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政府成市场主体，就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2010年8月，《南方周末》）

　　 关注理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吴市场”的观点可谓振聋发聩。

　　 ⑵中国越发展，新帝国主义就越富裕

　　 新帝国主义先是通过金融资本控制农矿产品定价权，再通过产业资本控制了销售定价权，从而吸干了我国制造业的全部利润，这才是我国传统制造业毛利率低的原因所在。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亮丽耀眼的GDP，而新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取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来源：2010年第18期，《企业研究》）

　　关注理由：我们都知道微笑曲线的底端是制造，而制造的价值是最低的，其他六大环节的价值都高于制造。制造业所获取的利润是最少的。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制造必须转型为中国创造。

　　⑶刘易斯拐点来临要到2020年后

　　中国农业中劳动力过剩数量巨大。虽然有部分年龄大的劳动力过剩无法向城镇转移，但每年新增加劳动力年龄的农村劳动力，却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当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的时候，大约是城市化推进70%以上时。因此，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来源：2010年8月，《学习时报》）

　　关注理由：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2010年以来个别企业发生罢工及员工自杀等事件，引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关注，对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问题再度引发激烈争论。

　　⑷中国经济不能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

　　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理念，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来源：2010年11月，在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关注理由：物价飞涨，成为2010年百姓热议的话题。治理通货膨胀，需要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

　　⑸低碳中国，不改不行

　　当前的情况就是高能耗不能延续，低碳成为必然。如果还按第一次高碳经济的走法，这地球支撑不了。金融危机的出现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假如没有金融危机，中国也是要提低碳经济。对于中国企业，走老路当然会好走一些，搞低碳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不可逆转，先做总比晚做好。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来源：2010年3月，《时代周报》

　　关注理由：“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出行”等一系列有关“低碳”的新词，成为2010年的流行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的一条主线，低碳中国大势所趋。

　　⑹中国产权市场“遍地是黄金”

　　长期以来，由于受“狭隘产权观”的影响，不少人把“现代产权制度”等同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忽略资源环境领域的产权问题。现在的产权概念包括天上的环境产权，地下的资源产权，人间的劳动力产权、知识产权和管理产权等。对寻找新交易品种的产权交易机构来说，算得上“遍地是黄金”，只要勇于创新，产权市场前景广阔。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教授常修泽（来源：2010年10月，《产权导刊》）

　　关注理由：“广义产权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产权的认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明晰各种“产权”。

　　⑺平抑房价应增加房屋供给而非打压地价

　　人们看到的现象，似乎是地价推高了房价，其实不然，假若房产的需求不足，地价再高房价也不会涨。房价上涨说到底只能由需求拉动。只要商品房供给短缺，地价无论高低房价都会涨。而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是，平抑房价应增加房屋供给而不是打压地价。房供短缺的局面不改变，打压地价只会增加开发商利润，房价不会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王东京（来源：2010年1月，凤凰网）

　　关注理由：究竟是高地价推高了房价？还是高房价拉高了地价？表面看，这问题不简单，很有点像“鸡”与“蛋”的关系。遵从经济分析的逻辑，我们才能看到现象的本质。

　　⑻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背书。改革激发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诱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结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低成本、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竞争力。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来源：2010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

　　关注理由：确认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的事实，已经不需要罗列很多统计数据与图表了。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中国奇迹虽然是个老问题，但是这个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角度。

　　⑼中国的转型尤其需要九死未悔的努力

　　新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旧模式的终结。从2009年开始，所有人在转型中寻求共识，在共识中寻求方向，前30年成功的共识不该被抛弃，后30年市场所需要的创新与规则理应共生于一炉。30年前改革之初所有人从改革中受益，但30年后有天悬之隔的利益群体却让改革取向、路径形成尖锐冲突。一系列矛盾现象显示冲突之血腥，而市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达成转型共识不易。中国的转型尤其需要九死未悔的努力以及明确的方向。

　　——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叶檀（来源：2010年12月，《每日经济新闻》）

　　关注理由：改革开放30年后经济发展的成果远超人们的想象，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隔阂日深。社会转型、经济转型都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需要去寻找既具公平正义又有实践基础且能凝聚社会的真正共识。

　　⑽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

　　我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做大蛋糕”将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30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问题，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来源：2010年4月，中国新闻网）

　　 关注理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2010年，收入分配问题引发了全民大讨论，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亟待解决社会利益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