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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制造业的挑战与机遇

http://www.gkong.com 2010-09-29 17:37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之际,又遭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

  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之际,又遭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本田停工事件,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制造业又该如何转型?

  8月6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来自政府、学术界、制造业领域的嘉宾,在上海举办了“转型中国——制造业挑战与机遇” 暨第一期“思合院”沙龙。

  储士家(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

  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我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制造业亟待转型。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虽然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过于依赖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存在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缺乏核心技术、产业附加值低、大量落后产能亟待淘汰、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一些产业集中度过低,大量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严重制约了发展。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据世界银行测算,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3.5%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企业产生的污染70%来源于制造业。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依赖度达40%,国际市场不景气时,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出口不仅面临东南亚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而且引发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不仅承受着内忧之困,还遭受着外患之扰。加快转型已是燃眉之急,成为关系到制造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第二,中国制造业前景广阔。制造业作为世界各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在严重打击全球制造业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诞生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低碳产业、绿色产业、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等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并可能引领全球经济的新一轮腾飞。这必将促使国际制造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范围内能源资源的价值已有所下降。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购买能源资源设定的条件有所放宽。我国企业在海外兼并重组的成本有所降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也更加便利。这些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用工荒”往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从短期看, “用工荒”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但从长远看,却增强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

  董保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我认为转型对企业可能是机会,但是对员工来说主要是挑战。

  目前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是升级版员工,中央一号文件也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而企业还是初级版的企业。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装配环节。农民工成了升级版之后,不再只有生存的要求,还有生活的要求。此外,中国已处于人均GDP超出1000美元的时期,社会矛盾比较复杂。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把企业从初级版升级,即刚才说的产业转型。

  目前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基本上是政府强力主导。当政府在推动企业转型时,正确合理地控制节奏非常重要。我觉得当下进行的产业转型有点着急。其实大部分国家产业转型的概念,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才提出来的,而我国人均GDP目前还未达到4000美元的水平。当然国家可以先做一点工作,这肯定是好事。但这个路还很长,不能太急。当前的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应保留,否则我国的就业会出大问题。

  最近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掀起了企业加薪潮。很明显,这个加薪是政府主导的,其实很多企业承受不了如此高的薪资上涨。制造业转型要讲“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合理的节奏。我个人认为,面对社会矛盾,应该控制住过急的情绪,不能寄希望于转型解决掉所有的社会矛盾。产业转型非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会带来大量的新问题。一些实行产业转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转型后基本都告别了低失业率的阶段,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失业率大幅提高,至今未能解决。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特别大,产业转型对劳动者意味着挑战。

  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如何来解决?我认为一方面要坚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首先是制度创新。我们应当拓展社会空间,加强社会保障和人才流动。人才流动不仅会提高效率,而且会提升社会阶层,最近的劳动立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当今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富士康和本田事件暴露出了社会管理的真空。我们不应该把整个社会矛盾归结为“强资本、弱劳工”这么简单的问题。

  表面上看贫富差别好像是劳资问题,其实并不是,贫富差别背后是什么?据《福布斯》杂志的说法,美国前400个富豪中基本没有房地产行业的,但中国400个富豪当中,有154个是房地产商。谁贡献了基尼系数?垄断行业和地区差异。

  其实很多矛盾是比较出来的,我国模仿欧洲以解雇保护为劳动立法的龙头,美国则是以反歧视为立法龙头。老板完全可以炒一个员工,但不能歧视员工。如果歧视,国家要罚得你倾家荡产。这一方面保持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员工的尊严。中国的问题是城乡两元结构,反歧视才是关键。

  朱为众(美国迈克尔斯执行副总裁):

  我主要谈谈制造业转型的误区,即中国制造业巨大的软肋。

  根据一家权威的国际消费者调查,中国制造的产品形象是廉价的。世界品牌100强中,中国公司榜上无名。尽管我们中国制造的量很大,但形象不佳,经常听到国外的人抱怨中国产品的质量。

  外国人购买中国代工的产品,并不是奔着中国制造去的,而是看重国外的牌子。因为有了国外品牌,消费者才有信心去购买。

  上世纪50年代,索尼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一家因为改变日本产品在全球低劣的形象而最为知名的公司”。我觉得这点值得中国制造业学习。改革开放30年了,制造业、出口行业和整个工业,都必须有一个愿景。

  中国制造业存在一个多元化误区。日本著名的管理大师认为中国的机会太多了,但中国人不懂得专注,所以没有品牌。所谓品牌,就是一个公司产品和一个消费者之间最短的捷径。

  中国富豪榜中,很多都是搞房地产的。最近认识了一个做工艺品的企业家,他现在把企业交给太太管理,自己在二级城市做房地产,而且是拿自己的企业去进行短期贷款。这种做法无异于玩火自焚。

  中国在创新方面也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即误解了什么叫做创新。创新最重要的含义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用新颖的方式去应用知识。

  中国有13亿人口,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一下子全部转成做高端行业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只有2亿人,完全可以只做高端,但中国有13亿人,那就得做低端,做低端我们才可以创造就业。

  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业,已经到了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时候。但千万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可爱的孩子也倒掉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黄发静(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对“升级”还好理解,但对“转型”却有点迷惑。所谓“转型”,是指转行还是转移?与我有同感的企业家很多。

  我所从事的打火机行业,是最典型的制造业。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现在剩下的打火机企业不到100家。这种情况是我国诸多产业的一个缩影。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提高员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是应该的,这也是作为企业或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众多企业困难重重,况且原有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要求企业大幅提高工资并形成一个趋势,是令人担忧的。一个企业一夜之间是无法提高产品价格或附加值的,我不知道当前拿什么去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急速增加。

  一些经济政策应该因地制宜。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如果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的话,就容易顾此失彼。我觉得转型是一个企业的个体行为。转型只是一个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升级。浙江出口外销型企业比较多,现在正遭受着痛苦。

  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怎样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升级是最重要的,转型与否,要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而定,因为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力量和产品所分布的市场都是不同的。例如打火机行业,如果从温州转移到贵州或者甘肃等地,就会造成这个产业无法生存。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相配套的产业链,我们的企业很难搬到其他地区去。目前打火机在温州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当前这个行业最好的方式是升级,想方设法把打火机卖到100元一个。

  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如果都做高端企业和高新企业,传统企业都丢掉,那可能会有几亿人失业,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非常不赞成说所有企业都搞高端,搞IT、房地产和汽车,而袜子、衣服、鞋子和眼镜就不去做了。事实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绝大部分企业都在从事这些行业,养活了几亿人。我认为,科学发展,就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发展,不能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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