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对话为金融危机反思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分。Richard Rumelt教授和麦肯锡的Lowell Bryan 讨论了经济的走向、企业的前景和工人的未来，表达了他们的惊诧、忐忑、忧虑和对最佳、最糟对策的定义。

　　《麦肯锡季刊》，2009年7月 • Allen P. Webb

　　来源：战略业务

　　此次对话是 Lowell Bryan 和 Richard Rumelt 对金融危机反思总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分。它侧重于公共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应对。第一部分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管理造成的广泛影响，而第三部分将探讨 金融危机对于当今的企业战略意味着什么。

　　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中央银行协调统一的干预措施，政府直接注资金融机构，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这只是近月来所采取措施中的少数几项。这些措施对商业的潜在影响巨大，但要完全理解这些影响，还为时尚早。

　　值危机深入发展之时，麦肯锡纽约分公司资深董事 Lowell Bryan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的战略学教授 Richard Rumelt开始反思政府现行政策中的结构性转变。去年底今年初，Bryan 的“在不确定性中引领前行”和 Rumelt 的“‘结构突变’中的战略”已经发表在《麦肯锡季刊》中文网上。今年4月下旬，麦肯锡公司的 Allen Webb 再次访问了Bryan 和 Rumelt，并请他们更深入地评估2008年秋季以来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Bryan 和 Rumelt 关于政策变化给经济和商业所造成影响的讨论，对于试图弄清在战略格局上发生的快速变化的高管而言，是有益的参考。

　　《麦肯锡季刊》（以下简称《季刊》）：您怎样看待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应对之策？

　　Lowell Bryan: 作为旁观者，我对这些措施感到惊奇。很难相信，美国联邦政府这么快就给整个金融系统的所有债务提供担保，我说的不止是美联储，还包括财政部。要知道，这可有16万亿美元之巨！

　　我之所以感到惊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措施会不会奏效。我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就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再陷入衰退（W型衰退）的问题，美国经济的作用问题，以及美元的价值问题，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尽快修补一些历经了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东西。

　　这些措施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中之一会变成现实。一种是快速修补措施很快发挥作用，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会很担心，因为我们没有为良性增长打下基础。另一种是，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都将会遭遇一次严重的衰退，这将使我们有时间来修补金融体系，我们也能修复这个体系。我们将把杠杆化降到合理的水平，我们将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有战略眼光的人及其企业将学会在这种环境中如何生存。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也许会在金融危机真正结束前就误以为危机已经过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解决已经达到极端状态的各种问题，而到时我们又用尽了所有的手段，那么，随着我们遭遇一次严重的双重衰退，或者通货膨胀失控，未来三、四年内的形势将会变得十分恶劣。

　　Richard Rumelt: 正如 Lowell 所指出的，这项应对措施的力度令人吃惊，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否会起作用。增加支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刺激经济，也可能不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历史的证据毁誉参半，非常复杂。凯恩斯主义者会告诉你，走出大萧条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支。但是，这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情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以最低工资标准签约从军，消费者忍受了配给制的磨难，政府借助成本加成合同来重建工业基础设施。战争胜利后，美国家庭的资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乎回到了零负债的水平。由此产生了一股巨大的、被抑制已久的购物需求。而人们也以实际工资水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如果今天要重复这一举措，你得吸纳1000万的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将他们纳入某种——

　　Lowell Bryan: 和平部队。

　　Richard Rumelt: ——和平部队，并让他们在四年的时间里拿最低工资，重修高速公路。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前景。但是，他们的奖金合同是神圣可能使这种构想落空。

　　《季刊》： 让我们回到 Richard 之前提出的问题上来，关于解决基础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重新分配资源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对资源在私营部门的重新分配是有帮助，还是有妨碍？

　　Richard Rumelt: 主要是妨碍。实体经济归根到底在于人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结构突变的中，必须改变各种工作的组合。如果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5年后，我们会发现，有些工作，我们做得比以前少得多，而另一些工作，我们却做得多得多。在我看来，一项出色的应对政策有助于帮助人们降低转变的成本。如果你是一名汽车工人，这不是你的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采取措施，去阻止这种转变，如果我们去扶持支撑已经每况愈下的企业，那就成问题了。如果我们开始去创造那些本质上由政府扶持的气息奄奄的汽车公司和行将就木的银行，这就很成问题。

　　最糟糕的政策是扶持那些从事无用工作的人们。我认为，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某种平衡，帮助人们支付转行的成本，而不是让个人去负担所有的成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转变中，既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在绝大多数时候，雇员是无辜的。他们只是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应该获得帮助。但是，应当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而不是为他们从事徒劳无益的工作提供保障。

　　Lowell Bryan: 我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那就是，试图去保护人们，在这一保护过程中，我们却注入了很多更加僵化的内容，这从根本上降低了创新的效率。这种情况将会扩散到亚洲，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在走欧洲的老路。这对于我们和整个世界将是十分糟糕的。但是，这是一种可能性。其最终结果将是这样的情景：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加安全但更加贫穷而且更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地方。

　　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健康而有益的应对之策，那就是由政府资助的研发：例如，清洁能源、医疗保健，等等。显然，军队会继续不断地进行研发。在大量的原始创新的背后，你会发现一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发明创造的政府计划。现在，很多研发在十年或更长时间里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提供帮助的领域——保持研发引擎持续运转。

　　《季刊》： 您对破坏全球体系的反冲作用有怎样的担心？

　　Richard Rumelt: 有很多政治愤怒被压抑了，没有发泄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心，如果人们过于气愤，这些银行中的某一家就可能会倒闭破产，接下来，我们重陷困境，也无法独善其身，就像雷曼兄弟破产的连锁反应那样。当前的政治平衡很微妙，也很情绪化——金融机构获取了大量的资源，而且用它们随时可能降临的失败来要挟大家，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源。这种做法，必须得到纠正。我们不可能在这种关系氛围中来管理世界经济。

　　Lowell Bryan: 我有点同情大多数金融机构中现在的负责人，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些人是替人受过，承受的是人们对他们前任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愤怒。

　　Richard Rumelt: 不假，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经济萧条和重大衰退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影响深远的。看看1873年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反犹太主义抬头，最终导致纳粹主义的出现。这也是今天的风险所在。我们面临的是可能令社会功能失调的根本性政治后果。

　　Lowell Bryan: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总的来讲给我们带来诸多好处。现在，除非美国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否则，我担心这一地位已岌岌可危。我们作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领导者的能力，我们的道德权威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除非我们实实在在地在这方面努力，否则，人们会说，“嗯，这套思想很有趣，但我要去尝试一下其他不同的思想。”

　　Richard Rumelt: 太对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智力和道德领导地位都已经被严重削弱。人们过去普遍肯定，在国际和地方事务中，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公正的，有一定的能力来平衡相斥的主张，并能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互相竞争的诉求做出裁决。但现在，这样的认知已被动摇。

　　Lowell Bryan: 我要说的是，现政府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不仅探讨问题，而且正在寻找一些应对全球性经济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我最大的担心是，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到2011年，美联储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放任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任由其对货币产生不利影响；要么，采取紧缩政策，把我们推入双谷（W型）衰退。

　　Richard Rumelt: 在选举前夕，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

　　Lowell Bryan: 但问题是，二者都不是很好的选择。一个将导致严重的外部问题，另一个会造成严重的内部问题。

　　Richard Rumelt: 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Lowell Bryan: 如果我们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所有将美元作为理财工具的人们会说：“你抢走了我们的财富。”这可能激起公愤，而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

　　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将经历一次严重的衰退，我们会伤痕累累地撑过去，但依然保持恢复力。我觉得，会有一次真正的机会，让我们能修复信用体系、整顿资本市场，全球经济扩张和全球一体化也将得以恢复。我要说的是，这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比我对你描述的另一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但我上面说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真的要靠很多好的政策，还需要一点运气，才能渡过危机。

　　Richard Rumelt: 我同意。我认为，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决定谁来承受损失，这个决定也只有政府才能做。总得要有人买单，而眼下看来，这种厄运似乎要落在纳税人头上。但是，市场上还有债券持有者，有各种各样股票的持有人，还涉及到许多许多许多利益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和主权财富基金。人人都有位子坐，究竟该留下谁来站？对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导致金融体系束手无策。全球金融体系要想重新运作，这种不确定性必须得到解决。

　　《季刊》：您认为金融体系的监管将走向何方？

　　Richard Rumelt: 你知道，我为许多金融服务公司做过咨询。他们可不想听到这个，但是有很多金融服务，例如接收存款、定期人寿保险和人寿年金，应当像汽油和电力那样，归属于公用事业。当各企业在这些产品上竞争时，会导致无序的复杂性或冒险行为，根本不符合买方市场的需要。你肯定不希望为你供电的企业去疯狂参与商业冒险，你也不想把毕生的积蓄都投资在年金上，看着保险公司冒险投资，在你80岁的时候，它倒闭破产。所有此类金融服务需要像公用事业那样牢靠。而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是出奇地不稳定。基本上，金融公司是通过调整它们的信贷标准来相互竞争。银行业和保险业里，因此而盛衰存亡，数百年如此。

　　Lowell Bryan: 我不完全赞同 Richard 的意见。我是在处于严格监管下的金融服务业中成长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反应较为迟钝。我看到从风险中从创新中、从我们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中产生出了很多好处，这些好处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

　　如果你去观察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2000年前后的证券业，你会发现，它带来的主要是好处。它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允许太多的信贷风险进入到这个体系。2000年之前，要么由放贷人承担信贷风险，要么由借贷人拿出足够多的抵押担保或让出许多权益，因而不允许原始信贷的风险转嫁进入市场。

　　我坚持认为，从1997年以来，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监管措施，而在于没有任何人强制执行已有的监管措施。SEC1、房地美公司和房利美公司的监管机构以及银行系统有足够的权力去监管此类事务。你并不需要新的权力。你迫切需要的是，愿意使市场更好运转的人们，而不是为行业参与者短期的利益而进行基本监管。

　　当你了解在21世纪头几年所发生的情况，就会感到很可怕。负责监管结构的人基本上选择不去监管。因此，我认为，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就像你在负责管理核电站运行时取出控制反应堆温度的所有控制棒一样，结果只能是大爆炸。而且，坦率地说，我们就取出了所有的控制棒，最终发生爆炸。

　　我担心，我们将回到一个过度监管、安全、呆板而增长缓慢的金融体系。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六、七十年代的监管状态和过去十年监管缺位的状态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Richard Rumelt: 我认为在创造价值的金融工具方面，尤其是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方面，Lowell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这可以说是一场在纽约-华盛顿政经轴心酝酿起来的危机——华盛顿领导层的失败：没有监管，没有制定出切合实际反应灵敏的法律，而另一方面，纽约的高管们的失败：没有自律和自我监督，在每年500万美元年薪的岗位上失职，即对风险定价不当。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研究经济大萧条时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收获。所有人都把他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但他对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却是：美联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他对于为什么美联储没有尽职尽责的解释是很有趣的。他说，纽约的银行习惯于在出现信贷紧缩并殃及银行自身时进行自我监管。他们会聚到一起商量，多少会达成共识，“这是规则。这是我们将要处理这一危机的方式”。他说，从美联储开始介入伊始，银行停止了遇危机聚会共商对策的做法，银行转而指望美联储来做这个事。

　　因此，制度和做事惯例以及自我监管的整个结构都荒废了。紧接着，当1929年~1930年爆发危机时，制度性框架已不复存在，美联储又坐视不管。我认为，我们看待最近这场危机时，也有类似的教训。华尔街本可以自我监管，但它选择不管。华盛顿也选择撒手不管。结果，没有不醉清醒的成年人负责这些事情。

　　作者简介：

　　Allen Webb 是《麦肯锡季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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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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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译自： “Weighing the U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 dialo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