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标，科技成果转化是把科研前期投入转变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环节。1996年，我国颁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其后又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和《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以激励广大科技人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10多年来，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描述科技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语汇。

　　在网上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关键词搜索，“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绝对的高频词，这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痛。

　　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才能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接受了科技日报专访，就怎样认识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困扰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因有哪些

　　科技日报：近些年来，科技成果转化始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元：先看两个数据。近3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增长20%以上。2009年，全社会用于研发经费的支出达到5800多亿元，其中企业投入占74%以上。在近些年我国科技投入逐步增长的背景下，怎样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然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是十分正常的，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科技日报：有人提出，科技成果转化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经困扰了我国很久。您认为造成这种困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元：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也是各国都在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从我国社会经济总体框架下来分析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还远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为追求短期的GDP增长，依然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业规模的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对创新的需求。

　　其次，大学追求的是对最新知识的吸收、创造和传播，这同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所需的适用性技术有一定差异。同时，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以应用开发为导向的科研院所并没有和以现代知识创造为主的大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三方而言，知识的创造、技术和开发以及商业化的应用，三者之间的相互脱节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第三，我国在科技计划的部署上，过去比较偏重于单项技术的攻关和研发组织，但实际上应更多地考虑按照产业链整体要求和工程化的方式来组织技术的集成化应用开发。

　　第四，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存在弊端，导致我国科研活动存在过度功利化的倾向。过多地强调即期的经济效益和成果产出，使大学和研究院所整天围着项目转，疲于应付各种课题申请和检查考核，缺乏主导探索性研究的能力和在持续积累基础之上的连续性创新。

　　第五，我国支持创新的投融资机制还存在缺陷，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前期的投入，成长期的融资，扩张期的信贷投资环节的缺陷，暴露出我国在创新链、资金链和商业链的结合上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使得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最后，科研成果转化缺乏中间性的中介服务组织。虽然我国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很多，但专业服务水平特别是能够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成长提供融资方案、商业方案和管理团队支持的中介服务机构还很少。

　　科技日报：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您却认为当前经济发展方式对科技创新有挤出效应？

　　王元：举个例子。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点，在国家的战略导向下，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在各地纷纷上马。在这些新能源产业建设过程中，为尽快吸引投资和形成产能，一些地方大量采购国外设备和零部件。实际上，中国的太阳能、风能等在“九五”、“十五”时期就已经储备了很多技术成果。各地追逐GDP的增长，导致对本国原有技术成果的抛弃。这种现象并不是新能源领域所独有，在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

　　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不仅是一个统计问题

　　科技日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很多专家看来，科技与经济融合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王元：我们应当认识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技改革的主旋律。我在参与科技部的工作讨论中，强烈地感觉到科技部门一直在深入地研究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问题，无论是在政策设计、决策意识，还是在管理措施上，都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从体制上讲，推动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改革，充分发挥其在产业技术创新中的骨干作用。从机制上讲，强化产学研结合，推动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85%的科技支撑计划，60%的863计划都是由企业来承担。不仅如此，在政策上，我国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法》。在投资上，更加强调财政投资的杠杆作用，调动全社会资金推动科技创新。

　　当然，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也绝对不能回避和无视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依然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解决。

　　科技日报：据报道，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致使前期研发投入成为沉没成本而付之东流。

　　王元：在各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数据中，比较常见的是我国成果转化率低于15%和低于25%的两种说法。应当说，这些提法只是对我国成果转化程度高与低的一个经验性的判断。

　　事实上，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一个统计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是一个可统计的指标。其一，科技成果有不同形态，如专利、论文、技术，它们的价值量也不同，很难评估。其二，科技成果转化所指的是一次转化还是多次转化，是个数还是价值量？如果是指多次转化，那么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但不能说低，相反却很高。如果指一次转化，那么也要从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用来分析。一是财富效应，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所取得的经济价值。二是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积累，没有对各种可能的技术机会进行尝试，我国也奠定不了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积累既有可能带我们指向正确的方向，也有可能让我们面临失败。三是培养出研发团队。这三方面都有极大的扩散效应。因此，我不主张用转化率这个指标来简单地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科技成果转化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指标进行衡量，还需要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进行评估。应当看到，我国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之所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和整个科技界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的。

　　科技日报：我国各个地方都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当作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评价中，他们似乎更看重其财富效应。

　　王元：科技成果转化要用多重指标来加以解释和分析，仅用单一指标来评价是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以专利为例，我国发明专利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发明专利含金量不高，甚至称之为垃圾专利。就专利本身而言，既有决定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的专利，也有为了保护核心技术专利而申请的专利，还有很多是为了设置专利池而申请的专利，所以说评价专利水平的高低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从本质上讲，发明专利是一种投资品，专利申请人愿意拿出注册费和维护费争取专利授权，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这个专利是有价值的。发明专利的产出是发明者的一种投资行为，简单地把我国专利称之为垃圾，这种说法对发明者是非常不公的。

　　怎样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科技日报：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我国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王元：我认为，应从五方面着手深化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一，坚持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问题。举国体制是把各种优势力量通过利益纽带组合成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机制，它不能完全等同于行政体制。无论是天河一号、高速铁路，还是探月工程，他们的成功都与我国的举国体制有很大关系。与过去不同，现在参与举国体制研发过程中的大量的主体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要在国家目标引导下，通过更好的契约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和激励机制来构建举国体制。

　　第二，要提高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持力度，使大学和研究院所有足够的能力来主导自己的研究方向，持续积累，并在持续积累基础上探索新的科学问题和技术方向。

　　第三，要加强成果转化服务组织的建设，提高生产力促进中心和企业孵化器等研发服务组织的专业化能力。

　　第四，要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问题。在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的同时，更多地发挥财政投资的杠杆作用和为全社会奠定科学技术支持基础的作用。要积极创新融资产品和发展各类投融资机构，推动我国风险投资公司更多地向前端投资，创造一种良好的政策环境，让资本寻找技术，而不是技术寻找资本。

　　第五，政策设计要为创新发动和刺激市场需求。过去，我国更多地强调了政策的供给，主要用增加投入，减免税收等方法。事实上，在创新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为市场的不同主体提供明确和持续的市场信号，这会极大地调动起市场的力量。

　　科技日报：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我国许多科技企业长不大，成为“小老头”。是什么因素制约了这些企业的持续壮大？

　　王元：一个科技成果向商业转化，不仅需要技术本身具有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而这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将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转化为企业成长的路线，包括资产组合、商业方案和管理团队的建立等。硅谷95%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有新的管理团队注入，并不是由技术发明人直接管理企业。

　　目前，我国有1700多个生产力促进中心，有700多个企业孵化器。但是，不少生产力促进中心已经成为机关的衍生品，企业孵化器越来越局限到物业管理公司的业务范畴。要让这些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组织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使他们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切实的技术服务、商业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的扩大提供投融资的支持，为中小企业的商业化找到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