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爆发式增长，在激活万亿市场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难题——天然铀短缺、技术消化滞后、人才匮乏与难以消除的废料威胁。未来几年，中国核电发展能否冲破瓶颈，破浪前行？

　　核电是个奇怪的产业，业内人兴奋不已，业外人谈核色变。

　　就像中间隔了一堵墙，里面的人自顾自的大兴筹建，外面的人使劲张望后又跑得远远的，久而久之，这堵墙上写满了神秘、新奇、渴望，还有恐惧。当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金正试图穿越这道墙，并且已然开始加速。

　　自从2007年国家正式颁布《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以来，原定“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的目标已经接连几次被修改，先是能源局提出7000万千瓦，再到2010年的8600万千瓦，甚至到当前业内力挺的1亿千瓦。

　　核电的大爆发已然成为一种趋势，重要的是这种趋势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承诺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大背景下显得更为确凿可信。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的话说，“核电是当前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

　　种种迹象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涌入这个行业，期待分得一杯羹。

　　但是，伴随一个产业突起的，往往是某种不适应，甚至是层层质疑，核电亦如此。比如天然铀的供给和储备，铀会不会成为制约中国核电发展的因素？比如外资成批涌入中国后，本土企业的出路何在？比如国内不同阵营对技术路线无休止的争议，是百花齐放还是浪费资源？再比如乏燃料的处理、核电人才的储备是否已经成熟？等等。

　　核电大爆发，中国准备好了吗？

　　核电盛宴

　　除了建设的万亿市场外，核电的其他市场领域其实是很难估算的，激活万亿市场的同时，相关市场也必然被同时激活。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全球核电发展进入一段沉寂期，2005年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后，核电再次推到替代化石能源的首位，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

　　按照国家能源局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900万千瓦，2020年则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届时，中国核电装机将占电力装机总量的5%以上。然而，截至2010年年底，核电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占总装容量仅1.12%，距8000万和5%的目标还很远，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10年将是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因为要在10年内完成50年发展总和的6—8倍。

　　“未来10年平均每年将新建8台左右核电机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说。

　　或者，不仅如此。3年内规划翻了一倍，谁能保证未来的10年规划不会被再次修改？“现在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到2020年会超过1亿千瓦，也就是翻10倍。”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说，核电是一个很合算的投资，自有资本金比例低，配套贷款的比例高、利息低，按照测算，未来几年应该有至少万亿元的建设投入。

　　然而，除了这万亿的建设费用，还将拉动诸如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白万纲介绍，以秦山核电站四期为例，工程完工后，每年留在浙江的相关服务费就有20—30亿元。

　　“唯一”性

　　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是美国国家航天局的气候学家，也是核能的支持者。他做了这样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一生中所使用的电力都来自核能，那么在因为用电所产生的核废料可以装满一个可乐罐，大约两磅重；而在普通的10亿瓦特的发电厂中，一天所用的煤炭就会产生超级多的CO2，那么怎么处理这些废料？核废料将会被储存在干燥的储存桶中，然而，数十亿吨的CO2会释放到大气之中，永远无法收回。

　　美国卸下了苏联的核弹头将其转化为电能，10%的美国电力来源于退役的核弹头。而中国1.12%的比例还很低。基于减排承诺，张华祝认为，核电是当前唯一可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

　　为何突出“唯一”性？

　　张华祝是这样解释的，世界上核电已运行了50多年，尤其是近20年来的飞速发展，使其技术和经验都非常完备；其次，近10多年间，核电在全球发电占比一直保持15%左右，最高达到近17%，与火电、水电一起构成了电力三大支柱；从核能技术未来50—100年的发展看，随着快中子增殖堆后处理闭路循环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将大幅度提高铀资源利用率，满足人类长期利用裂变能的需要。

　　“聚变能的开发利用，可能会最终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张华祝坦言，这是其他任何电源都无法比拟的。

　　与传统的火电相比，核电厂必须要求带基本负荷满功率长期稳定运行，由电网提供可靠的备用电源保障，因为核电一旦停下来损失就会很大，除了这两点比火电厂要求严格外，并不需要电网在吸纳、传输方面采取额外措施，因此，核电是可靠的优质电源。与风电、太阳能发电相比，核电最大的优势是可以长期稳定、带基本负荷满功率运行，气候、日照条件变化对它不产生任何影响。

　　此外，专门举办铀矿会议的瑞士Academy & Finance机构总裁安德烈•瓦勒里•博尔德(André-Valéry Bordes)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很重要的一点是，核电经济性能占据优势，核电的价格要低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甚至低于火电。

　　数据显示，大亚湾和岭澳一期的上网电价为0.41和0.43元/千瓦时，低于广东的上网电价0.50元/千瓦时；秦山一、二、三期的上网电价分别为0.42、0.39和0.46元/千瓦时，也低于浙江的上网电价0.47元/千瓦时。

　　而且，从核电站的运行成本看，燃料费用占比在15%左右，而燃油和煤电的燃料费用占比分别为78%和60%，因此核电站的运行受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要远低于火电和燃油。

　　受益者

　　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自从《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再修订以来，中核科技、沃尔核材、东方电气等个股成为涨停板的常客，资本也大批涌入。

　　核电大爆发，分食者也越来越多。大体分三类：一是建设期的受益者，比如设备行业；二是运行期的受益者，比如运营商和燃料耗材产业；三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依托核电上市公司大赚“热钱”。

　　如果按每年新增8台机组计算，这8台成本约为800亿元，再加上相关的服务和人力、场地等成本，每年的新建成本就近1千亿元。周修杰认为，核电建设的获利者中，核电设备制造企业首当其冲。这个观点显然已经得到共识，核电设备的购置费约占核电站建设成本的50%。设备方又被大体分为三类，核岛设备约占45%，常规岛设备占30%，其他辅助设备占25%。因此，蒸汽发生器、压力容器、反应堆冷却剂泵和阀门，以及汽轮机和发电机将分食设备市场。

　　但是，采访中，一位不愿具名的核电装备供应商笑言：“核电这个领域，在里面游泳的身份也很特殊，不是谁都能做的。”那么，哪些企业可以分食这块大到让人无法抗拒的蛋糕？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必须要有资质，而且是双重门槛，一是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准入资质，二是核电业主采购产品的供应商必须要有合格供应商的资质。”张华祝说。而资质的颁发也是层层筛选，在众多零部件供应商中拥有核电资质的甚至凤毛麟角，比如核岛2、3级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的持证单位仅有海陆重工等十几家企业。

　　那么，拥有设计制造能力和资质的企业必然是受益主体，如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8.94 -2.19%]、一重、二重等。广利核也是其中一家，郝志坚总经理提到，“核电设备商在分食核电建设蛋糕时，反过来促使设备商加速科研，产品将不仅用于核电领域，也可用于大型石化和火电领域，这对制造企业的拉动将超越核电市场份额。以大型铸锻件为例，一直以来能做的只有两三家跨国企业，一重近期宣布，已经完全可以给二代改压水堆和AP1000提供用于压力容器的大型铸锻件，意味着这部分原本属于外资的份额国内也能分摊了。”的确如此，就广利核本身而言，其自主研发的数字化仪控系统也可以用于非核电领域，市场空间再次被扩大。

　　还有一支资本在移动，即外资，甚至有些业务涉及核电的跨国公司把亚洲总部陆续迁到了中国。“以前我们全球CEO几年都不来一次中国，现在一年就来两三次。原因很简单，在其他国家几年建1台核电机组的时候，中国一年就可以建几台。”核电数字化仪空的设备商英维思运营管理中国区高级市场经理刘佳如此说。

　　以上仅仅是建设阶段的受益者，在运行阶段还有另外一批受益者在蠢蠢欲动。“8+N”是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的一个新理论，他认为，虽然现在只有中核、中广核、国核技、中电投4家企业可以入主核电开发，但是其他4家发电企业不会袖手旁观，已然在谋篇布局，“如果说五大集团吃了不重视新能源的亏，那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新兴能源的投资机会，所以迟早要进入这个行业，将来的格局必然是8家为主，N家地方企业为辅。”

　　比如中电投，在火电亏损的情况下，2010年盈利50亿元，这其中核电几乎贡献了五分之一的份额。而同为五大发电集团的华能也已经开拓新的项目，华能石岛湾核电公司已经成立，正大力推进石岛湾核电基地开发。并且，白万纲所说的“N”已经有企业崭露头角，江苏国信就是其中的代表，秦山一期、二期、田湾以及辽宁徐大堡等项目中，江苏国信均从中核手中分得了一杯羹。

　　而对于第三类的资本市场，那就无法预估了，更无法限制“热钱”的涌入，其中的分食者也五花八门，有大企业、金融机构，也有外资和散户。安信证券就提出，东方电气、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二重重装、南风股份、中核科技、江苏神通、湘电股份、奥特迅等企业已经受到股民的追捧。

　　铀矿遗痛

　　天然铀储备中国已经落后了日、美等国三四十年的时间，上一轮痛失先机的教训使得中国不得不把天然铀储备上升到国家战略。

　　好消息终于传来。

　　日前，中核集团首个铀资源海外开发项目——尼日尔阿泽里克铀矿项目试生产出第一桶铀，标志着生产线全流程打通。这也是自2007年国核海外铀资源开发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海外开发项目。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和国际贸易三条渠道并举的保障体系，但是，铀矿开采毕竟经过了20年的冷淡期，无人勘探，无人规划，已经慢了一个节拍。幸好，这个冷淡期是世界多数国家共通的，不仅是中国。

　　在2011年1月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提出，“中国不做核电就没有出路，要加大天然铀的开发力度，完善国家天然铀储备体系，国内还有潜力，应积极参与天然铀领域的投资和开发，并加强与中亚、纳米比亚等国天然铀的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和俄罗斯早已动手进行铀矿储备。日本也正式加入蒙古铀资源竞争，欲与美俄一较高下。美国专家称，日本已针对铀、钚和钍三大核原料制定储备计划，以其目前的储备速度，10年后日本核原料储备总量必将超过美国，而且将占全球储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的起步已经滞后，美、日、法、俄的布局早就开始了，而且是以国家名义组织的，举全国之力，而中国早期的天然铀储备竟然是中核一家的自发性行为，时至今日，才上升到国家层面，已经失去了时间和战略的优势，势必困难重重。”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说，他曾专门研究过日本的产业布局，为的是给其客户中核和中广核提供一些战略参考。

　　铀矿的滞后，确实留给高速发展的中国诸多遗痛，而如今，铀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价格的飞涨和加大勘探力度的问题了，而是加大了非市场因素的制约。

　　停滞20年 痛失先机

　　在进入快速发展之前，有20多年，中国几乎停滞了对铀矿的勘探。

　　“地质勘探不打钻是不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家给铀勘探的资金很少，队伍都很难维持，”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说，“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核电发展停滞了，铀的需求量自然就减少了。”

　　还有一个缘由。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前苏联签署核裁军协议，拆下核弹头，把大量的军用铀，也就是高浓度铀稀释成低浓度铀，供核电站使用。因为核武器级别的铀是90%以上的U-235，核电站只需用3%—5%的浓度，这些军用铀可以稀释出几十倍的核电站装量，所以过去的20多年，国内、国际铀需求增长弱化。

　　有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以前，全世界需要铀的数量是6万多吨，但是生产量大概每年只有4万吨左右，其余部分通过二次铀源解决，这主要有军用铀的稀释、贫铀尾料的再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所产生的钚的利用。这几种形式基本维持了全世界核电站铀的供应。

　　“现在，冷战时期核武器销毁的铀用完了，人们才开始想起来要开发天然铀了，但是，此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滞后了，勘探的滞后也必然会推动铀价的上涨。”瑞士举办铀矿大会的Academy & Finance机构总裁安德烈•瓦勒里•博尔德(André-Valéry Bordes)说。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在停滞。

　　日本一刻都没有停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行海外矿产资源调查，到2000年基本实现了海外矿产资源稳定供应。不仅仅是铀，日本布局的也包括同为核能燃料的钍，据介绍，日本在钍的提炼和加工技术上领先世界。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开发出一种独特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将钍转化为U-233。而且，日本以政府的名义建立了完备的储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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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一书中就提到，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利用海外矿产资源，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多种手段全方位鼓励矿业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进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对于前期风险程度最高的勘查工作，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选点后进行矿床勘探时，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中钻探和坑探工程政府补贴50%，其他工程补贴60%。日本企业与其他外国企业共同进行海外的矿产勘查时，日本政府为本国公司提供50%的资助。

　　并且，日本的铀矿扩张不惜触及到了同样进行储备的美国政府的利益。

　　几年前，日本大型贸易集团伊藤忠投入3400万美元，与美国铀资源公司合作，对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大型铀矿进行了产量评估。随即，美国能源专家指出，日本将美国经济疲软视为大好机会，其在全球搜刮核原料的行动升级，甚至想掌控美国本土的大型铀矿资源。伊藤忠集团在日本搜括全球铀资源的行动中担当“冲锋队”的角色。该集团每年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4000吨铀矿石。除伊藤忠外，日本多家大型企业集团也纷纷赴海外开发铀矿。

　　《纽约时报》评论称，由于铀是最重要的核原料，因此各国均不对外公开其真实储量。目前日本攫取铀资源的网络已遍全球，其铀储量超过美、俄等大国只是时间问题。

　　储备体系初见端倪

　　中国铀储备体系是近几年才提出的，比日本等国都晚了一步。但是，所幸进展还不错。

　　几年前，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先后成立了铀业公司，专门负责铀的开发和贸易。“铀业公司当时两个出发点，一是到国外投资，收购国外的铀矿，二是在国内勘探铀矿。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均有很大收获，国外方面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都有投资，去年国外铀进口量超过了几千吨；国内方面，在新疆和广东都有所斩获。”中广核相关人士介绍说，“原本只有中核一家在做铀矿开采，但是前几年中广核也有了相应资质，才加速了铀矿的储备。”

　　据悉，中国的铀矿储备体系将采取国家储备为主，企业储备为辅的模式。

　　如此看来，企业储备倒是先于国家储备，提前行动了。“去年有个说法，现在两大公司所拿的订单维持我们2020年的核电发展是没问题的；今年又有个新的说法，我们所拿的订单维持我们2030年的核电发展是没问题的。”某核电人士笑言。

　　今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有三句话让张华祝感到欣慰，一是加大国内的铀的开采，二是加快海外铀资源开发，三是利用好国际贸易，三条渠道共同构成了天然铀的保障体系。

　　而且，随着近五年的发展，中国加大了勘探力度，铀的储备也在增加，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通过第二轮地质调查后预测，中国铀资源的总量有可能超过200万吨。而且，“十一五”以来，在新疆伊犁盆地、内蒙古鄂尔多斯[19.91 -3.40%]盆地、二连盆地中部地区勘探工作不断取得成果，特别是2010年探明了一个储量超过3万吨的大型铀矿，为核电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十二五”时期勘探工作量的继续加大，一定会有更多的铀资源被探明。

　　利用海外资源发展本国核电已经成为各国通行做法。中国利用海外资源起步较晚，但在这一轮核电发展中却占有先机。开发海外铀资源和利用国际天然铀贸易，获取资源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但是，“铀储备已经重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国却在这方面落后了，不要让铁矿石的今天成为铀的明天。”白万纲说业内已经体会到了危机感，只是苦于我国还没有可以和国际矿业巨头相抗衡的大集团公司。

　　白万纲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快布局。美国、法国、日本早已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中国的天然铀国家储备才刚刚起步，“央企今年的总利润是1万多亿元，但是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就赚走了7千多亿元，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整个中国在为他们打工”。

　　铀矿之争 价格并非重点

　　铀矿的价格已经从2009年的每磅4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每磅56美元，目前还在持续上涨。再追溯到过去十年，则是从每磅10美元开始的。甚至最高位时到过每磅130美元(2007年的时候所有大宗商品都在高位运行)。

　　安德烈•瓦勒里•博尔德来中国考察，接受了《能源》杂志记者的采访，他打开一张图表，这是一张从1995年开始到目前的国际铀价走势图，明显是上升的趋势，而且有时跳跃很大。博尔德所拥有的这家名为Academy & Finance的机构，正是为各种矿业企业和投资者搭建一个交易和共享的平台，所以，众多稀有矿种的情况他都了然于心，包括铀矿，在过去的4年中，这个机构主办了34场关于铀矿投资和能源投资的会议。

　　铀矿价格将会上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采访中，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持此观点。安德烈•瓦勒里•博尔德说：“铀矿是稀缺资源，随着核电的大发展和需求量的猛增，铀矿的价格必然上涨。”但是，他认为对核电企业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不是铀涨价，而铀供应不上，因为核电站一旦停运带来的损失将是惊人的。采访中，有专家测算，以AP1000为例，投产后一台机组一天的发电收入就高达上千万。

　　某核电站人士也坦言，铀燃料只占其运行成本的15%，所以，铀价格的上涨对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现在56美元可以接受，2007年的130美元也可以接受，甚至再高到200美元也不是无法接受的”。

　　况且，全球核电在复苏，特别是亚洲核电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铀资源的需求要增加，这必然会刺激铀矿勘探和开采的投资，所以全球铀产量增加的趋势一定会出现，这是积极的因素。

　　但是，价格并非是重点。安德烈•瓦勒里•博尔德就认为，现在很多产铀大国政局不太稳定，比如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产铀国运输等条件落后，比如蒙古，受制约的条件很多。而且，当前资源条件比较好的铀矿已经被瓜分完毕，新加入的国家想分得一杯羹会很难。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提出，核电企业应当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在国际铀资源定价中的话语权，而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积极参与到海外铀资源的勘探和开采中去，同时与国际上主要的铀矿生产国签订长期的供货协议，以保障铀资源的稳定供应和降低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白万纲却提出了一个更为犀利的观点，“稀缺资源政治化是国际趋向，铀矿本身如果看成产品交易，那价格是随市场走的，但是考虑到以后国家发展会‘去全球化’，推行国家间的竞争，国家就像企业一样，未来的格局是若干跨国公司和其国家为主体的联合竞争，所以铀矿肯定会政治化。铀价自然会涨很多，但不是关键，管制和交易壁垒才是关键问题。有可能交易的附加条件就是对铀矿的用途进行跟踪，趁机要求铀矿进口国把核技术透明，如果铀矿用在了我们自己研发的技术上却要全程被管制，将是长远的威胁。”

　　“价格问题只是产业界经营者的思路，而国家主管部门则一定要考虑得更长远，如果在核透明上有博弈，铀必然成为博弈品。”白万纲说，“所以，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铀资源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技术之争

　　加速发展必然引发诸多的不适应，能否如愿破题？

　　核电大发展，铀矿的难题是重中之重，需要举全国之力给予解决。但核电问题绝不仅限于此，还有诸如技术之争、安全与恐慌博弈论等诸多难题期待进一步破解。

　　但是，行业专家的话不无道理：“不能等这些问题都解决完了再去发展核电，会错过大好时机，我们要做的是边发展边解决问题。”

　　技术之争关乎谁的利益？

　　面对核电的大发展，技术之争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是用二代改进技术，还是用三代技术？

　　部分核电专家认为除已经核准的二代改进型机组外，新上核电项目原则上应以三代AP1000系列机组为主，但还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二代核电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已经完全满足了我国核电当前发展的需要，在三代技术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批量化建设将造成很多问题。

　　在2011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对核电技术提出的要求是“做好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并重点提出2011年要加快AP1000四台示范机组建设和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

　　国产化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的技术研发工作，早在十年前中核集团就着手实施了，也相继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0万千瓦、65万千瓦和100万千瓦的二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之后，中核集团以国际上三代核电技术指标为研发目标，投入了1.7亿元计划开发出更为先进、国产化程度更高、可以实现出口的核电技术，即CNP1000，也就是我国自主设计的国内最高水平的百万千瓦级商用压水堆核电站。

　　但2008年，中国确定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之后上马的核电项目均使用AP1000技术。这曾经引发了核电业界对于“自主创新还是引进”的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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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核技”)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和他所供职的国核技是AP1000的推崇者，他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AP1000从技术上讲是很成熟的。其正常发电的设备都是20年以上的技术。AP1000做到了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简单，这是一项创新。之所以做了两年多，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进行谈判，就足见国家对AP1000的认可。”

　　但是，由于AP1000规模化投产在2012年以后，在过渡期，各地方政府上马核电的积极性很高，现在要想完成2020年以前8000万千瓦的目标，以张碌庆和路风为首的核电专家认为“还得用二代改技术”。

　　然而，当这两家争得不相上下的时候，第三家公司——中广核的EPR又被人拿出来做比较，因为国内仅有的两台EPR机组都是中广核花几亿欧元引入的。按理说，EPR与AP1000同属三代技术，只是一家代表法国，一家代表美国技术。

　　郁祖盛等专家认为：“EPR和AP1000同时出现在国内市场上是一场悲剧。因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本来就不够，这样两个技术同时研究必定分散精力。”但是，似乎这些技术已经被注入了外交的色彩，“美国和法国，两者都无法舍弃”。确实如此，中广核和法国的合作已经长达20余年。此次引入EPR也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法国总理菲永与中国互访中极力促成的一桩姻缘。

　　但无论如何，从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还是可以嗅出AP1000更胜一筹的气息，技术之争也可能会告一段落。

　　一边是安全论 一边是恐慌

　　如果说技术之争是三大公司之间的事情，那么核废料和核泄漏带来的恐慌则是由普通民众中爆发的，因建核电站而举家搬迁的事件依旧在不断上演。

　　有一年夏天，当时秦山核电站还在前期建设中，远没有到运行阶段。突然有一天，一大批村民怒冲冲地跑到核电站去质问，为什么他们养的蚕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必定与核电站有关。核电站的负责人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知道村民前来的缘由，而这个蚕死亡的事故完全与核电站无关，因为只是建设期，还没有任何的放射燃料入库；悲的是村民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因为即使运营了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后来调查发现是一家水泥厂的烟尘对桑叶产生污染，蚕吃了被污染的桑叶才死的。

　　无独有偶。2010年，有香港媒体报道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泄漏事件，曾经一度引发恐慌。其实专家称，这次事件根本就算不上事故，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核电事故分七级，从第五级到第七级才叫事故，第一级到第四级被称为事件，而其中，零级和一级是被允许的，大亚湾的两次事件均为一级事件，就如同一辆汽车设置了100公里，但是跑101公里和102公里都没问题，到103公里系统就会报警，如果不调整回来，到104公里就叫异常了，但104也不能说是事故，仅仅是异常。

　　这样的案例又何止一个？白万纲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去核电站考察，他说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饭店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都会对他讲述一堆诸如“核电站的某某得了癌症了，某某家的牲畜死了”等话题。

　　当然，也不仅仅在中国，前不久的德国就爆发了一次大游行，数千德国民众包围总理办公室，十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默克尔总理停止使用核电站的计划。可见，核电的威胁论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消除恐慌变得越来越紧迫。白万纲说：“我国民众的恐慌与欧美不同，欧美多是来自一些别有用心的NGO组织的煽动，而我国的特点是，对核的恐怖来自于政府的回避，所以民众会越想越害怕。”

　　“对于核废料的问题，中国采取不宣传、不声张的方式，各地政府非常害怕把这个事说清楚，怕影响当地招商引资的小气候，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对核问题进行探讨。”白万纲说。

　　而专家口中安全的核废料究竟如何处理？第一种是乏燃料经处理后生成高放废液，再经固化工艺过程变成物理化学性能比较稳定的玻璃块体；第二种是建设地下处置库，把乏燃料直接埋藏在500米以下的可靠岩层内，第三种是经分离嬗变，回收再利用。不管是哪种处理方式在技术上都是安全可行的。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场美国人的辩论，题目是“这个世界需要核能吗？”最终现场的统计结果是支持核能的占65%，反对者为35%。这是一场民众参与的大讨论，试想，如果把这场辩论搬到中国，最终的支持率会有多少？

　　就在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铀资源，为了降低化石能源占比，为了研制成熟的核技术而攻坚筹划的同时，民众却对这个看似神秘的领域知之甚少，甚至敬而远之。为何？缺少一种沟通，一种核电业和民众的沟通。

　　“核能其实并不神秘。在我国，核电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核电的电价甚至还低于当地的标杆电价。核电的发展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不仅仅是国家的支持，也包括民众的理解与认可。”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如此表述。

　　张华祝:让更多人了解核能

　　核能需要更多人的理解，为了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就需要更多地去和民众沟通。

　　张华祝，在核能行业工作了几十年，历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原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在接到《能源》杂志的约访函后，极短的时间里表示接受专访。当时，他拿出几张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的纸，笑言自己针对提问是做了功课的。其实，原因很简单，他希望传递一种理念，即核能需要更多人的理解，为了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就需要更多地去和民众沟通。

　　《能源》：按照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达到7000—8000万千瓦目标测算，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7—8倍，很多人说未来十年将引发核电的“大爆发”，您怎么看？同时，核电发展将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张华祝：我认为不应该用“大爆发”来表述核电的发展，应该是快速、健康、稳步的发展。我国自2005年以来共核准了34台核电机组，2010年建成投产了2台，目前还有28台在建，4台在等待开工。按照建设的计划工期，2010年底前开工的机组都会在2015年底前建成投产，所以，这样算来，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所确定的建成4000万千瓦核电的目标可以提前5年实现。今后的五年我国还要再建3800万千瓦，这就意味着，每年还要有8台左右的机组开工，这个强度与过去五年差不多。到“十三五”，我估计还会以这个速度发展。所以我说，我国核电是快速、健康、稳步的发展态势。

　　核电发展将显著带动核燃料、核电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建筑安装、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分得一杯羹。供应商进入核电领域面临两个关卡，一是要有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进入资质，二是要有合格供应商的资质。只有取得这两种资质的企业才有可能拿到核电订单。同时，那些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并提供技术的外资企业显然也会分得中国核电发展的蛋糕。

　　《能源》：您曾经说过，“核电是当前唯一可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能否解读一下核电作为替代能源的意义？为什么核电是唯一大规模替代能源，它与风电、太阳能等其他替代能源相比有何优势？

　　张华祝：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发展的历史足够长。核电在工业化国家应用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特别是最近的20年，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老机组的技术改造，以及管理的提升，使得现在的核电发展很好，积累了丰富经验，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日趋广泛。其次，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全球发电量中，核电一直保持着15%左右的比例，与火电、水电一起构成了满足人类电力需求的三大支柱。第三，从核能技术长远发展(50—100年)来看，随着快中子增殖堆后处理闭路循环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将大幅度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从理论上讲，可满足人类数千年利用裂变能的需要；更远地看，聚变能的开发利用，有可能为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但这是数十年甚至百年后的问题，为了这个目标各国都在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国家也积极参与了国际核聚变重大科学工程的研发。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核能是唯一可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并且，作为电源，与火电厂相比，核电厂除了要求带基本负荷满功率长期稳定运行、电网提供可靠的备用电源保障以外，并没有其他特殊要求，不需要电网在吸纳、传输方面采取额外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核电站是可靠的优质电源。与风电、光伏发电相比，核电最大的优势是可以长期稳定、带基本负荷满功率运行，气候、日照条件变化对它不产生任何影响。此外，核电技术成熟度高，经济性能越来越占据优势。

　　2020年核电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应该能达到3.5%，在国家承诺的“争取到202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左右”的目标中，核电应该能贡献1/5-1/4的份额。

　　《能源》：有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天然铀年产能为1040吨，实际产量只有750吨，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有分析机构测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每年将消耗天然铀约1.2万吨，届时我国天然铀的生产能力可能远远滞后于需求量，而相比澳大利亚等富铀国，我国是个贫铀国，这是否会影响核电的大发展？

　　张华祝：首先我要说，中国绝不是贫铀国家，不能妄自菲薄。只是过去有20多年时间，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我们铀地质勘探一直是缓慢的低水平维持，故而被误解了。这几年就探明了很多储量，据中国核工业地质局第二轮调查的预测，我国铀资源的总量有可能超过200万吨。“十一五”以来，在新疆伊犁盆地、内蒙古鄂尔多斯[19.91 -3.40%]盆地、二连盆地中部地区勘探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特别是2010年探明了一个储量超过3万吨的大型铀矿，这就为核电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十二五”勘探工作量的继续加大，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源被探明。国内资源是支撑我国核电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利用海外铀资源发展本国核电，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全球铀资源开发和天然铀国际贸易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许多国家，比如法国、日本采取资源开发加贸易，即使美国也主要通过国际天然铀贸易的方式利用国外资源。我国利用海外铀资源起步较晚，但在新一轮核电发展中却占有先机，开发海外铀资源和利用国际天然铀贸易，获取铀资源还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努力构建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和国际贸易并举的格局，构成我国铀资源的保障体系，在可预见的发展规模下，铀资源不会成为我国核电发展的制约因素。

　　《能源》：建核电站有时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有人担心核电站泄漏，也担心核废料的污染，有报道说核废料的放射性长达数百万年，民众是否该为这些问题担心？如何才能消除他们对核电的恐慌？

　　张华祝：消除民众恐慌，主要靠加强宣传。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明白的事情，它不像火电那样简单，烧煤就能发电。但是又要让民众知道核电是清洁能源，同时它又具有放射性的特点，而这个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话这么说很容易，但是要让外行人了解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与民众加强沟通很有必要。在这方面，秦山核电基地做得就很好。核电站500米之外就是居民区，他们经常组织公众参观核电站宣传中心，进行科普教育。

　　长寿命核废料或称高放废物，主要指两种形态。对奉行“一次通过”式核燃料循环政策的国家来说，它是乏燃料；对采取“闭路循环”政策的国家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玻璃体。因此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经后处理的乏燃料形成高放废液，经固化工艺过程变成物理化学性能比较稳定的玻璃块体。二是直接处理乏燃料，建设地下处置库，对乏燃料进行严密包装后，放到500米左右的地下地质构造中长期存放。三是分离嬗变——对高放废液做分离，对分离出的次錒系元素(镎-237、镅-241、锔-242)放到快中子反应堆中去“焚烧”，将他们嬗变成其他核素而大幅度减少高放废物的数量，并且将这些核素进行再回收应用。

　　我国是采取“闭路循环”的技术路线，技术成熟时对固化块进行处置；同时分离嬗变的研发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其实，核废料被埋藏在地下500米稳定的地质层(比如花岗岩)，并长期进行跟踪监测，这在技术上已有较完善的解决办法，根本不必担忧。所以问题出在社会公众的心理上，而不是具体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