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德国正式宣布将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从而成为世界首个彻底放弃核电的发达国家。此后，意大利公投否决了发展核电的计划。而法国和英国等欧洲核电大国仍表示将坚持既定方针。法国总统萨科齐6月27日说，法国将投资10亿欧元用于发展第四代核电技术和促进核安全研究。

　　那么，德国退出核电的决定包含哪些现实和战略考量？这一决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核电国家有何影响？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德籍华人科学家丁永健。丁永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德国政府研究所和相关商业机构担任工程师或资深顾问。

　　记者：德国此次主动“弃核”动力是什么？

　　丁永健：1986年切尔诺贝利特大核事故发生后，核电存废在德国就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今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无异于又一支催化剂，不仅使德国民众的反核情绪空前高涨，也促使德国政界和核工业界重新审视核能的未来。

　　日本核事故后，德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反应最快也最激烈的国家。默克尔首先宣布暂停先前通过的核电站运营期限延长计划，接着下令对全国核电站展开严格的压力测试，并暂时关闭7座1980年以前落成的核电站。

　　之后，默克尔政府为酝酿核电退出策略，委托核安全委员会对核电站展开高标准评估。后者提交的报告认为从安全和技术层面看，尚没有充分理由认可德国应立刻关闭某几个核电站的说法。另一方面，德国成立了由政界、科学界、产业界、工会、环保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等组成的“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对德国各阶层关于核电发展的见解进行梳理和辨析。5月底，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得出结论——德国在十年之内放弃核电“应该而且可行”。

　　我个人看来，德国这次放弃核电的决策经过了比较全面和审慎的思考，是认真严肃的。它的背后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政党政治。去年10月，默克尔政府背离前总理施罗德的既定政策，延长核电站寿命，并未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日本核事故后，选民对默克尔政府的“挺核”立场愈发不满。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接连惨败，而一贯主张“弃核”的绿党则在多个州赢得执政地位。强大的选举压力迫使默克尔政府迅速行动，使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尽快尘埃落定。

　　二是能源战略安全。德国学界和产业界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的供需矛盾不断加深。德国一方面希望确保能源供应，但同时又不愿意、也没有实力通过战争或武力获得能源，因此不如尽早转变能源模式，通过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

　　三是社会的主流共识。经过多年讨论，德国社会对核电已形成共识，即核电是造福社会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核电站运行的高风险及核废料处理的困难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技术，德国终究要用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核能。

　　四是经济和科技的领先性。德国把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此相关的高科技看作极具潜力的未来产业，对维持德国的全球优势意义重大。而有不少人把核电看作可再生能源前进路上的阻碍，认为“不破不立”，德国应首先摆脱对核电的依赖，再谈绿色经济发展。

　　记者：放弃核电后德国会出现电荒吗？

　　丁永健：即便在发达的德国，放弃核电也不能一蹴而就。德国当前用电量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核电，因此一些德国媒体和专家质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度能否弥补核能退出带来的电力缺口，而能源转型带来的电价上涨会否削弱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现阶段德国总装机容量是8.15万兆瓦，仍有1500兆瓦的用电剩余。只要德国未来一至两年不发生特大需求变化，例如罕见寒冬，短期供电不会有问题。

　　从长期看，到2019年，德国新建电站将累计达到3万兆瓦，超过现有核电站的装机总和。此外，必要时德国还可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电力，因此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应当可以保障。

　　记者：德国如何面对可能的电价上涨？

　　丁永健：现有老核电站大都折旧完毕再加上核电的运营成本较低，德国退出核电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电价上涨。

　　根据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乐观估计，核能退出后，私人家庭承担的电费会上涨约1.4%，一些民意调查表明，德国大多数家庭能够承受，也愿意为放弃核电付出一些代价。

　　而对耗电集中型企业，德国决定成立一个“能源转型过程监督小组”，对核电退出造成的后果每年展开评估。

　　从另一方面看，应用新能源技术、发展绿色经济本身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长久竞争力，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放弃核电后，社会环境综合风险的降低也很难用经济指标和数据来衡量。

　　记者：放弃核电是否与德国节能减排的目标相抵触？

　　丁永健：德国的能源转型是一场能源大革命，其最大困难正是废弃核电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德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0%，即从10.3亿吨降低到6.2亿吨。经过多年努力，2009年德国排放量缩减为7.4亿吨。但2010年，由于经济复苏，德国排放量比前一年增长4.8%。因此，减排的总体形势并不乐观，退出核电会增加减排工作的难度。

　　为解决这一矛盾，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提出六个措施。一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包括实施旧房改造，鼓励低能建筑，建设智能电网等。二是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和生物气体等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47%。三是稳固电网，研发更好的能量存储技术及超高压电力调配技术。四是提高常规火电效益，减少煤炭消耗，增加天然气、新型气汽混合电站。五是加强电热结合，到2020年时将电热两用电站的发电量比例从现今的15%提高到25%；六是电网结构和发电余量优化，必要时通过欧洲电网调节电量。

　　记者：德国“弃核”会对他国产生什么影响？

　　丁永健：德国放弃核电与它特有的国情民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它“弃核”的决定建立在“可选择性”的基础之上：德国的能源结构及其发达程度使其具备了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反观拥有58座核电站的法国，核能在它能源体系中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国现在根本不具备转型的可选择性。同样，对于中国、美国等正在使用或发展核电的国家而言，也无需因德国的退出而背负太大压力。毕竟，不同国情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能源政策和取向不可能一致。但国内同行及学者可以密切关注德国的核电走向，特别是它的能源结构未来十年的变化，进而借鉴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将来的能源转型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