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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下个三十年的思考”

http://www.gkong.com 2010-11-05 16:59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站在招商局大厦40楼,从港澳码头抬眼望去,穿过维多利亚港湾,视野可在海天交汇的深处无限延展。

  在这间开阔的办公室里,秦晓写下了十年的辉煌履历:2000年从中信集团总经理“空降”到招商局集团担任董事长,当时刚刚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招商局集团总资产496亿元,年利润12.91亿元,尚有高达73亿元不良资产。

  2001年起,招商局集团启动大规模的内部结构调整,并最终确立交通、金融、地产三大主业板块,为后续几度“再造招商局”奠定基础。截至2009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达2683亿元,年利润总额178.52亿元。

  “准备搬出这个办公室了,不能还占用招商局这么大地方。”秦晓在接受本报专访期间说。现年63岁的秦晓刚刚卸任招商局掌门人职务,但并没有卸下与生俱来的责任,只是一个顺流而进的角色转换,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为目标的博源基金会将是他的下一站,秦晓担任该基金会理事长。

  这位有着强烈学术偏好的中国企业领袖人物,在十几年时间里,留下了自己关于现代企业管理、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性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理论体系的个人思考。9月29日,秦晓从中国现实出发再度思考,向本报阐述了自己对下一个三十年之担忧与解决方案。

  推动变革:强势与说服《21世纪》:回首在招商局的十年,你是如何促成这家巨无霸企业完成市场化蜕变和再造的?在领导力风格,以及具体实施手段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秦晓:推动一家企业的变革,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一个是利益的问题。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起码我有强势的一面;所以推行起来比较坚定。同时,我也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说服别人。

  推行的过程中,要因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情况反馈,不断调整完善政策,一步步往前走。告别原有模式,更多的是破坏了什么东西、告别了什么东西、改变了什么东西。但是你需要花功夫把新提倡的东西变成企业文化或者是制度,把一些资产和资源效益发挥出来,需要在理念上和公司的管理系统上,都发生巨大变化,包括我们讲的均衡发展,以总部为主导的战略的确定,以总部为主预算的确定,经营计划的决定,考评系统如何去评价一个子公司,如何评价一个子公司领导人的业绩等。

  我来的时候,当时大家都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对存在的问题都有反思,在告别原有模式这一点上,大家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是应该建立什么新模式呢?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思考。所以在后一个问题上,我尽量用我的影响力去形成新共识。

  《21世纪》:在建立新模式中,达成新共识中,你的影响力是如何发挥作用?又如何将这种共识继而形成新世纪10年来招商局新的文化和制度?

  秦晓:我一直强调,理念、思想、制度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形成战略,才能支撑战略的实施,在企业经营中,还是要关注这些东西。

  理念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不行的,即某种模式或某种制度是不行的;什么制度和什么模式是更好的。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调整,特定环境下如何再建立一种新制度,这就需要实践、经验来完成的。无论你对现存模式是持一种批判态度,还是对未来模式持认同态度,都要随着变革而调整。

  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制度的变革,包括文化、资产、管理甚至人事的变动,都会在其中发生。一套新的东西肯定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冲击,但是我们最终是平稳地实施,没有引起思想上或者是经营上的动荡。

  风俗、文化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形成的,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和企业的中层、下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通过这样良性的互动许多思想就慢慢变成了现在大家认同的东西。

  《21世纪》:在这种互动当中,有没有其他管理人员的意见使得您的战略发生了改变的问题?

  秦晓:有啊。比如在我们最早规划中,港口业务应该是一个具有网络规模的公共码头经营商,我们希望去到一个城市拿一块我们能够主导控制的码头资源,和我们的其他码头形成一定的网络体系。

  执行到一定程度,就碰到一个问题,大部分城市的码头经营都有一个老大,他有地方政府的背景,可以去配置这个航线,这跟深圳和香港就不一样。当时青岛基本上都谈崩了,我们在宁波也没法去完全取代宁波港的主导地位。这些对地方港口产业环境的判断就来自招商局中高层管理者,于是我就提出来要反省这个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不一定去控股,尽量要与当地政府和当地主体企业合作,发挥我们的平台网络效应,再培养他们。

  身份转换:企业家到知识分子《21世纪》:从招商局集团卸任后,你的精力将主要投身于哪方面?是博源基金会吗?

  秦晓:是的。博源基金会主要做两个产品。一是有关宏观经济方面的产品,我们有一些定期专家讨论会,然后出一些内部刊物,比如说每个季度的GDP或各种数据公布以后,我们会解析。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和重要事件,我们会立即开会研讨,比如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

  其次是做中国中长期问题的研究,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土地问题等;另外就是社会转型的问题,包括理念、思想、理论和实践,以及其他国家转型案例。

  这些研究产品主要面向圈内的学者和精英,不会大范围传播。当然我们也会定期和监管部门,比如人行、银监会、证监会、统计局去碰头交流,谈我们的观点。

  《21世纪》:从企业家的身份转向知识分子的身份,你如何区分这两个角色?

  秦晓: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和作为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受权经营企业,重视以更优的要素组合去发展企业,包括存量资产的状况,竞争对手的情况等。在企业家的视野中不存在“国与民”的概念,所有制的概念,也不存在谁进谁退的概念,该卖掉就卖,该买进就买,最大程度的优化企业资源。

  而一个社会需要三个支柱,第一个是经济,我们应该朝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经济发展;第二个是法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治体系去支持企业经营,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好的;第三个是精神。

  这三个支柱的建立,其一是靠企业家,其二是靠政府,其三是靠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宗教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作用。这个社会不管是发展了还是败落,其价值是否得到张扬和体现?若败落了,首先是社会价值被摧毁了;若发展了,是压抑了我们的价值观发展,还是推动了价值观发展?这些都要公共知识分子出来回答。

  不管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还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都需要关心外部环境。因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转型都是大家离不开的,当然,企业家有企业家看问题的角度,敏感的企业家会发现外部世界的变化趋势,并从中捕捉商业机会,但更多的是外部给定条件下,他应该怎么样做。而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超越自己的领域,更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如商业环境、制度改革等。

  《21世纪》:你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研究颇深,又长期担当企业家角色,却始终在关注公共领域。这样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是如何形成的?

  秦晓:我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我们从小接受传统的理想主义教育,关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教育比较多,当时在公共领域,你不光要当一个好学生,还要准备好当接班人,要关心国家命运,因为国家命运和每个人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培育了对这个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

  后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跌到社会底层,促使我们做了很多理性的反思。启动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卷进去成为参与者,虽然层面不一样,但都保持关注,不断思考。

  下个三十年:经济层面三个变化《21世纪》:在这种家国情怀和理性反思的推动中,当下,你所关注和思考的最重要领域是哪个?

  秦晓:到现在,我认为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三十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年比较突出,所以我把担忧、思考讲出来。

  《21世纪》:有哪些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问题又体现在哪几个层面?

  秦晓:我认为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中国与一些先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我们先工业化后城镇化,没有那些贫民窟。但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他们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就回去了。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有没有落实?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我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释放了很多生产力,用的是增长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不断地回收。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这些都要发生变化。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21世纪》:要素价格改革已经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了,更多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吧。

  秦晓:我觉得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跟政治领域更相关的是政府职能的改变。

  但是在政治领域,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定。现在有人质疑要素价格市场化,只不过是说什么时候市场化,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

  下个三十年:公共领域三大挑战《21世纪》:那么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哪些问题、需要哪些变化?

  秦晓:第一个,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我觉得未来三年。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制度”。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居民收入随之增高。

  当然还有一条,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的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

  《21世纪》:你所谈到经济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各三点里面,是否具有关联性?

  秦晓:经济层面的三个问题,受到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可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作为考核标准,促使政府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但所有政策都改变不了中国的生命周期,人口红利就是储蓄多,只能投资,不能消费。

  关键在于,是去投效益好的资产用来养老,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投资目标好不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怎么决定呢?若政府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就会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居民知道什么能投,什么不能投;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他就会盲目地投。

  (王玉德、郑清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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