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指定宣传媒体
新闻详情
isee-

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将降低

――试析“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http://www.gkong.com 2010-11-02 17:26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阅读提示:

   我国经济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的阶段,因势利导,加速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创新技术,提高效率,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防止气候变暖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一国发展绕不开的主题。

   人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资源的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经济革命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时代进入到未来的资源生产率时代。

   今天,制约人类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已经从劳动力转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气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产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创新的主要任务。

  张平 刘霞辉

  发展和转型并重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阶段,向着中高收入经济体系迈进。从国际经验看,迈向中高收入体系后既面临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若发展战略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将面临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的风险,从而使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徘徊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赶超,形成了政府积极动员资源、企业低成本竞争、政企相互促进的一个独特的工业化道路,极大地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取得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竞争的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凸显出来。

   经济转向稳定均衡的增长。

   中国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也带来了结构压力、发展的不平衡和严峻的环境等多方面的挑战,如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必须用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超过GDP相当时期的发达国家和现在可比的任何国家,但城市化水平则普遍低于可比的同类国家水平。提升空间集聚水平以此牵引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的余地,“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外部冲击、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压力等,都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要加快空间合理配置、结构和机制转换,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保证高增长。

   “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均衡、结构和机制转换铺垫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被挑战,使得发展模式转变举步维艰,迫使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更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以空间均衡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期。

   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以前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工业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成为了世界制造的大工厂。以要素投入驱动的工业化的规模扩张,以引进设备或模仿方式进行的“干中学”技术进步演化的投入产出收益在急剧下降,工业化也步入了中后期。但按照工业现代化的效率、结构(指技术先进性、信息化、国际化和管理现代化)和可持续(能耗、排放等)指标来衡量,则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参阅《中国工业化蓝皮书2009》的指标体系和行业评分)。我国经济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的阶段,因势利导,加速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创新技术,提高效率,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配置资源。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很多层次的体制矛盾也凸显出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始终没有理顺,要素价格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激励了低成本的竞争,产能过剩都与此相关;而行业准入和垄断问题也困扰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而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严重,导致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扩大,并影响着要素的流动。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空间,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十二五”期间不但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消除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而且要面对新形势、新阶段,推进更为丰富的体制创新活动,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

   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最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而且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规划,逐步通过财税等改革激励政府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转向经济与自然均衡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约束越来越强,在“十二五”期间全球化过程还会加速,中国国际贸易、金融等摩擦在不断加剧,中国提出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张,但直接面临着国际上相应的约束,成本正常化,污染限制等直接约束了中国出口导向的战略发展。

   国内改革开放后长期忽视的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问题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高消耗的粗放式经营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冲击,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均衡成为了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会有效地约束着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道路依然艰难。

   从全球的发展经验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需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除经济社会中的很多不平衡因素,才能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要清楚地认识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人们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提高了,城市化加快了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道路依然艰难。

  低碳经济是绕不开的发展主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危机之后的“新常态”,二是全球金融监管与货币体系改革,三是低碳经济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将降低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全球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进行调整,世界经济会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潜在增长率(或趋势增长率)都会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这样一种态势可能会维持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即未来5年)。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二战以后的25年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5%。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结束这个阶段,西方经济出现了困扰他们多年的所谓经济滞胀,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只有3%左右。从进入新世纪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这个阶段,全球经济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2%,而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又接近5%(4.91%)。全球经济2010年的增长水平预计为3%,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滞胀时期的水平。尽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从全球经济结构角度,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早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真正进入再平衡的调整则是在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危机“迫使”一个本来早该进行的调整过程成为现实。毕竟,再平衡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这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方式的扬弃,甚至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需要体制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都来重新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再平衡是相当困难、耗费时日的。并且,这样一种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短期内还会导致增长速度的放缓。

   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持续下去,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无法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其产出的应有增长。当然,个别发展中国家或许能够避免增速的下降,但从数学角度来看,事实很不幸:不可能所有国家的市场份额都增大。如果对发达国家经济前景的预测比较准确无误,那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受害者,其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

   货币体系变革的冲击。

   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冲击全球金融体系,各国政府联合干预,避免了大萧条式的危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必然要付出代价,一个重要的代价就是发达国家量化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发达国家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后发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套利热钱直接冲击的对象,因此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变得迫在眉睫。

   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变革有:1)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这要求国际货币体系也要反映这种变化。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36%,上升到2009年的46%,上升了10个百分点;并且,预计到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规模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51%。这些变化,在IMF投票权中并没有得到反映,因此亟待变革。2)美元霸权可以看作是本轮次贷危机以及过去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因此,如何改变美元霸权地位也成为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3)低碳金融将会正式登场,成为货币体系中的又一交易品种,更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标的物。

   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可能面临的变革有:1)加强金融监管下的去杠杆化过程。此次金融危机至少给了美国这样的教训:要防范金融风险,须防止杠杆率过高。“去杠杆化”与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逼迫”美国居民储蓄率有所提高,消费率有所下降。2)美国也应接受国际组织的监管,其金融业的扩张将受到一定的抑制。3)跨境资本流动的协调监管。这样有利于控制热钱的流动,特别是防止一些资金进行监管套利,即从一个监管较严格的地方流向监管较松的地方获利。而加强跨境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就能够有力地打击监管套利,防止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

   低碳经济意味着需要彻底改变工业化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防止气候变暖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一国发展绕不开的主题。从全球范围而言,世界经济应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态文明转型;就中国而言,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内部(如欧洲与美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难以达成全面共识,但是有一点必须认清,那就是低碳经济逐步成为一个道德制高点。从制度安排、治理架构以及民间运动等各个方面,都使得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问题不得不予以正视。我们可以强调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发达经济体对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以及在低碳发展目标与路线图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未来经济发展必将面临这样一个“绿色约束”却是共识。

   人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资源的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经济革命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时代进入到未来的资源生产率时代。工业革命开始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稀缺因素是劳动和资本,因此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事实上,过去200多年来的工业革命就是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十倍为特征的。今天,制约人类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已经从劳动力转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气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产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创新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意味着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即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消费。

   低碳经济以及相关的节能减排设备与技术的出口,将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的增长点。低碳经济,对于那些有着能源比较优势的国家,特别是能够生产低碳能源的优势(这在以前并不受重视),将会成为高度竞争的全球化市场上新的比较优势。而较早倡议节能减排的欧洲,在相关技术设备出口方面也将具有优势,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相对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比较优势往往是高能耗低劳动力成本,那么,面临低碳经济条件下的碳关税(CarbonTariff,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问题,将是一个较大的限制,会提高出口成本,影响贸易收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版权所有 中华工控网 Copyright©2024 Gko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