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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型园区走势观察(下)

http://www.gkong.com 2010-10-09 16:08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题图 未来张江中区沿河商业文化中心。

  转型年代是痛苦的年代,旧的逐步消亡,新的还在分娩。

  转型年代是竞争的年代,优的淘汰劣的,先发制约后发。

  国家创新型园区建设,正处于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浪潮之中,被称为区域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在环渤海地区,滨海高新区瞄准新能源、软件及高端信息制造、现代医药等优势产业,志在“领航第三增长极”;

  在长江三角洲,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国家高新区,正在构筑支撑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创新经济体;

  在珠三角地区,广州高新区发出了“胖子也要练肌肉”的呐喊,引领制造业进入价值链的高端。

  竞争之中,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已不足为据,体制机制创新被推上风口浪尖。

  确实,体制机制创新本是高新区承载国家的使命。20多年来,每一个探索的脚印往往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向标。

  在新一轮改革中,人们期待她再一次启发中国。

  管理重构:探寻“联合治理”的新模式

  过去的几年中,张江高新区在“联合治理”的探寻中尝尽苦头。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小龙看来,尽管很久以前就成立了由上海市长韩正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张江高新区并未因此体会到“统筹协调的快乐”。

  在张江高新区——创建世界一流园区的过程中,存活在张江高新区和领导小组间的功能区,“像个夹层,增加了若干不必要的程序,几乎使高新区的管委会有名无实”。

  体制之弊,成为塞在中国高新区喉咙里的一块寒冰。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深有感触:“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点和当前,科技体制则更多的是关注面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确实,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国家高新区虽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但仍然是九龙治水、政出多门,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未建立部门之间有效的协调机制,政策“打架现象”层出不穷。

  体制的出路在哪里?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处长杨跃承认为,“国家、地方、园区主管部门的联动,使得联合治理成为未来高新区发展的趋势”。

  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联合治理成功的例证——

  为提升总体研究水平,欧盟从1984年起展开框架计划,其方式是成员国参与整合科研力量,这使欧盟攻克了若干国际前沿和科技难题;

  在中国的国家高新区中,中关村管委会之上,未像张江一样设置功能区,而由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涵盖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财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各区县政府“一把手”,这为中关村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创新层面铺平了道路。

  不再有张江撤销功能区时的争论,在国家创新型园区中,一场“联合治理”的战役打响了。

  在无锡高新区,科技部火炬中心、江苏省科技厅、无锡市政府,成立共同推进无锡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的领导小组;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庆高新区逐步强化顶层设计,正在翻开科技部、中油集团、黑龙江省政府联合共建的一页。

  为了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建设创新型园区,江苏省常州市成立了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江苏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担任,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建设目标、政策、规划、布局以及重大项目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常州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戴源兼任办公室主任。

  一般而言,国家高新区是个相对独立的架构,管委会能自如地配置手中的资源,布局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但随着“由园到城”的变化,国家高新区应规避迷失在权力的争夺或者利益的纠葛中。

  《创新型园区建设指南》中写道:“遵循充分发挥政府、知识载体和企业协同作用的原则”“坚持国家、地方和园区主管部门三方联动的原则”“坚持扎实推进的原则,在建设过程中建立观察、评价分析和监督等机制”,将成为国家创新型园区的三大原则。

  重构管理层,统筹协调各个部门间的关系,更阳光、更高效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成时代留给国家创新型园区的一个伟大命题。

  价值发现:政府角色转换的新思维

  朱敏以32亿将他在美国创办的网讯科技卖给思科,然后回国创业,他的第一站到了张江高新区。

  “你的公司是世界500强吗?”

  “明年预计做多少收益?”

  “你打算投资多少钱?”

  这是张江高新区抛给朱敏的前三个问题。

  “他们不信我一年能做出400—500万美金,同时认为初期投资500万美金太少。”朱敏称。

  对于大项目、大企业的盲从,甚至“迷信”,让一些怀揣创新技术的“草根”难以适应,甚至在国家高新区,也难以找到落足之地。

  难道,国家高新区不再是创新创业孵化之地?

  显然,这是个伪命题。

  简单的数字是一个完满的句号——2009年,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总收入超过72000亿元,在高新区中产生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0.2%。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发展,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认为,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是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任务之一。科技部2008年发布了《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指南》,力争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促成国家高新区发展路径的战略性转变,把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产业和生活等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功能区,使国家高新区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区域创新体系的中枢。

  如何成为“重要支撑”?这就需要决策者和管理者转换自己的角色。

  早有人言,苏州创投是“傻瓜钱”。

  在众人看来,投资有两种:赚取最大利润的是“聪明钱”,反之则是“傻瓜钱”。

  “苏州创投打着政府烙印,做生意不是重点,从此角度看确实不是智慧的。”苏州工业园科技局局长张东驰略带调侃,“比如,对于科技领军人才的投资,是‘计划规定’的。”

  似乎嫌分量不够,张东驰聊起了更为傻瓜的“跟进风投政策”。

  “我们安排资金用于跟进,对获得创业投资的领军人才项目提供实际投资额30%的股权投资。若项目失败,将降低投资公司的风险;一旦成功,政府实行退出机制,跟进的30%股权谁买?很可能是投资运营者自己。这一步将得到100%的利益。”

  最前道环节,失败可能最大,市场资金在这一环节,表现往往“失灵”,不愿介入。

  苏州工业园持股孵化,政府冒着失败的风险,在成功时却不收获创新的价值。

  这样的“傻瓜”,之于风投宛如“天上掉馅饼”。不足3年,已有上百家在苏州工业园落地,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

  人们恍然发现,当日的“傻瓜钱”,成了真正的“聪明钱”。政府所做的不是与民争利,不是收获价值,而是价值发现。

  不再收获企业创新的价值,把管理者的精力转为发现创新价值——在今日的国家高新区中,新能源电动汽车、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等已经成为主导产业,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正在从国家高新区向特色产业基地迅速地规模化聚集,并对各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辐射并形成新的发源点。

  今年1月5日,有媒体在“站在硅谷看中国”中表示:江苏强调政府是中枢,政府财政出资做天使投资人;张江则是市场模式的代表,运作中枢是企业。

  这又将“傻瓜钱”或是“聪明钱”的争论,或者政府角色的争论,上升到了“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高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经济学家陈清泰指出:创造区域市场环境的主体是政府……新兴产业技术还不完善、生产尚未达到经济规模、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还跟不上、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认同程度低,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国家强力政策措施的助推,可能会因无法克服产业化瓶颈而夭折。

  “我在硅谷待了多年,美国是典型小政府、大市场,创业型科技企业融资一律由市场解决。”无锡矽鼎科技董事长陈海雷称,“我们和无锡高新区第一次接触,他们马上表示,‘这正是我们要发展的产业’,而后更给予大力扶持。”

  把科技资源、创新价值的发现作为职责,无锡高新区迅速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成本最低、产业层次最高、集约程度最强的经济板块之一,创造出IC产能、制造技术全国第一,光伏产业规模、产业水平全国第一等骄人业绩。

  原来,转换管理者角色,做创新价值的发现者,与市场并非对立?!

  尽管格林斯潘认为“成人的金融交易不必管束”,但“成人们”在明斯基拐点爆发时,会不会罪有应得地挨到“市场纪律”的板子?且不说精明强干的、推波助澜的、浑水摸鱼的和趁火打劫的人们,可能早就卷款脱逃,即使他们也没来得及逃,更多被套牢的“成人”则成了“烫手山芋”。这无疑是被殃及的大众。

  此时,国家创新型园区,敢袖手旁观而任凭市场来惩罚?

  工具创新:用品牌价值搏击市场

  政府有政府的规则,市场有市场的游戏。

  中国科技保险第一单,让苏州高新区在市场的突围中,另辟蹊径。

  在苏州高新区副主任钮跃鸣看来,苏州固锝与华泰保险、中金保险经纪公司签下科技保单的那一刻,苏州高新区的价值得到了新的提升。

  在高科技、高投入、高价值光环背后,高新企业伴随着高风险,一些自主创新活动可能意外受挫。

  钮跃鸣认为,科技保险为企业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比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其产品投了研发责任险,如果研发的硬件或软件产品出现设计缺陷,造成企业或消费者财产损失甚至受伤、死亡,企业可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科技保险彰显了我们的品牌价值,扩大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空间。否则,高新区提了多年的宽容失败很可能沦为空话。”钮跃鸣称,“有了科技保险,高新企业更能放开手脚,更能激发出创新的活力。”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确实如此。

  一方面,尽管创造了GDP总量的近6成,尽管吸纳城镇90%的就业,4000万中小企业,在“新兴加转轨”中蹒跚,似乎无法摆脱“命运之门”的嘲弄。政府体制管理的缺失,企业信用度的偏低,等等,桎梏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而金融危机,无疑进一步将其拉入“泥潭”。

  一方面,50余家国家高新区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了“小特区”的生长环境。

  为企业提供“快捷方式”,青岛高新区胶州湾北部园区设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和财税服务大厅,先于其他地区建立了审批部门首席专办员制度。

  为了让“聪明的脑袋”释放更多的活力,苏州工业园生物纳米园打造了全方位的综合软、硬件公共服务平台和六大专业服务体系,实现“孵化器+加速器”的功能。

  风险投资与政府采购,是美国硅谷的两大品牌。几十年来,我们只看见前者而不见后者。

  在碧水源公司当家人文剑平看来,“政府采购中关村”,不仅是企业福音,更提升了中关村的品牌价值。

  2009年3月12日,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的签约大会上,碧水源签约“北小河再生水厂(二期)工程”,项目总价值1.93亿元;4月23日,第二次签约大会上,碧水源有两个项目达成意向,项目总价值约1.42亿元……

  为帮助中关村企业做大做强,北京市政府在2008年底出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市、区县两级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及产品的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中关村的自主创新产品。”

  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工作启动一年来,共签约357个项目,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60.6亿元,拉动总投资162亿元。今年北京市将推动一批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纳入军方采购范围。

  文剑平认为,政府采购,不单单是让卖不出去的自主创新产品卖出去,更是帮创新型中小企业开拓了市场,引导企业有更多精力投入创新。

  从创新价值的收获者到创新价值的发现者,国家创新型园区在“由园到城”的发展中,观念转变,机制创新和各种政策工具的创新齐头并进。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园区经济的时代,一个国家创新型高新区的时代,正激情豪迈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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