表现，已经出现了底部，从3、4、5三个月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环比回升的局面。“连续3个月的经济上升态势说明经济下滑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这比我们原先预计的，提前3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投资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1~5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接近了33%，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增长速度超过40%，这样的增速如果扣除物价因素以后的实际增速，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1993年的最高水平，“由此可以说，这一轮投资回升力度相当强劲”。

　　而更可喜的是，在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影响下，社会各界的信心得到了恢复，“一个重要的信号，救市汽车、住房这两大消费市场今年出现明显好转”，范剑平分析指出，前5月，汽车累计销量较去年同期出现两位数增长，达到14%以上；而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也较去年同期增加约26%。“这表明不仅是政府的力量在起作用，就是市场的力量也在逐步地复苏，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这一轮回升具有相当强的可持续性。”

　　范剑平认为下一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重点应该放在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上，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他也认为，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问题相对金融危机，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在应急式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到位，经济局面也基本稳定以后，更多的政策应该逐步把重心由“救急”、“救市”转向解决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无论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是在深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地从前一个阶段的总量政策为主逐步向结构政策转化。”

　　他最后表示，要通过毫不手软的淘汰落后产能来为我们新一轮先进生产力的投资创造空间，“不打破过去的坛坛罐罐，就没法迎来明天的艳阳天。”

　　明年要防通胀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于未来经济是出现“通胀”还是“通缩”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而在此次论坛上，专家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就表示，在该不该防通胀的问题上，目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由于目前CPI、PPI仍是负数，因此应沿用前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继续防止通缩；第二种是，看到前4个月贷款增长非常猛，货币供给也是增长非常快的，认为现在就要开始防通胀；第三种观点是，将前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认为短期防通缩，长期防通胀。“我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今年防通缩，明年则要防通胀。”

　　庄健指出，目前中国仍处于通缩阶段，而接下来的一两个月，CPI还很可能保持负增长，全面来看，最终可能是在正负之间小幅波动。“不过，信贷的大量供应，货币信贷的增量影响最终会传导至CPI上，令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增加。”

　　为此，庄健给出三个建议。其一，现阶段应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调控力度，目前对世界经济的判断是轻微回升，基础还不是很扎实，如果目前开始“拧水龙头”，紧缩货币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不利。其二，目前的节奏需要调整，前几个月信贷增长太快，特别需要进行结构性微调，使货币信贷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农村适当地倾斜。其三，如果CPI在年底或者明年初上涨幅度超过3%的警戒线，货币政策就应该及时进行调整。

　　巴克莱资本中国研究主管、董事彭文生也持相似的观点。他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在2010年或今年底开始紧缩。

　　彭文生分析，货币扩张是本轮中国经济上升的主要原因，对通胀的担忧也来自于此。不过他认为，M2与CPI关系较弱，且有较长的时滞；M1与CPI关联较强，但也有一定的时滞，因此通胀短期不会发生。通胀关注的三个因素为：通胀预期、需求压力和成本推动。“从目前来看，需求压力不大，而成本推动方面存在压力，同时，成本推动明年有通胀预期。”

　　基于以上原因，彭文生预计，CPI在今年底将转负为正，通胀预期之下，货币政策最快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将会出现收缩。“至于紧缩的手段，则主要会通过流动性控制，甚至信贷的窗口指导来限制信贷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