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1.1%，其中一季度为11.9%， 二季度为10.3%，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81.6%。国民经济运行按照年初确定的目标，出现了由回升向好向平稳较快增长的转变，经济运行完全符合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说明年初确定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运行的各项先行指标从二季度出现拐点。银行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均出现下降趋势，说明年初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效应开始显现，这种趋势对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如何避免收紧银根、抑制需求对经济增长势头的过度影响，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二是如何在今年的调控中消除和避免去年以来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真正把资金投向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方向上来，以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三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如何及时妥善解决。如，在金融政策上改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如何保持适度，避免出现叠加效应。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如何避免出现重点建设工程资金链的断裂和“半拉子”工程。又如，如何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等。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局部问题发展为全局性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为了保持下半年乃至今后几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年初确定的方向不动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围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施精准的、局部的微调措施。

   一、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方面，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在收入分配政策上：

　　（一）协调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有一个中期计划，分年度逐步到位，给企业消化工资上涨压力以适当的时间，避免工资上涨幅度过急过高，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以增加农民收入。今年小麦收购出现国有粮库与民营粮食企业抬价抢购现象，与其这样不如适当提高国家最低收购价格，使粮农普遍得到好处。

　　（三）鼓励上市国有企业对投资者分红，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股民对股市的信心。

　　在投资政策上：

　　要重点增加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投资。要增加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增加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确保各年已开工的保障性住房按时竣工，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抑制普通商品住宅价格过快上涨。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要合理把握，对住房价格的调控以保持价格稳定为目标，避免出现住房价格大面积下降，以引发新的矛盾。建议增加对老、少、边、穷地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的支持力度。如农村的土坯房和茅草房改造为砖瓦房，政府可适当给予建房补助。通过住房建设结构的调整，逐步实现住有其居的目标，同时保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对整个经济持久不衰的拉动力量。

　　在扩大消费方面，建议将电动自行车列入机电产品下乡的补贴范围。

　　二、采取积极鼓励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采取多种政策鼓励群众创业活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建议提高个体户营业税征收标准，由现在的月营业收入五千元提高到两万元。根据测算，征收标准提高一倍，受益者可达三千万人。这将对扩大就业、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发展服务业产生重要作用。还可考虑对新开业的个体户给以税收“三免两减”的待遇。研究将服务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改变服务业税负过重的状况，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要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加快出台实施细则。特别是把允许民间资金发起和参与设立各类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引导和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产业，激发群众中创业的积极性，满足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的贷款需求，使之成为第三产业的增长点，使第三产业发展成为一、二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成为整个发展方式转变的助推器。

　　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

　　一要抓好国务院各部门已出台的八十多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的贯彻落实。二是建立国有大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将企业无形资产增值列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三是建立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科研开发的平台，通过建立公共实验室、公用技术研发中心，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

　　四、改善外汇支持政策，促进海外投资和出口

　　（一）增加人民币海外贷款规模，支持发展中国家用人民币贷款购买我国技术装备和消费品。培育借款国以资源偿债付息的能力。鼓励更多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以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支持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并购。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支持我国铁路、船舶、轻工等技术装备的出口。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为重点，保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加快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扩大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

　　（二）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逐步将部分货币、债券储备转变为能源、资源等实物储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以分散和规避风险。

　　时间：2010-7-23

　　王军：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与下半年展望

　　信息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0年7月23日

　　http://www.cciee.org.cn/NewsInfo.aspx?NId=1405/

　　China Economic Analysis in first half of 2010 and Outlook in second half of 2010

　　王  军

　　一、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经济数据表明前期国家宏观调控目的基本达到，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增速过快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经济过热风险得到有效防范，通胀预期管理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季度增速逐级回落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2840亿元，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数据略高于市场之前10.5%的预期，表明我国经济上半年发展势头良好。

　　

　　（二）物价同比温和上涨，环比处于下降状态，通胀压力大大减弱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6%，PPI同比上涨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8%。其中，6月CPI增长2.9，低于市场3.2%的预期。从环比看，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6%。下降0.3%，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三）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增速明显放缓，调控效应显现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1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创历史同期最大跌幅。虽然该指数已持续16个月保持在50%以上，但最近两个月一改之前波动上升态势，呈现连续回落。作为先行指标，PM I指数一般领先实体经济变化6个月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在大约半年以后，出现多领域多行业的同步减速态势。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35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14%，不但是年初以来唯一没有达到20%的月份，且增速比5月份大幅下降6.66个百分点，创下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速新低，其中重 工 业 用 电 增 速 环 比 下 降8.89%。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200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57%。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稳，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4187亿元，同比增长25.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9747亿元，增长38.1%。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9747亿元，同比增长38.1%。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30.8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8.7%；房屋新开工面积8.0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7.9%；房屋竣工面积2.4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8.2%。从商品房销售及销售价格看，楼市继续呈“量跌价滞”的状态。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4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15.4%，增幅比1-5月回落7.1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房销售额1.98万亿元，同比增长25.4%，增幅比1-5月回落13.0个百分点。房屋销售价格同比继续上涨，但涨幅小幅回落。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4%，涨幅比5月份缩小1.0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5月份为上涨0.2%。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为105.06，比5月份回落0.01点，比去年同期提高8.51点。

　　

　　

　　

　　（五）国内消费情况良好，销售增长较快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669亿元，同比增长18.2%。耐用消费品增速突出，其中，汽车类增长37.1%，家具类增长38.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8.8%。国内消费刺激政策对家电等耐用消息品消费仍具有强劲推动力，而房地产宏观调控对消费存在一定拖累，预计下半年国内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六）对外贸易明显恢复，贸易顺差减少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35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1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8亿美元，增长52.7%。贸易顺差553亿美元，下降42.5%。值得关注的是：6月份我国外贸运行数据又一次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不仅进出口总值创下历史新高，出口规模刷新单月历史记录，贸易顺差也超出了曾被普遍认为是年内最高值的5月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显示出我国对外贸易延续恢复性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

　　6月出口超预期，增速年内首次大幅超过进口，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盈余状况

　　

　　

　　    （七）财政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79.4亿元，虽增幅有所放缓，但仍比去年同月增加1011 .93亿元，增长14.7%。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43349.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73.65亿元，增长27.6%。从财政收入走势看，近两个月，由于去年同期经济开始回升，财政收入逐步增加，基数有所提高以及今年消费税翘尾增收因素逐渐消失，财政收入增幅已明显回落，5月份增长20.5%，6月份增长14.7%。预计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幅将继续回落，全年财政收入增长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八）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快速回落，前期紧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

　　金融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速度有所放缓，目前M2和M1及M0基本已从去年以来的“非常状态”逐步恢复到常态下的正常水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7.3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2.5和9.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4.06万亿元，同比增长24.6%，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5.3和7.8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63万亿元。这个规模虽不及去年上半年水平，但仍处历史较高水平，规模依旧不小，能有效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进一步企稳回升的需求。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4543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增幅较一季度有明显下降。综合考虑经济增速、通胀和货币供应量增速走势，货币环境宽松程度（M2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已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

　　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较去年同期继续大幅回落

　　

　　上半年货币供应量M1、M2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继续快速回落

　　

　　6月份货币环境宽松程度下降至历史正常水平

　　

　　           

　　Ａ股跌幅居全球主要股市之首。统计显示，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上半年的跌幅分别为26.82%、31.48%，两市Ａ股市值“蒸发”超2.5万亿元。而在全球主要股指中，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日本日经225指数、法国CAC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半年的跌幅分别为6.27%、11.03%、12.54%、7.97%。在亚太股市，有的还出现小幅上涨，有的几乎没有下跌。例如，韩国汉城指数和印度指数小幅上涨了0.95%、1.35%，新加坡海峡指数仅小幅下跌2.49%。再若细分到各国股市，Ａ股的表现仅仅略好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股市。

　　二、上半年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与评述

　　今年上半年，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两难”困境，我们着眼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出台了多项宏观经济政策，有步骤地退出了一部分应对危机的非常规刺激政策，如先后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实施区域经济振兴规划，多个省份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清理力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降温，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整顿、规范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调整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我们实现既定宏观调控目标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下一步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面对过于泛滥的流动性，今年以来央行分别于1月12日、2月12日和5月10日三次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经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7%，距离2008年6月25日的历史最高点17.5%，仅有一步之遥。该项政策的核心是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种惩戒手段，通过货币数量收缩的方式，辅助窗口指导达到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来改变2009年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收紧市场过多的流动性，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真正意义上的“适度”，并逐步回归常态。可以说，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预计收紧信贷规模可能达近万亿元，相当于减少货币供应量近2.6万亿元，降低M2增速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近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是在连续大力度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情况下出台的，这说明，央行此举的用意之一，是配合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并尽可能抵消房地产流动性的分流可能对其它领域过热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影响则不可低估。尽管当前房价下调还没有普遍出现，但是全国住房销售量的大幅下跌已经成了事实。我们预计，下半年银行对房地产信贷收缩会比许多人预期的要紧得多。

　　总之，在综合平衡防范经济可能过热和超预期下调基础上，选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相对温和的数量型紧缩工具，既可深度冻结部分资金，达到防范经济趋热进而管理通胀预期和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目的；又能够避免采取加息这种剧烈手段，在不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基础上促进民间投资恢复增长。因此，这是央行刺激性政策柔性退出的表现，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最优政策选择。

　　（二）实施区域经济振兴和发展规划

　　自2009 年起，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家先后批准了珠三角、海西经济区、中部地区、横琴、江苏沿海、辽宁、关中-天水、鄱阳湖、图们江、黄河三角洲等11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几乎是之前4 年的总和，所涉及的地区范围囊括了大半个中国。今年以来发布的主要区域经济振兴和发展规划主要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设立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重庆两江新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以及最近的深圳经济特区扩容等等。它们有望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加快当地投资增速。区域经济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跃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而此举的意图不仅是要使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全面开花”，加大区域经济开发的扶持力度，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在试图扭转中国过度依赖外贸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向多元化发展。

　　7 月5 日～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着重提出要推进成渝、广西北部湾等经济区发展等。国家发改委还公布了2010 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23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约为6822亿元，接近2000年-2009年十年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此次公布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实质上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是在宏观经济面临诸多“两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延续。总体上而言，我们认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增加投资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二是为平衡经济和产业转移做基础性准备。

　　（三）多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劳动者报酬、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提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都已经具备。从必要性来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福利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提高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收入提高的幅度却并未完全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劳动者并未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收入水平确需提高。从可能性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O 和参与国际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劳动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但劳动力的充分使用也同时意味着可能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从2005 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多次出现“民工荒”。今年上半年，劳动力供给也已经出现较为紧张的局面。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使得工资上调具备了市场基础。从政策层面看，政府已经把劳动者报酬提高作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并对一些行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自从2月1日江苏第一个宣布上调最低工资以来，其连带效应正在显现。今年以来全国已有18个省份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吉林、陕西、山东、广东、北京、宁夏、上海、山西、浙江、江苏、辽宁、云南、海南、天津等18个省份，平均涨幅21.53%，最高涨幅41.7%，最低涨幅12.2%。从近期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缩小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将明显提高低收入行业的劳动者工资，相应行业劳工成本上涨压力也会较大。当然，虽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也已经出现结构性短缺，但因为我国农村仍有较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全面短缺的情况在近期尚不会发生，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也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同时，工资提高也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优势的很快丧失，现在，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国际竞争中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仍能保持较长时间。

　　（四）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清理力度

　　4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要求以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为重点，按期淘汰落后产能；5月5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年要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500 万吨、炼钢600万吨、水泥5000万吨、电解铝33万吨、平板玻璃600万重箱、造纸53万吨等。作为后续措施，央行和银监会5月28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就银行系统全力支持节能减排工作，促进淘汰落后产能，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有关金融服务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要求把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作为加强银行审贷管理的重要参照依据；就在同一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作了进一步分解，并已把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年度目标和任务分配至各个地方政府。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并将逐步公布被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

　　加快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反映了政府对于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已定，有利于产业升级，但也会显著抑制工业生产增速。我们认为三季度前淘汰目标任务的落后产能，将对工业增加值增速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将下降较多，同时对于焦炭、生铁等冶炼资源类产能的限制将对山西等依靠冶炼和资源的省份带来一定冲击。

　　（五）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降温

　　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即所谓的房地产“新国十条”，措辞严厉，尽显中央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在中央调控政策出台后，部分省市陆续公布了调控政策细则，除北京对购房套数做出强制性限定之外，多数省市的调控细则相对温和，主要以增加市场供应为主，对以限制需求为目的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并未出台过多严厉措施。与此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5月19日与各省市签订2010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确保完成2010年工作任务。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力图冲销和降低调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带动投资，避免短期潜在的经济下行风险。

　　迄今为止可以看出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几个突出特点是：调控房地产的力度和决心强于以往，调控覆盖面更加全面和系统，调控差异化政策更加明晰，调控的重点是控制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而绝不是为了打压房地产投资。从短期效果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肯定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形成明显制约和直接冲击。但如果保障房政策能够落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逐步回升，将能完全冲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负面影响，对GDP 增长将产生正向拉动作用。从中长期看，房价回落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未来的房地产发展态势可能由当前的商品房开发为主逐渐走向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多元开发模式。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此次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是我国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是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六）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

　　5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36条”，提出要全面开放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国有资本要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政府要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等等，这些指导性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央政府将力图扭转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国进民退”倾向，优化经济结构，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新36条”的直接效应在于引导民间投资的方向，刺激民间投资增长，放宽多个政府垄断的经济领域，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增加投资的效率刺激经济增长，部分对冲前期包括楼市调控在内的许多政策导致的投资下滑风险等。与“旧36条”相比，“新36条”实施后，民间投资的权益保障将得到显著的改善，对内开放的国民经济发展思路正在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逐步形成，应该说，“新36条”的战略意义远大于短期的经济意义，对固定资产投资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具体而言，“新36条”的重大突破主要在于两点：

　　1．对民间投资可进入领域的规定大大细化，可操作性强，民间投资可以独资、控股方式进入的领域大为拓宽。例如，民间资本可以以独资、控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水电站、火电站等项目。在金融服务领域，“新36条”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这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以独资或控股形式设臵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些政策如果得到落实，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缓解，民营经济的发展将获得新的动力。

　　2．明确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体现了“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并且，政府要由“监管者”向“服务者”角色转变，推动民营企业加强竞争力和转型升级。可以预见的是，国有资本的投资领域将日益集中在少数关键性领域，并将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将大为拓宽。

　　（七）整顿、规范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6月10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核心指导思想为：“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关注焦点为：“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且运作不够规范、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以及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信贷管理缺失”。此次国务院正式表明在融资平台规范管理的态度，要求抓紧清理核实并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显然，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政策仍在紧缩中。该文件明确规定，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这一规定基本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地方城投公司。7月1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后凡是以地方财政应收账款作担保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所申请债券将全部停批。对于那些已经得到批复，但是截止到6月10日之前仍未走完交易程序的城投类债券，也一律暂停交易，重新审批。另根据银监会近期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在6月底之前做到“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并采取分类处置的方式，三季末前必须做到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年内基本完成对坏账的核销，做到账销、案存、权在，并持续关注时效，在有效期内保全和回收。

　　所有这些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措施的本质内涵是：第一，政府治理融资平台的根本用意在于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盈利性部门，避免“市场化”的资源用于公共产品部门，造成资源的错配，而非“扼杀”融资平台。同时，实行总量控制使融资平台的总贷款余额保持在地方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第二，融资平台的“债务解包”主要用意在于摸清债务的底细，促使地方政府将现有债务通过其掌握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国有资产等进行充分的担保。可以预见，未来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投资还离不开融资平台这个载体，因此，当前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规范和清理，重在规避和管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从长远看，这对于未来必要时进一步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控制好财政风险的意义很大。

　　（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强调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央行认为，这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对中国经济的好处可以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表明我国的汇率制度正式回归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重点是汇率形成机制而不是汇率水平。

　　央行选择在G20多伦多峰会前宣布启动汇改，直接目标是缓解国际压力，其获取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性的意图非常明显。当然，这也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自主选择。在当前经济下行风险增加的重要时刻，重提汇改，是中国政府传递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付出时间和一定的代价，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政府为全球经济复苏发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信号。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此次人民币重启汇改将会对国内政策形成全面影响：首先，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有限，对进口将起促进作用。人民币重启汇改的结果很可能是“兑美元升值，同时兑欧元英镑等贬值”。所以，此次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温和调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大。从过去的实践看，出口企业依然能有效应对汇改引发的汇率浮动，央行也已表示要力求使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并且，随着企业在汇率浮动背景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育非价格竞争力，以及部分出口企业向更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不是被削弱，很可能进一步增强。其次，从美元角度看，汇改将略微加大全球通胀风险，但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不会太明显。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会提升中国进口的能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会受到需求和心理两方面的支撑，从而增加全球通胀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国内通胀前景还要看各行业工资变化、粮食产量、农产品价格变动和央行对流动性的调节等因素，输入型通胀加大对国内的压力有限，因此汇改对国内通胀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第三，对国内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为复杂，会因汇率浮动的方向不同以及热钱流动的变化，而导致流动性出现变动。由于汇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针对国内总需求的紧缩性政策，因此我们估计，年内加息可能性大大降低。

　　（九）调整出口退税优惠政策

　　6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通知称，经国务院批准，自今年7月15日起，将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政府如此大力度的调整退税政策。这是出口退税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下调，显示出政策对于出口支持的力度回落，背景就是外需回暖，出口增速旺盛，而贸易摩擦加大，外部对于中国施加较多的反补贴和反倾销压力，内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从而引发本次出口退税率下调，也可以理解为刺激出口政策的缓慢退出。我们认为虽然本次涉及调整的产品占总出口额比例不高，但此次下调目的重点在于调整出口结构，降低对于钢材等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倾向，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增加GDP单位能耗，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方面的决心与信心。我们预计退税率下调在出口未出现明显回落之前将多次下调。政府对出口退税的调整，对部分产业的出口如钢铁产业将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过程，虽然短期内对经济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出口退税调整对后期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中面临诸多“两难”问题

　　上半年国际、国内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消彼长，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及相应的经济政策选择面临巨大挑战和多重“两难”问题，这些挑战和“两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速加快下滑，2009年以来主要以投资带动的增长显然不可持续，相反加剧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信贷的过度扩张也带来资产价格飞涨和通胀隐忧。2010年必须让前期快速回升的增长速度稳定下来，让飞涨的资产价格稳定下来，并且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和防止通胀。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平衡。

　　第一，如何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两难”问题。尽管在各国政府规模空前的金融救援或者经济刺激的措施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2010年仍然存在诸多变数，目前尚不能断言世界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影响，进入复苏周期。这种状况，无疑对全球经济复苏十分不利。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与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可能会成为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如果说上半年防范经济过热、管理通胀预期是“两难”的主要方面的话，那么，下半年通胀高企风险下降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将使“两难”的主要方面转向防范经济超预期下调。经济增速放缓需要保持政策的适度宽松，如果政策过紧可能影响经济复苏；而通胀预期又需要政策适度收紧，如果过松则助长泡沫和难以抑制通胀。而且随着刺激政策对于经济复苏驱动力的逐步弱化，如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没有跟上，这种“两难”的局面将会更加凸显。

　　第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更是一个长期的“两难”问题。不彻底调整经济结构，经济无法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无法解决我国宏观经济诸多深层次矛盾；而调整经济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期内给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压力，将给国内各行业、各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剧痛，这一过程将是漫长和艰难的。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则又是一个涉及面广、涉及者众的复杂“两难”问题。例如，调整经济结构要求提高劳动者收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由此增加，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又如，转变发展方式要求在全社会实施节能减排，启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但这与当前物价需要控制、通胀预期需要管理存在冲突和矛盾。

　　（二）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力度加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政府侧重于“铁、公、基”等重工业领域的投资是本轮经济快速恢复的主导力量。因此，今年以来重、轻工业增速差持续扩大，这使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有所背离。第一，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其过快发展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挤压，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引发“需求结构”进一步不协调；第二，重工业快速发展，且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各种资金、资源的集中势必挤压其他行业的需求，这使得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有所放缓，引发“供给结构”进一步不协调，而且使得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第三，重化工业的过快增长造成能源资源消耗压力过大，同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引发“要素投入结构”进一步不协调。这种经济恢复格局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一直作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并且由于其相关产业链条较长，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009年年中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消费持续偏快增长。同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冲动更加明显。应该说房地产行业对本轮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房地产市场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受到了投机客的大力热捧，直至“房地产新政”出台以前，我国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房地产市场弥漫着浓重的投机气氛。房地产信贷比重过高及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不仅给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目前，房价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高房价对居民消费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部分城市较为严重对房地产泡沫要求对其进行有效调控，但考虑到房地产业作为事实上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对上下游产业都有明显的带动效应，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这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决策层难免瞻前顾后。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此时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要贯彻中央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将因此而缺乏融资渠道。

　　总之，在治理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一个尖锐矛盾：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必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另一方面，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如果出现大起大落将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危害。为此，政府始终关注如何避免两种风险：一是资产价格过大、过猛的下行调整，从而对实体经济和银行资产质量造成过大的冲击；二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或者对下行风险的过度担忧甚至是误判，在泡沫尚未得到有效初步控制时，就提早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新一轮房价出现报复性上涨，即重复2009年的V型反弹，同时也有损调控者的公信力。这后一种风险更加值得警惕。

　　（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出现二次探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积极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迅猛扩张、物价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以及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等问题，凡此种种都要求经济刺激政策尽快退出。从国际上看，已有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以色列、印度、挪威、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启动退出机制；美联储也已经基本终止了各种特别流动性便利，一季度大规模的资产购买方案也被终止；欧洲央行在3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即宣布收回部分非常规融资工具，并表示年底将信贷标准收紧至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近来更因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不断紧缩财政预算。再看国内情况，尽管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和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提振了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也带来一些问题，诸如投资项目质量降低、不良贷款风险加大以及资产泡沫等。当前，受天灾、气候异常以及投机炒作等因素所致，蔬菜、大蒜、绿豆、玉米等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了飙升的现象，尽管物价指数尚未出现大幅攀升，但通胀预期风险已经不断聚集。

　　此时的“两难”集中表现在：当国内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时候，面对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导致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的严峻形势，究竟是不顾外部环境影响，继续保持原有的政策退出或紧缩方向、力度、节奏，还是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影响，适当调整国内政策方向、力度与节奏，甚至将退出政策的执行向后顺延？换言之，宏观政策退得太晚，必然会强化通胀预期，加大通胀压力；而退得过早，信贷量收缩过多，可能会造成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烂尾工程大量出现，也势必使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投资结构的优化，不排除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况且，美国出于其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至今为止仍然保持历史最低的利率水平。如果我国此时先于美国退出，如采取加息手段，无疑会扩大中美利差，势必使国际投资资金涌入，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退、力度时机如何把握颇费思量。

　　（五）汇率政策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本次汇率改革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半年汇率政策的回归将呈现缓慢的正常化路径，这将是新一轮国际经济博弈的开始而非结束。长期来看，汇改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但就近期而言，汇率政策调整与我国出口、国内物价及资产价格之间存在复杂的变动关系。在当前出口形势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的条件下，如果人民币向着升值方向波动过快则会削弱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恶化出口形势、加大就业困难。而且，短期内高涨的升值预期还将带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加大热钱流入的动力，加剧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给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带来干扰。因此，目前还不能贸然让人民币过快升值。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下，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低、贸易结构升级困难的问题难以解决。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美欧主导，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烈愿望和预期。人民币汇率如果波动幅度过窄、过于保持与美元挂钩，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必将使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在稳定出口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和应对国际压力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既要保持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但又不能再走过去一味依靠扩大出口的老路，而要切实通过调整外贸结构来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展望

　　（一）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下行态势

　　当前由于内部宏观调控、内生增长动力缺乏和外部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下半年和明年初，经济将处于短周期内的下降阶段，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速将呈“前高后低”态势，“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更加协调和平衡。从我们编制的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来看，先行指数于2009年11月份处于峰值，随后进入下降阶段，一致合成指数于2010年3月也开始出现下降。考虑到2009年一季度较低基数影响，今年一季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速的峰值点，二季度如期出现回落，由此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下行态势。

　　

　　（二）物价上涨高峰可能在7月前后出现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半年甚至面临超预期下调风险，同时货币供应量已经在快速回落的大背景下，今年通胀压力将会明显减轻，通胀失控可能性不大，全年有望保持“前低—中高—后低”、总体温和状态。从我们编制的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来看，在每次消费价格出现拐点大约半年前，消费价格先行指数都能给出信号。从近期情况看，消费价格先行指数在2010年1月出现峰值，据此，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在7月前后出现峰值，随后出现下降趋势。从历史数据看，在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阶段，CPI总是滞后于实体经济需求的变化，随着下半年宏观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由此判断CPI继续上涨的空间有限，未来将会冲高后出现回落拐点，预计PPI不会再创出新高。根据上半年的分析，我们认为全年价格调控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全年CPI将会定格在3%左右。这是因为影响CPI的主要因素，如广义货币（M2）、PPI和PPIRM已经回落，逐渐对价格走势会产生下行影响。

　　

　　（三）消费有望稳中略升

　　短期来看，在促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和前期经济强劲回升共同推动下，下半年消费增速有望延续上半年稳中有升态势；但是如果剔除物价因素，消费实际增速基本持平或略低于去年的水平。中长期来看，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进入新阶段，居民消费进入结构升级的快速增长时期，住行、健康和娱乐等相关产品消费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四）投资增速继续逐步回落

　　短期内经济将依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及对其贷款监管的强化，下半年政府投资有进一步减弱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已经影响房产的销量，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回落，这将会给整个投资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同时，在刺激政策推动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逐渐减少，下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可能明显放缓。而考虑到去年大量的新开工项目今年进入密集施工期和中央投资的可能适度松动，今年投资增速更可能是一种逐步回落走势，全年城镇固定资产仍有望保持在20%左右。

　　（五）出口增速将大幅降低

　　从我们编制的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来看，上半年出口先行指数仍处于显著上升通道中，预示着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出口仍可能继续保持较强的回升势头。但随着汇率变动、结构调整和出口退税影响的扩大、欧债危机影响逐步显现，下半年出口增速将显著放缓。同时，由于2009年四季度出口下滑幅度迅速收窄并在年底转为正增长，基数明显增加，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出口增幅将会明显回落，年底可能回落到个位数。主要受国内需求放缓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进口增幅将会持续下滑。由此，中国贸易顺差规模在下半年有加大的趋势，全年顺差仍有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因而净出口对GDP的正向拉动作用将逐步显现。

　　

　　（六）货币政策有望适度松动

　　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增加而通胀风险降低，未来更大力度紧缩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已经大幅下降，加息和人民币快速升值等价格型紧缩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大幅下降。相应地，数量性紧缩可能有所松动，前期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的力度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频率也可能会放缓，经济系统内的流动性将转趋中性略松状态。预计下半年信贷总量为2.8 万亿，而信贷增速的回升需等到第4 季度以后。

　　五、加强和改善下半年宏观调控的几点思考

　　（一）基本原则：取向不变，动态优化，灵活调整，防止叠加

　　所谓“取向不变”，是指在当前宏观调控“两难”问题的主要方面转向防范经济超预期下行的情况下，下半年政策基调不应大幅转向，应继续坚持当前适度宽松的基调，确保实现全年财政收支目标和信贷投放目标；所谓“动态优化”，是指在国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为预防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局部性的适度松动，而松动的力度和时点则需要根据经济形势而定；所谓“灵活调整”，是指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分寸，有保有压，适时调整政策力度，增强灵活性；所谓“防止叠加”，是指针对各种已出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其相互交叉的影响，防止负面作用扩大化，下半年应审慎出台调控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之所以把“取向不变，动态优化，灵活调整，防止叠加”作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当前和下半年不具备货币政策根本性放松的政策空间。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实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复苏，但是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问题，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诸如流动性泛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迅猛扩张、房价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不断强化。半年来针对这些问题的调控已经取得部分成效，如果此时政策大幅放松，不仅宏观调控前功尽弃，而且这些问题将会变本加厉，为未来经济埋下重大隐患，甚至不排除引发经济危机。二是下半年我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政策根本性转向必要性不大。虽然下半年经济减速已然是大概率事件，但是考虑到保障性住房投资大幅提高、去年陆续开工的项目今年进入密集施工期以及中央投资必要时候的适度增加（不需要再次出现“4万亿”那样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年投资增速更可能呈现出逐步、渐进回落态势，这直接决定了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如果经济出现过过快下滑，我们认为，最优政策选择是中央投资适度加大，而不是重新大开闸门，大量投放信贷。三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客观需要经济政策做出“动态优化”，即增加灵活性和针对性。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较年初大幅增加。国际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国企业再库存三季度可能结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内方面，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房地产调控持续、人民币汇改、经济结构调整等众多政策负面效应叠加。

　　（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经济出现超预期下调预留必要的支出空间。

　　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保持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连续性和适度规模，是必要的。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事实上进行总量适度收缩的同时，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虽然各种刺激性政策不宜加码，但存量收缩也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财政支出应当加大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

　　下半年宏观政策的松动可能将更多地体现在财政政策方面。首先，从整个刺激性政策退出全局来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首先做出调整，以便为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创造条件，而其自身应充当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以支撑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轨道或者防范经济出现反复。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更坚定了财政政策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其次，在当前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背景下，财政政策需要增加灵活性。如果经济出现超预期下调，则需要适度加快中央投资节奏。应以“十二五”规划为基础，积极增加新的项目储备，财政预算预留必要的支出空间，一旦社会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度回调势头，适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2．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加强流动性管理，使之真正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宽松的本意。

　　由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明显增强，货币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宜加大紧缩力度。货币政策重点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力度，通过数量工具适度收回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及优化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为刺激经济恢复而实施的货币政策需要回归正常状态。与此同时，要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强化金融风险管理。具体来说，货币政策操作应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

　　第二，货币政策必须强调结构性的调控。一要关注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加速，二要关注目前流动性依然充裕带来的问题，三要关注大量留存于房地产和其他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变异，同时还要关注大量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流动性注入问题。

　　第三，信贷政策应更加注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信贷政策应更加注重“有保有压”，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要严格控制向“两高一低”行业和项目投放贷款，同时对于弱质产业和新兴产业，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应进一步强化，鼓励和支持银行信贷向农业、中小企业、节能减排项目、高新技术项目、海外投资活动、兼并重组等方面倾斜。

　　第四，为预防经济过快下滑，更好地体现“动态优化”，下半年货币政策可进行局部性的适度松动：一是减小公开市场操作资金净回笼力度，甚至阶段性大幅净投放；二是适度放松信贷均衡投放的监管力度；三是鉴于经济下行风险增加而通胀风险降低，更加大力度紧缩的必要性已经大幅下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的实施应大幅延后，频率应大幅降低。

　　第五，适度松动货币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可考虑逐步放开民间信贷市场，鼓励民间融资的合规发展。发展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满足不同层次企业的资金需求。加速利率机制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加大信贷资金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从源头上保证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服务功能。

　　第六，面对复杂形势，更要注意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一方面，要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强化合规性管理，对银行体系的高风险环节实施有效监控，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对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要加强跟踪和监控，多部门协同合作，打击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跨境热钱流动。

　　第七，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三）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审慎出台新的调控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下半年是落实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观察政策效果的观察期，或者说，是对已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动态优化”期和“灵活调整”期，而不是政策从紧到松的转折期。目前宏观政策仍然需要在多重“两难”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艰难的抉择，需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我们的政策不是简单地退出或回归，而必须是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创新和发展，要尽量避免政策频繁陷入过松—过热—过紧—过冷—再过松—再过热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尚存诸多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当前我国经济刺激政策全面退出的时机还不成熟，改变宏观政策基调的时期尚没有到来。下半年应审慎出台调控政策，充分考虑各种已经出台政策相互交叉的影响，宏观调控则需要把握分寸，有保有压，不宜再出台更为严厉、带有“紧缩性”倾向的政策，应注意防范各种政策信号的混乱和叠加作用，避免由于政策过早退出而导致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给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化。

　　1．继续落实“国十条”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加大住房供给，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

　　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势头只是初步得到遏制，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还未出现明显下滑，政府仍需维持前期的调控力度不放松。切忌在房地产价格还没有调控到位时，政策就过早放松，导致价格再度大幅飙升。应积极采取综合性手段，从调节需求、增加供给和完善制度等方面同时入手，不断强化和改进房地产市场调控。

　　第一，以金融手段调节需求、熨平波动。建议对房屋贷款超过总贷款余额三分之一的银行惩罚性上浮存款准备金一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开发环节，限制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拿地和开发贷款的比例，提高其自有资金比例；如果未能如期使房价明显下降，继续增加第二套房的首付资金比例，并将利率上浮10%，部分房价上涨过快地区应坚持无限期停止发放第三套房贷，全面降低购房者的杠杆比率；还可考虑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均居住面积作为差别化利率政策的基础，超过一定面积的大幅上浮利率，反之则下浮利率。

　　第二，以财税手段抑制投资、打击投机。一方面，提高房地产流转税，增加投机住房的交易成本，减少投机性资本利得。可以设置交易税、遗产赠予税、所得税等；设置不许转让的年限，在设定年限范围内只能转让给政府，不能上市；房地产出租的收入也要按照个人所得税征税；自住住房在交易时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另一方面，开征房地产税或房产特别消费税，增加投机住房的持有成本。尽快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对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进行试点，并且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依据征收。如以人均四十平米或五十平米为限，低于该面积的免征，高于该面积的超额累进征收。房地产税应主要配置在市县层级上，使地方政府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长期、大宗、稳定，并随履行职能而不断“水涨船高”增长的支柱性税源。

　　第三，以土地手段增加供应、满足保障。要抑制高房价，中期来看，适当的切入点应当是增加供给。只有通过加大土地的供给和商品房的开发，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才会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上扬。增加供给的调控措施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改善城市住房土地供应模式，提高土地供应效率，提高城市规划能力，集约利用土地。另一方面，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逐步将保障性住房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从操作层面看，可成立专门从事保障性住房开发的住房保障建设投资公司；实施住房保障目标责任制，将家庭拥有自住房比例，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等目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将土地供应、房产税收，地方国债等收入按一定比例投入住房保障建设，解决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来源；采取税收、信贷、利息等手段鼓励开发商多开发保障性住房；适当放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郊区周边五十公里的用地供应，相应地增加郊区教育、医疗、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投入。

　　第四，以改革手段完善制度、解决根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不能就房地产而论房地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修小补，必须将短中期与长期结合起来考虑，通过建立和完善包括土地、财政、税收、信贷等在内的整套房地产制度，并且，充分注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及垄断性行业改革等多方面手段的配套和协调衔接，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标本兼治，治本为上，为今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制度基础。

　　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放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市政债券融资。

　　当前，国内大量变相和不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事实，地方政府举债欠账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规模还在不断膨胀，风险还在不断积聚，特别是近年来表现特别突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何更好地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规范投融资行为，强化预算和监督，控制和防范潜在的债务风险，已成为当前乃至“十二五”时期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问题。应该考虑允许地方政府规范地直接发债，尤其是市政债券，这已是大势所趋。这是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有效避免债务危机和财政风险、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客观需要，是分税制下财政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助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央财政面临的压力，有助于实现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创新，拓宽各类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以及分级财政体系的逐步形成，发行市政债券的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在我国进行地方市政债券的发行与流通试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首先，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动机强烈，债券的内在品质较高。其次，直接发行地方政府市政债券的市场条件正逐渐具备。第三，地方市政债券的市场需求巨大，具有潜在的庞大购买群体。

　　可以先由国务院制定并出台有关法规、政策，使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有法可依。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修改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一定限度举债权。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地方市政债券管理体制和制度，研究制定地方市政债券试点办法，明确规定市政债券的审批、发债资格、发债规模、使用范围、发债方式、偿还、流通交易、评级及监管等。

　　3．管理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

　　首先需要明确，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管理通胀预期，而非治理现实的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全面地收缩货币政策。管理通胀预期应当正确分析CPI上行的成因，全面评估复杂而又相互交错的各种影响通胀形势及通胀预期变化的因素，避免将资源类和农产品的正常价格上涨简单地称之为“通货膨胀”，采取对有针对性的各种措施及工具，确保通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不刻意追求和推动过快经济增长，使投资和货币供应规模保持适度水平和平稳增长，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斩断推动CPI过猛增长的源头。此外，应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宏观经济金融数据的变化，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在政策调控方向、调控目标上与其他宏观政策要保持高度一致，形成管理通胀预期的宏观政策合力。应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抑制产能过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行业发展，增加商品有效供给，以吸纳更多的货币量。继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一方面要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的基础，提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提高服务业在GDP中占比，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货币量的有效分流。在出台具体的改革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企业、居民的承受能力及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控制好资源性产品及公用服务事业价格的改革力度，避免因改革措施出台过于集中而引发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加息对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短期高增长的强烈意愿的约束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工具。银行信贷额度控制以及严格的项目管理，对遏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胀恶化更有直接作用。况且，由于当前通胀尚未失控，经济走向过热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年内加息的必要性已经大幅下降。在集中出台了较多的调控措施之后，可考虑进入一段时期的政策观望期。日常对于通胀预期的管理应以合理调控流动性为重点。

　　4．积极推进汇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短期内可通过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从而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中长期内仍需依靠积极推进汇率改革，核心是要打破升值预期和加强对热钱管理。一是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逐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可以考虑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增强市场的竞争机制。三是继续加快“走出去”步伐，进一步便利“走出去”投资和居民购汇用汇。四是加强与主要国家货币当局的合作以及经济金融的区域合作。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重视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流动问题，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平稳发展。

　　（四）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

　　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核心应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这方面需要有实质性突破，争取取得新的进展。

　　1．调整需求结构应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要把扩大居民消费放在突出位置，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率，提高居民消费率。要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发展公共服务消费，加快城镇化进程。

　　2．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要以增量调整为主，以发展增量带动存量调整和优化。就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说，一是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鼓励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二是推动工业由大变强，尽快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提升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GDP占比及从业人员占比。

　　3．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要重视发挥自主创新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和持久竞争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推动技术改造，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建立鼓励发展方式转变和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激励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机制，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把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和突破口。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中长期产业的发展方向，其发展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应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一是统筹制定国家新兴产业战略规划，抓紧研究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和相关中长期规划，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且尽快分部门制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和重点产品目录；二是实施积极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并引导行业部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制定相应可操作的税收优惠政策，重点解决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三是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支撑作用，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四是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五是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以重大项目的设备、人才、技术优势为依托，发展一批中小配套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模块化发展。

　　（五）深化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1．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统设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配套实施。尽快研究拟定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两个比重，狠抓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重点问题。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确定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职工工资的合理比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

　　2．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按照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建立起透明稳定的收入分配安排，特别是要加强和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并使之稳定和规范化。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结合实际适当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以及现阶段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完善中央与地方规范化的转移支付体系，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逐步放松价格管制、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应以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以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为导向，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节约和综合利用为核心，以水、电、油气、煤和土地等重要资源的价格改革为重点，以强化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为手段，以兼顾公平和社会稳定为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4．继续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按“四化”方略推进：一是运营环境商业化，二是市场竞争公平化，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政府监管科学化。尽快打破垄断而不是回归旧体制，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干预，尽快开放民间资本，释放民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