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一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资源攻克重大科研项目，无疑将加快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共提出16个重大专项，包括：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它们无疑是中国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指出，中国重提“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重点围绕的就是以这16个专项为代表的重大科研项目。

　　分析人士指出，“举国体制”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实行中央计划管理，其突出优点是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解决重大科技课题，被称为“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这些关键领域的代表就成为16个重大专项。

　　2008年10月，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科技重大专项组织实施推进会上指出，要完善和创新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国家层面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和合作大平台，以支持重大专项研发。

　　除了推动重大项目，重提“举国体制”也与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外环境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个步伐。另外，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待扩大，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11月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指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我们必须在这场竞争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在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要力争成为下一场革命的主要推动者，赢得长远发展的主动权和竞争优势。

　　此外，“举国体制”的重新提出也有助于补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多个“软肋”。科技创新需要的巨额成本往往使中国企业望而却步。据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0.84%，而发达国家至少在3%以上，差距十分明显。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科研相关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科研人员就很难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参与科研。”段异兵说。

　　虽然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是“只大不强”，缺乏核心技术。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现有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自主品牌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中国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外资品牌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

　　这个落后局面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表示，“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面对艰巨的创新任务与激烈的国际竞争，重新学习“举国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成为中国科技政策新的灵感源泉。中国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表示，“举国体制”与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梅永红说。

　　他还表示，很多人把“举国体制”理解成是中国独有的体制，这是十分片面的。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攻坚。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段异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