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的工程教育，眼下正陷入尴尬：论高等工程教育培养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论人才质量，却“英雄气短”——工科毕业生缺乏企业工作背景、动手能力弱，被认为是大学工程教育的首要“弊病”。如何对症下药？同济大学最近举办的中欧工程教育研讨会上传出信息：教育部拟创立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工程人才的新机制，今后可能要求全日制工科生把一部分学习任务从大学挪到企业完成，学时为1年。

　　这一信息立刻引发了与会大学校长的激烈讨论。这些校长均来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首批试点高校，他们坦言，有实质性举措的改革是众望所归，但要避免改革方案“悬空”，还有不少难题待解。

　　工科生拿学位，必须先去企业实践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共有1003所大学实施本科以上学位的工程教育，2009年，全国本科毕业生突破600万大关，其中工科生占了三分之一，可见高校每年“产量”很大；而教育部的调研也显示，国内企业需要大批工科生充实到工程一线。无奈供需难以对接——尽管有大量就业岗位，大学培养的工科生却不能符合企业的用人需求。一些企业反映，执教工程专业的老师本身没有企业工作背景，是大学教育中的硬伤。

　　为此，教育部推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两步走”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今后将鼓励企业的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走进来”，到大学当兼职教师；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鼓励工科生“走出去”，到企业增加实践经验。据了解，区别于目前的大学生实习和见习，教育部的试点方案要求，到企业参加实践，必须纳入工科生整个大学培养计划的一个环节。

　　据参加论坛的教育部高教司刘桔介绍，作为一项打造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试点，全国高校参与该计划的全日制工科生将达到10%以上，全日制工科研究生要达到50%以上。

　　学生多课时紧，哪里去找“接盘”企业？

　　但这一提升工科生就业竞争力的“利好”，却让大学有点为难。

　　目前工科生本科学制为4年，一般而言，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和基础课教育，真正进入专业领域已是第三年。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认为，4年制的本科教育，课程已经很紧。如果还要挖出1年到企业去，课程教学就要压缩，专业教学任务完不成；如果延长学制，采取4+1，那么未来的工科生就需要实行5年制。学生及家长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增加一年学制而产生的时间、经济成本？而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则说，这一试点项目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是让工科生“提前一年毕业”。

　　更令校长们担心的是，如果把学生职业培训移植到企业，这样的“一刀切”可能会遇到一些机制层面的障碍。上海交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叶取源教授说，一年全国有180万工科毕业生，即便是落实10%的量，也必然需要有大量企业支持并参与这一培养计划，众所周知，由于缺乏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多数企业并不愿意承担学生的职前培训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举了一个实例：作为一所具有明显行业背景的高校，该校毕业生历来不愁饭碗，实际是在为中石油、中海油等多家大型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即便产学研合作如此紧密，当学校提出希望和某企业正式建立学生联合培养基地时，却遭到拒绝。可见，即便大学愿意送学生去实践，企业也有多重经济因素以外的顾虑。

　　是主动跟风新产业，还是夯实基础淡定治学？

　　校长们提出，对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来说，来自外部的挑战远比来自大学内部的制度障碍更为棘手。

　　欧进萍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我国工程教育长期“贫血”的原因：在高新技术领域，79%-90%的产品都由外方独资或者合资企业生产；加之国内制造业大而不强，不少是在“用国外的技术生产国外的产品”，因此很难为大学的工程教育提供肥沃的育人土壤。

　　另一位与会校长就此分析说，这一宏观背景其实也直接决定了国内和欧洲高等工程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国内，谈到改革工程教育，很多学校仍然强调，把教学计划排得更满，让学生学得更多。其中暗含的意图则是，要让学生实现能力突破，最好能通过科研占领一些技术制高点。欧洲的大学更致力于“环境建设”：把公司办公室和大学实验室设在一起，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入一个创新设计工作站……由于欧洲的大学洞察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即不同的产业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可能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正因此，欧洲大学更强调扩大学生的对外接触面，强调团队的多元化，“等着收获意外的惊喜”。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现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快，技术和产业的转移速度也很快，这就决定了高校的工程教育不能和当前的所谓热门产业、热门技术贴得太近。龚克以自己的经历佐证：他早年就读清华时，仅电路设计这门专业课就学了整整五本教材；时至今日，电路集中芯片设计已经完全颠覆了当年的“专业”。龚克说，“对工科生来说，与其学很实际的专业知识，等着产业升级后被淘汰，还不如打好专业基础。这也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授人以渔，而不是当职业培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