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得到空前关注。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表明，世界将全面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如何有效应对低碳经济的挑战呢？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请他做客《首席观点》栏目，他是该领域的著名专家。

　　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

　　记者：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民间人士，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寄望采取切实行动来应对这一重大挑战。在你看来，这一挑战为何在当前显得尤其严峻而迫切需要各方积极应对呢？

　　胡鞍钢：由于对自然这样一个系统知识的有限性，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理论共识到共同行动，同样需要探讨和探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直到1989年才成立，才有了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IPCC报告。换句话说，人类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危机其实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情。

　　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特性在于，长期的滞留性进而会产生数量的累积效应。新增数量越多，其累积效应就会越明显。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在工业化之前的1000多年里，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是相当有限的；而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由于传统的工业革命，二氧化碳的排放迅速增加，使得全球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革命之前提高了将近1摄氏度；更重要的是进入21世纪，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模式进行下去的话，有可能在2100年全世界的温度比工业化革命前升高5摄氏度，最新的估计认为会达到7摄氏度。这会导致冰川溶化、海平面上升、大片陆地淹没、成百上千座城市消失，其灾难将是惨重的。

　　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个特性在于，存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均质性。不管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的，不管是在北半球排放的还是在南半球排放的，这些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最终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全球气候。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是哪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这次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体现了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一特性。

　　而近期，一些太平洋岛国因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搬离家园的事实，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在真实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了。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采取切实行动迫在眉睫。

　　世界正在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

　　记者：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开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我们看到，上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下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低碳经济的概念已经渗透其中。对此，你作何认识？

　　胡鞍钢：当前，人类正处在发展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提供的数据，人类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实际上有两种未来的发展模式。一种模式是沿着1750年以来的工业化曲线，继续遵循“黑色发展轨迹”走下去。这条所谓“黑色发展轨迹”具体而言就是，全球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碳排放也随着持续上升，全球气温以加速度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走下去的话，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将会达到大约400亿吨，而且还会继续上升。显然，这就会导致全球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必须摈弃这样的发展模式。

　　人类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绿色发展之路”。换句话说，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开始脱钩乃至下降。这就是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人类共同合作，走绿色发展之路，我们才有可能把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工业化之前的2摄氏度。目前，世界各国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总量控制。例如，最近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提出到2020年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20%的中期目标。另一种就是碳强度控制。所谓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式类似于能耗强度，但与能耗强度有根本不同。中国政府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主要着眼于控制碳排放强度，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提高碳排放生产率的要求将催生出大量新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方法，新的市场、管理机制和商业模式，新的制度安排。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将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其规模、深度和影响力，很可能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蒸汽机、电力、信息等重大技术革命处于同一水平。国际能源署IEA认为，实际上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将会发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叫做能源革命和环境革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

　　中国将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记者：正如你刚才所说，世界正在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谁能够引领这次工业革命，将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我们在这场绿色革命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抓住这个时代发展机遇呢？

　　胡鞍钢：我们知道，中国在第一场工业革命、第二场工业革命中是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并因此从经济总量达到世界总量三分之一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在全世界的飞速发展面前变得迅速落后，在1950年时我国经济总量甚至降到了世界的二十分之一。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小平同志于30年前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开始扭转了我国落后的局面。因此信息革命我们赶上了，并且从一开始的“落伍者”，很快成为积极的“采用者”、“引进者”，乃至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出口者、生产者，甚至会成为创新者。

　　面临新一次的绿色工业革命，中国不能也无法与其失之交臂。我们应该迎接这场革命，参与到这场革命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传统工业化模式一路走来，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不经意间成为了巨大的碳排放国家。根据1990年时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占到世界的10.7%，1890年以来中国碳排放的累计量已经达到5.0%；到2007年中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了美国，达到了21.1%，也超过了我们总人口19.7%的比重，1890年来的累计量在2007年已经占世界总量的9.0%。尽管发达国家是历史碳排放总量最大的，但实际上中国仅仅是排在美国之后而居于第二位了。更为重要的是，根据IEA的统计和分析，我国1890年来的历史排放量到2020年将达到世界总量的13.0%，2030年达到世界总量的16%。由此可见，时代将中国推向了历史舞台的正中央，中国将不得不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而就国内具体情况来看，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按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猫论”走下来的。从当时意识形态创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中国和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中，当放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认识的话，我们需要反省自己发展的路径和代价。大家知道，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时发展本身也是悖论。不同的发展模式会有不同的代价。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成长率提高到9.4%，比“九五”时期提高1.6个百分点，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急剧上升，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负增长提高到高增长，而且高于经济增长。现有的发展模式对本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显著影响。

　　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够加快改革，将会危及我们自身，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很可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受害者。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从加快发展的主流思路，转向科学发展的主流思路。

　　创新是迎接绿色革命的必由之路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1990~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在如此长时间内这样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你看来，中国提出这样减排目标的现实基础何在？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胡鞍钢：事实上，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而中国要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就是“十一五”期间，首次根据科学发展观制定了“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和强化了“节能减排”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到2010年年底，我们有望实现这一目标。第二个五年就是“十二五”。我们首次把其规划定位为“绿色发展规划”，以便进一步强化绿色发展指标。第三个五年就是“十三五”规划。我们要继续强化节能减排，不仅是政府的政策支持，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市场的机制。

　　中国实际上有不同的减排路线选择，但我们最终选择的是在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高峰，而后开始下降。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是反过头来又是我们参与和发动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的一个机遇。我们相信，中国政府的这一减排目标能够实现。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减排目标不是针对碳排放总量的，而是针对碳排放强度的。碳强度指标是由GDP总量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在经济发展较快时，由于分母GDP在增加，因此碳强度的降低相对更容易；而在经济增长为零时，碳强度控制等同于总量控制。中国的碳强度指标是在假设GDP年增速8%~9%计算而来。由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如果经济不出现大滑坡，能够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那么，中国要完成碳强度减排指标还是有把握的。

　　记者：如何实现这一路线图，或者说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路径？

　　胡鞍钢：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新的一种创新路线，情形将会改观。这条路线有赖于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我们需要解放思想，从原来的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从原来的实际上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发展理念的创新非常关键，它决定了可能采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会根本性地影响发展结果。第二是市场创新。这就是要鼓励绿色消费，创新绿色消费市场。尽管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已经考虑到这些了，但仍需要研究怎么能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用市场来引领绿色消费革命。第三是国家治理的创新。这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从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绿色GDP增长，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兼顾自然生态环境、社会良性发展。应该说，国家治理的创新，“十一五”规划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十二五”和“十三五”将强化职能转变。第四是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努力开发新能源技术，大力发展新能源；另一方面要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

作者简介：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工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做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1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