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加速向信息社会转型

   从全国发展水平看，我国2000年的信息社会指数（ISI）为0.2215，处于起步阶段；而到了2008年，ISI就首次超过0.3，达到0.3327，2010年ISI指数预计将达到0.3929，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

   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信息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向信息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在起步阶段，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率不高，应用程度不深，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局部的或者是“量”的方面，如办公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企业中的应用提高了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等。随着信息技术普及率到一定临界点，其扩散速度会明显加快，对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产生“质”的影响。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经并将继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网站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网络民意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制度的完善，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其次，社会管理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一时期，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社会期望不断提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更为突出，某些领域甚至可能出现价值观混乱和道德偏差，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更加凸显，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固守于传统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方法和思路，而应充分认识和考虑到当前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过程中的作用，消除其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信息技术的扩散进入加速期

   美国的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一项新技术在普及率达到10%~20%时将进入快速扩散期。按照这一理论，目前我国的主要信息技术扩散已经总体进入加速期。

　　 以互联网为例，到2005年，我国互联网实现1亿用户规模大约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从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突破10%，达到10.5%以后，就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到2007年1月，就实现了2亿用户规模，2009年1月、2010年3月又分别跨上了3亿和4亿用户规模的台阶。不过，截至2009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仅为29%，刚刚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扩张的空间仍很大，预计“十二五”期间仍将处于快速扩张期。

　　 又如在计算机应用方面。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在2001年超过10台以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达到65.9台，普及率在20%左右。相比之下，农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到2009年还只有7.5台，普及率只有2.4%，离快速扩张的临界点还有较大距离。受农村影响，2009年全国平均计算机普及率达到11%左右,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

　　 此外，彩电在中国家庭已基本普及，进入扩散后期；数字电视入户率2008年首次超过10%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达到15.2%。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适应全球信息化加速发展的形势，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技术应用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上实现赶超，即某种信息技术应用比其他国家用了更少的时间达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是技术上实现赶超，即某种信息基础设施直接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研发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以3G为例，首先，我国在3G方面的投资和建设不断加快。数据显示，

　　2009年，我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完成3G网络建设直接投资1609亿元，建设规模超过以往10年来累计无线通信网络建设规模的一半，开创了全球电信发展史上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的新纪录。

　　 其次，我国3G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如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的TD芯片性能快速提升，终端产业化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TD芯片工艺已从2008年的130nm提升到了90nm，而65nm的解决方案也即将推向市场，45nm方案开始研发。此外，2009年我国TD芯片出货量已达1200万片。

　　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起步

　　 信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时也为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看，信息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应具有科学决策、公开透明、高效治理、互动参与等特征。

　　 对于我国而言，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时期，发展电子政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而通过对电子政务的评测，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才开始起步，虽然在信息公开、在线办理、公众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整体水平与实现“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总体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公共服务提供方、即政府来看，尽管政府信息技术应用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政府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还不高，许多服务事项尚不能实现网络化办理，同时政府公务人员的信息化能力也参差不齐，影响了政府网上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其次，从公共服务接收方、即公众来看，全国公众总体信息素质较低，尽管我国网民人数已从1999年的890万上升到2010年6月的4.2亿，但占我国总人口比例只有1/3左右，仍有大部分人不会使用电脑，或不会上网，也就无法通过网络享受政府服务。

　　 第三，从政府服务传递的基础设施上看，我国农村地区的网络、计算机和手机普及率都要远低于城市，信息化实现政府普遍服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个人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在构成我国信息社会指数（ISI）的诸多指数中，数字化生活指数从2000年的0.0319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0.3910,10年中增长了10倍，远远超过了知识型经济指数和网络化社会指数的增长幅度（这两个指数同期增长分别为27.7%和10%）。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于个人生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个人拥有的现代信息产品显著增加。目前，我国的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普及率不断提高，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以手机为例，2009年我国手机普及率为56.3%，是2000年的5倍。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创新应用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方式。据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我国约有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和数字内容的不断融合，一种新的数字家庭形态正在构建当中。当前，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普及基于各种终端的家庭设备安全监控系统，还把数字家庭建设作为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一种途径。

　　 总而言之，信息社会发展正在令一切变得更为便利和快捷，也令个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加广阔的空间来施展才能。由此，可以这样说，个人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东部发展优势明显

　　 在2010年全国各省市信息社会指数（ISI）排名中，前十位的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黑龙江和陕西。其中，绝大多数为东部地区，可见在信息社会发展中，东部地区的优势十分明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的ISI均已超过了0.7，分别达到了0.7614和0.7074，已经率先进入了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水平高、知识型劳动者相对集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等。

　　 而预计，“十二五”期间，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也有望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不是决定信息社会水平的惟一要素

　　 知识型经济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作为实现知识型经济的必要条件，其对信息社会发展无疑也就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也不能将经济发展就视为决定信息社会水平的惟一要素。要知道，信息社会的定义是一个以人为本、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此，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是由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劳动者素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普及率、电子政务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的。

　　 曾有许多学者做过信息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因此，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应对得当，如优先发展信息化，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教育投入等，就可以促进当地经济跨越式发展。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优先发展战略是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意愿推动的信息社会发展速度相对会更快。

　　化解数字鸿沟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力量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一般来说，处于鸿沟劣势一方的群体，被称为信息穷人或网络落伍者。他们被排斥在信息社会之外，无法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在竞争中的劣势更加明显，也因此会更加贫困。

　　 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及其扩大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要破解数字鸿沟难题，需要从其成因入手。理论上看，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或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或知识能力，政策环境，个人习惯以及年龄、体能等生理因素。由此可见，数字鸿沟问题，不能指望很快就完全解决，而且不能单纯以市场的力量来化解，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对于我国来说，数字鸿沟体现在两各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国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这其中，最主要表现为城乡数字鸿沟和地区数字鸿沟。

　　 具体分析来看，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较为明显。如从主要技术产品扩散情况看，城乡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互联网方面，而在彩电、电话方面的差距要相对小一些。有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为35.2%，而农村仅为11.7%，城乡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为0.67（即农村落后于城市67%）。同年，城乡计算机差距指数为0.91，固定电话差距指数为0.60，移动电话差距指数为0.44，彩电差距指数为0.25。

　　 我国地区间数字鸿沟同样十分明显，但总体上要小于城乡数字鸿沟，而且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资费偏高不利于实现普遍服务

　　 现代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扩散与应用程度直接影响到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而在创新扩散的不同阶段，影响其扩散速度的因素又不尽相同。如在技术扩散的早期阶段，采纳者的主观因素，包括其冒险精神、对新事物接受意愿、学习能力等是主要影响因素；而随着采纳者达到临界数量，创新被越来越多的潜在使用者所接受，诸如创新的复杂性、使用成本等便成为影响其扩散速度的重要因素。其中，使用成本的影响尤为突出。

　　 当前在我国，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信息产品都已经进入快速扩张期，人们对其性能的认知程度、接受意愿、使用水平等都较之前些年有了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使用成本或者说支付能力就成为影响其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因素。

　　 客观来讲，过去10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电信资费价格的逐步下调，公众支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支付能力指数从2000年的0.01615提高到了2010年的0.4956。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主要信息产品与服务资费水平依然偏高，这影响了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效果，成为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阻力。

　　 以互联网为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9~2010》中的数据，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5%的13个国家中，11个国家的固定宽带费用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以下，其余2个国家该比重也仅为1.15%。而在我国，2008年宽带资费占人均GDP比重则为7.4%。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互联网还存在“速率低“的问题，远远达不到宽带的速度标准。如果考虑到网速问题，则我国的互联网应用成本更高。2008年我国上网接入速率平均约为1.8Mbps，远远低于日本的63Mbps、韩国的40Mbps。而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为83.8元，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约合6.7美元），是日本（0.13美元）的51.5倍，是韩国（0.37美元）的18倍。如果再考虑各国收入差距的话，以韩国为例，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

　　 与互联网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我国有线电视入户率为42%。而当年有线电视用户的资费支出相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31%，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1%。资费的相对较低确实促进了有线电视的普及。

　　经济转型影响信息社会的进程

　　 众所周知，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过度依赖能源和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由此，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就成为人类迈向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是，从我国的发展现状看，2000~2010年，我国知识型经济指数增长相对缓慢，2010年的知识型经济指数为0.3406，相对于2000年仅增长了大约28%。而向知识型经济转型步伐的缓慢已经影响到了信息社会进程和发展水平。具体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社会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也会更软化，该国家或地区的三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会更大，容纳的劳动力也更多。但是，我国目前来看，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够软化，距离美国等信息社会水平较高的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

　　 ――人力资源支撑不足。知识型经济本质上是以人力资源发挥核心作用的经济，比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更依赖于人的知识和智力。目前来看，我国存在知识型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较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偏少、研发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难以支撑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举例来说，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报告，2007年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1.1%，而我国2006~2008年的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分别为6.63%、6.6%、6.91%；又如，2007年瑞士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7%，而我国仅为3.19%，最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这一比例在2012年提高到4%，实际上，这一数字仍低于200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9%）；在研发方面，200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5%，远远低于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2.28%）。

　　 ――资源利用效率亟需提高。测算结果表明，2006~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效指数从0.1413提高到了0.1833，增长了29.7%。但要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节能减排目标，仍有较大压力。

　　 （本版文字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最新发布的《走近信息社会：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