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最常见于体育界，可以简单理解为：在竞技运动中，为了组建高水平的国家队，而在一定的体制内集中优势兵力，并动员举国力量协同作战。举国体制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是在后危机时代，这一战略的再次重申，被赋予了更加厚重的时代内涵。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抢占战略产业制高点上，各方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近日，我国再次重申探索完善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令全体国人为之振奋。可以认为，再次强调举国体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重点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市场经济兼容

   科技举国体制是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子集，科技领域“局部计划配置资源为主”与国家“整体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矛盾。

   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体制安排，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不相悖。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表示，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核能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都是采取的举国体制。最近，日本为攻克电池方面的关键性技术，建立了开发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最大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共22家成员单位参加，联盟单位每家出50名以上专业人员从事合作研究，也是一种举国体制。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更要在重点领域形成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特别是在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中，能不能把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最终的成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钟书华教授自2008年开始研究科技举国体制。他认为，科技举国体制是实施“大科学项目”的必然选择。“大科学项目”对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科学项目”属于国家职责范围，具有公共品性质，政府有责任负责组织“大科学项目”。由政府主导，通过科技举国体制组织实施“大科学项目”，反映了“大科学”时代科研管理的内在要求，与意识形态无关。实例表明，西方国家组织“大科学项目”时也采用科技举国体制。

　　钟书华告诉记者，科技举国体制是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子集，科技领域“局部计划配置资源为主”与国家“整体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矛盾。同时，科技举国体制内部也存在部分市场机制，能采用一些市场手段。科技举国体制强调计划，但也与市场兼容。

　　而且，在“大科学项目”实施中，可采用市场手段完成部分工作。从实践看，市场手段主要是任务外包和筹集资金。钟书华认为，科技举国体制应配套科学、严格的管理方法。在科技举国体制中，“大科学项目”可采用系统工程方法、模块化方法、项目管理方法。而科技举国体制内部则应采用更多的市场手段。

　　宽容失败

　　实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要有失败的风险预期和不怕失败的精神。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人坚持“以成败论英雄”的当下，对举国体制的质疑，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害怕失败的畏难心里。专家认为，实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要有失败的风险预期和不怕失败的精神。

　　科技举国体制的风险主要来自项目风险，即“大科学项目”面临的失败风险。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1971年，美国实施了“攻克癌症计划”，耗资上百亿美元，最后以项目失败告终。1970年，日本开始研究高清晰模拟电视系统，并最后在与数字电视的竞争中败北。

　　对一个国家而言，“大科学项目”

　　的失败影响深远，除了巨额投入无回报的经费损失外，还延误了国家的科技发展进程，降低了未来的创新预期，消减了社会的创新动力。因此，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存在畏难情绪。

　　对此，钟书华认为，“大科学项目”风险的实质是一种探索风险，如日本研究“第五代计算机”遭受挫折，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爆炸。在科技发展史上，探索失败是常态，探索成功则是非常态。探索失败是推动科技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换言之，期望“大科学项目”零风险是不可能的。

　　如果借用奥斯特多姆在《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一书中采用的绩效评估方法，对科技举国体制绩效进行简略评估可以看出，科技举国体制强调高度计划、强调集中资源进行“科技攻关”或“科技会战”，从而有望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在国家资源存量有限的情况下，科技举国体制可提高关键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可通过组织的协同作用放大资源效能，可避免同类“小科学项目”的重复研究，从而具有规模科研效率。

　　事实上，探索风险普遍存在科研项目中。“大科学项目”有风险，“小科学项目”也有风险。从理论上讲，“大科学项目”和“小科学项目”的失败概率一样。科研项目失败使得之前的科技投入成为无效成本。如果将“大科学项目”成本与“小科学项目”成本进行“一对一”比较，显然“大科学项目”的成本大于“小科学项目”。但这种比较不合理，因为全社会同一选题的“小科学项目”不止一个。由于无法确定全社会“小科学项目”数量，也就无法计算“小科学项目”的成本总和，进而不能证明实施举国体制的“大科学项目”成本一定高于分散竞争管理的“小科学项目”成本的总和。

　　中国的实践表明，正是依靠科技举国体制，我国才能在整体科技、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取得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

　　选取重点突破

　　    新的技术变革，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必须乘势而上，积极作为，牢牢把握住世界产业格局重构的历史机遇。

　　在我国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重点发展包括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在内的16个重大专项。

　　专家认为，重申科技举国体制，应该围绕这些重点领域进行技术攻关。也有专家提出，应该从中选取重点，并结合我国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的关键领域，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技术攻关与重点突破。

　　此前，科技部多次强调，实施重大专项是推进自主创新的突破口，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是强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要通过重大专项的实施，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建设一批重要的研发基地，培养一批优秀的创新人才，探索面向市场的产学研用新机制，探索部门、地方参与的统筹协调与合作机制。

　　梅永红表示，要把推进自主创新转变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需要统筹协调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科技资源配置，统筹协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梅永红提出，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共同选择。比如，美国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欧盟“经济复苏计划”提出要实施“绿色汽车伙伴行动”、“能效建筑伙伴行动”和“未来工厂伙伴行动”等。此外，生物产业、材料产业和信息产业也都在孕育着新的技术变革，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必须乘势而上，积极作为，牢牢把握住世界产业格局重构的历史机遇。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在众多前沿技术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和人才积累，有些领域已经站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近的水平上。当务之急是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行动，在应用中率先突围。比如发展新能源汽车，这是我国实现交通能源转型的现实需要，也是抢占未来汽车产业制高点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已实现小批量进入市场，部分领域实现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但在基础设施、商业模式、技术标准和配套政策等方面都明显落后。类似的问题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面对这场“输不起”的产业竞争，我国迫切需要打破部门和地方利益格局，在国家层次上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