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机床、纺织行业的先进设备70%需要进口，集成电路设备的90%、高端医疗设备95%以上靠进口，光纤设备和电视机、手机的“心脏”几乎全部是进口……

　　相对应的是，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3%增长到1.8%，尽管这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十一五”未完成的三个指标之一，但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们均表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差，不只是因为“差钱”。

　　“造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科技创新所依托的科研投入机制和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已成为阻碍科技创新的桎梏。”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第七二五研究所所长孙建科代表一言以蔽之。

　　科研是为了向政府“交差”？

　　“如果把科研经费比作种子，那么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把种子播种下去，大家经过精耕细作，收获果实，而现在，当‘种子’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上，比他们所需要的粮食还多的时候，”孙建科问，“谁还愿意去耕种？”

　　他说，由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往往集中到重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身上。而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管理，仍沿用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即对科研人员给予极大的直接“激励”，对项目申请到的经费直接给予个人提成，有些单位达到20%—40%，同时对项目“完成”后结余经费再给予高比例的提成。

　　而对这笔来源于政府的科研经费，政府的监管又远远跟不上，往往唯项目、论文、专利和奖项论成败。

　　“这样的评价体系必然引导科研人员多争取科研经费多提成，多编写论文多报奖，不重视科研对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的贡献。”他说，目前有相当数量的科研项目从立项之初就没有盯着市场需求，在研发过程中也不关注未来的应用转化和市场贡献，而是重复申报项目、重复申请经费，导致科研低水平重复。近几年，大家开始重视申请专利，但大部分并不是以转化为目的或市场需求为考虑，而是为了交差或报奖。

　　“院所、高校的考核跟着政府走，科研人员跟着政府和单位评价指引走，长期下去不仅会浪费科研经费，更加可惜的是浪费人才和错失发展机会。”孙建科担心。

　　把应用技术的评价交给市场？

　　“应改革目前的科研经费投入，将政府主导的投入机制，改变为政府激励企业直接投入科研创新的企业主导投入机制。”

　　孙建科建议，自然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项目由国家支持，应用科学则交由企业来主导，“也避免了现在各种项目一刀切的评价方法，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能安心做学问，应用科学领域的人也不必再追求论文数量”。

　　在孙建科的设想中，原来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仍可以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他们只需要直接为企业服务，科技人员直接申请企业研发项目经费，并对企业出资负责，由企业来考核创新成果，政府只管优化政策激励，不直接负责花钱。

　　对于目前国家以项目形式推进“产学研”的做法，孙建科认为，其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值得打个问号。“大的资源配置导向没变，怎么能结合得起来？”他说，“企业从国家要来的钱没有任何成本和代价，它的创新动力何来？如果国家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将这笔钱给企业，或者以参股或股权融资的方式予以支持，企业拿自己的钱做研发，当然会注重监管和效果，效果会很不一样。”

　　孙建科的观点得到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代表的认同。“我在上一届当政协委员的时候就提过这个建议。美国的苹果或微软，哪个是靠行政力量扶持出来的？是市场的压力逼着他们不断创新，才会出现你追我赶的势头。”

　　“研究院所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为企业服务。一次分配的效率肯定高于二次分配，所以国家应该直接支持企业，让其回归创新主体地位。”他说。

　　产学研结合能把企业推上主体地位吗？

　　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代表却持不同意见。“在我国目前这种状况下，没有政府主导是不可能的。比如很多项目不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企业如果一哄而上的话怎么办？”

　　他认为，目前的产学研结合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进展不太顺利，是因为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应该加强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推进‘政产学研’的结合”。

　　山东省济宁市市长、原任科技部政策体制改革司司长的梅永红则认为，孙建科的这一观点太过绝对。

　　“许多国家的重大科技工程都是政府行为，比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信息高速公路，以及现在正在发展的新能源等等，不是所有的应用科学项目都交给企业。”

　　在他看来，当前“产学研”结合的方向是对的，而保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需要各种社会制度的配套改革。“这里的企业首先要是真正意义上具备市场行为的企业，而目前我国大量垄断性企业显然不属这个范畴，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实现转变。有竞争才会有创新动力，在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当然只追求短期利益，因为它没有压力，那么多国企投资房地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他也认为，国家确实应该减少对企业的直接项目扶持，改成以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政策的间接支持。“我国的企业成为‘关注创新’的主体是短短几年内的事，我们需要为其创造更多条件，但大家也应该给他们时间，不能简单地与国外公司作比较。”梅永红说，“我们需要苹果这样的公司，但这要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