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外经济结构失衡，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而又紧迫，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在发达国家率先迈步的情况下，中国绿色突围之路惟有多头并进，奋起直追

　　喧嚣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曲终人散，给国际社会留下无比的遗憾。一场马拉松式谈判，历时两年，达成的只是一个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气候变化博弈的实质是排放权与发展权的争夺，谈判的结果会对世界各国在维护气候安全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进行制约或重新定义。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各国已达成共识，低碳经济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渠道。中国自主宣布碳减排目标，不能说没有国际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源自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内外困境下，低碳经济为中国实现绿色突围，走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

　　内外困境：中国发展遭遇瓶颈

　　自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道路上已艰难跋涉了20个年头。此间，中国已从一个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平头百姓”变成了“大户人家”。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国由于突出的排放地位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自主的减排行动，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然而中国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未能换来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也没有结束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污蔑。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有一种观点正在欧美国家扩散，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无论如何，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见证了中国的崛起，终于在一个特定的全球性议题上与美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回首与总结，正如媒体所言，“从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必须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即它可以决定做一个领导者，还是坏人。因为，当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时，根本就没有做好人这样的事情。”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前提，也需要一个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深谙此道，即便做不了好人，也要做“最好的自己”。

　　实际上，中国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是人口增长。尽管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的15年，中国人口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就业压力、消费方式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二是生活水平。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的。三是工业化水平。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很大的影响。四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加快意味着现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城镇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飞速发展，而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很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的。五是国际贸易分工。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较低端，大部分的进口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出口主要是能源密集的制造业产品。“中国制造”产品在满足各地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六是资源环境约束。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大，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付出更高的代价。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通过低碳经济，中国在减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减少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摩擦，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而提升国家地位。

　　绿色突围：低碳经济创造契机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亮相于2003年2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发表的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损失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

　　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它是一种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它突出体现为低碳技术的竞争，着眼点是低碳产品和低碳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它是一种长期发展愿景，转型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最终，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

　　当前，发达国家已纷纷向低碳经济转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在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了包括宣布将对排污排放收费、建设智能电网、投资新能源等一系列措施 ；英国通过颁布“气候变化法案”，启动“绿色振兴计划”，公布“碳预算”等多种手段引导人们向低碳生活方式转变；欧盟将低碳经济看作“新的工业革命”，从目标制订、标准与立法、机制建设到科研投入、项目投资，都走在世界前列。

　　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英国等欧洲国家倡导发展“低碳经济”，日本提出建设低碳社会，世界各地竞相发展低碳城市。尽管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尚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模式，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已开始调整在贸易、金融和生产计划方面的决策。种种迹象表明低碳时代已经到来，谁领先一步，谁就将主宰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将成为未来国际市场的最大赢家。

　　目前，我国正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最终建成“两型社会”。这与低碳经济在实质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中国的选择不仅关乎世界未来，也决定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中国需先行一步，抓住未来发展的先机。

　　首先，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减缓为低碳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机遇。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渡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中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为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各国相继或联合推出了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制定了上万亿美元的大规模救市方案。如果把救市资金(再加上在等候时机的数万亿美元游资)盲目地投入到旧产业以及穷途末路的经济模式，只会导致污染加剧、生态恶化，经济即便走向复苏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选择低碳经济才是有远见的考虑，才能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数发达国家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了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已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刺激经济复苏、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国家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形势，成为中国推进技术自主创新的巨大驱动力和重要机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伴随着激烈的技术竞争，虽然中国通过加强技术转移谈判可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也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的技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但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发达国家在支持和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正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国际规则，新一代的领先技术，以节能环保产业为载体，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通过主导国际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迫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昂代价进口其技术装备，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输出，运用“碳关税”大棒即是一例。因此，技术自主创新已成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对策。中国需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技术作为技术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领域，以超常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低碳技术。与此同时，中国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未来游戏规则的制定，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体现于未来国际气候制度与机制中，再也不能因错失或者放弃规则制定权而重蹈加入WTO谈判那样惨烈的覆辙。

　　再次，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碳锁定”的历史过程。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重碳产业和技术正通过国际投资与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世界经济新潮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避免陷入“碳锁定”，甚至及早解锁。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低碳经济转型，就是“解除碳锁定”的同义语。在2008年中国新增加的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计划中，国家安排了58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工程、调整结构、技术改造等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同时，中国正在制定“十二五”乃至更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虽然中国经济完成了“保八”目标,但投资高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愈发严重。治理过剩产能、节能降耗和节能减排将对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较大压制,将制约企业利润的回升空间。因此，需要按照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在产业战略发展上，国家应选择低碳经济相关产业作为未来优先发展方向，并在财政、信贷等多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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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中国企业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如果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进一步促进低碳产品的国际流通，培养竞争优势，中国低碳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需指出的是，虽然低碳产业前景看好，适当的产能过剩也有助于竞争，但天女散花式的投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不仅带来重复投资的泡沫问题，更严重的是投资方向的雷同而且趋向低端技术(由于投资强度的降低)。

　　多头并进：路径选择实现突围

　　虽然低碳经济理念已经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并付诸于行动，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发达国家着眼于低碳，其低碳经济目标是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着眼于发展，强调在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减排与发展的双赢。

　　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措施以支持低碳经济的转型。一个有效的政策措施，需要克服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多个障碍，包括金融、资源和技术、市场和消费等等。而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都需要协调和发挥各种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

　　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加大规范市场的力度，逐步建立了一套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社会体系。一是能源、资源、环境性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信号导向机制；二是谁污染谁付费的责任延伸机制；三是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标准体系及第三方监测机制；四是排放限值制度和排放权交易机制；五是技术准入许可机制；六是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专业化运营机制。欧盟通过制定排放限额标准，鼓励企业加大“绿色投资”，用标准引导市场。英国发布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英国利用价格信号机制促进企业主动降低能耗，通过产品“碳足迹”标识，记录和显示单位产品的能耗及排放，运用市场手段鼓励消费者购买生产过程消耗能源少的产品。日本政府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绿色经济。日本正式启动支援节能家电的环保点数制度,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固定为社会主流意识,集中展示绿色经济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政治制度、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技术水平、环保观念等诸多因素都与众不同，因而在借鉴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时必须考虑自身的特殊性，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低碳发展之路。选择低碳路线，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显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与此同时，地方上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次第展开。中国目前同时面对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低碳经济既具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而减少碳排放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率先迈步的情况下，中国绿色突围之路只有多头并进，奋起直追。

　　第一，要尽快制定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出台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包括：尽快出台包括低碳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工作重点、保障机制等；将低碳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总体安排部署；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等，确立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模式和产业模式；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并作为国民经济规划中的引导指标；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向低碳转型。

　　第二，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开发低碳产品，重点着眼于中长期战略技术的储备，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开发低碳等先进技术；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研究提出我国低碳发展的技术路线图，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另外，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三，应明确低碳发展目标，向公众、企业和市场传递准确的决心信号。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涉及低碳产业的A股备受热捧，这实际上是市场对低碳经济的预期。作为管理者，政府的政策风向标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价格和公众心理的波动都同等重要。因此，需要制定清晰的政策目标，依托和整合现有政策体系和手段，向社会大众表明政府联合全社会一起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的决心，并使政策目标成为传递价格的信号，从而促使企业和普通大众都积极融入低碳经济的框架中来。而长期的政策目标也可以给企业以信号和坚持低碳模式的信心，使企业这一经济细胞健康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实施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应多样化和相互协调，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四，可以开辟一些地区进行试点。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低碳经济是个新生儿，各国对其“脾性”均了解不多，通过试点摸索和经验推广可以避免一些仅仅因为“赶时髦”但不考虑“水土”而犯的错。建议在我国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工作，来检验相关的技术与法规，检验工作成效，探索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子与运作模式。应针对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区域特点，选择若干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内容和目标先行试点，总结经验，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第五，建立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解之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国际可比较的度量标准。国外低碳经济实践和低碳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国内从率先探索的上海和保定，到积极谋划的珠海、杭州、唐山、深圳、德州和贵阳等，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现在急需的是构建一套具有可参照性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规范、指导和评估各地区、各行业、各阶段的低碳发展情况。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与环保部《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建设指标》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考核指标》相兼容。

　　第六，加强低碳产业的外部整合，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国的低碳产业虽然已具雏形，但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以新能源产业为例，光电、风能、生物质能等都走过或正在经历同样的历程：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泡沫破灭。业内有识之士指出，从单项技术上讲，某项产品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上，技术的难题已基本攻克。但具体到集成化应用，却难见成功的案例。因为目前的低碳产业还仅仅停留在内部技术整合阶段，缺乏整套综合的解决方案。因此，低碳产业要想与传统产业实现无缝对接，就必须跨出内部整合的阶段，开始着手外部整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