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的金融崩溃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2008年和2009年，美国在18个月内实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风暴面前，各国政府也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用一些临时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一时间，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一剂灵药。

　　此次危机中，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措施，的确促使了信贷和金融市场的立即反弹。但凭借一些即时的调查数据便对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做出臆断和预期，尚为时过早。对金融结构的修复只是行动的开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仍决定着美国经济根本性复苏的进程。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认识到，资本市场的盲目扩张，特别是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竞争优势，还有可能将其经济带入虚妄的境地。为此，欧美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考虑未来产业的发展，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后危机时期的美国，在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摆脱危机泥潭的同时，已把眼光放在了更远的未来，无论在战略布局上还是政策组合工具的出台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熊彼特创新理论色彩，显示出其欲以全面领先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占据未来科技、产业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意图。这一系列布局，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和国际创新版图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创新——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主导力量

　　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其核心观点包括：商业周期“四阶段论”，即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4个阶段。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每一次萧条都包含着一次技术创新的可能。商业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的路径演进，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3个长周期：1780年—1842年以纺织工业创新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1842年—1897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化大生产时期；1897年—1950年代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为代表的时代。循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则是由核能、航空航天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按照这一理论体系的推演，到20世纪末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早就应该迎来一次商业衰退的调整。然而，从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国经济增长的一次短暂下滑，到2008年美国经济再次产生衰退，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18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更多地归因于美联储接连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连续13次下调，从6.5%下调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同时，美国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衍生品肆无忌惮的“创新”，不断催生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延缓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时间表。由此看来，这次金融风暴决非突如其来，而是18年的增长模式中所蕴含的应有之义。

　　熊彼特创新理论走向美经济战略制定前台

　　美国在过去几次经济危机中都能反弹，靠的是快速反应、重建和提高效率——建立新秩序。美国在处理失败和破产上世界领先，掌握原始性创新并使之迅速规模化，实现盈利，更是美国的强项。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的核能计划（带动核能技术、机电技术、材料科技及其产业）、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带动航空航天科技、精密仪器科技、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及其产业）、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带动电子技术、火箭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多种军工技术及其产业）以及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程控有线和无线通讯、现代物流技术、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等及其产业），不仅为美国谋得发展优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对于美国延缓、减缓经济危机，或在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当前美国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走向看，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正走向政策制定的前台。正如奥巴马在美国科学院演讲时所称，即使美国身处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但是还是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创新政策，聚焦重点攻克领域，像上世纪60年代投资科技一样，为未来50年美国的繁荣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储备。当前，美国正通过加强在新能源、环境科技、智能电网、现代医疗、新材料、未来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入，致力于创造一个类似于互联网那样，以形成21世纪新的产业基础结构和促进增长的新产业生态系统，以期带动多个相关领域蓬勃发展，在摆脱危机的同时，抢占新的竞争制高点，继续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秩序的主导权。

　　奥巴马“绿色新政”的真实意图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将涵盖能源新政策、气候变化、增加就业等政策的“绿色新政”纳入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美国此举，绝非需要评论家为其正名：美国并不一贯是环保“落后分子”。美国大唱绿色发展的战略意图，在于找到一个既能加快从当前的金融危机泥潭中脱身，为未来产业发展做好铺垫，又能发挥其强大创新优势，谋取在21世纪全球绿色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法宝。

　　在奥巴马78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有800亿美元和减税将用于完成“绿色任务”，其中200亿用于可再生能源研发，220亿用于节能和提高能效，170亿用于公共交通。今年2月14日，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2012财年3.73万亿美元的预算案，对科技方面预算达到了1479亿美元，对于能源方面的支出较2011财年提高了4.2%，达到了295亿美元，较2010财年实际支出高出了12%。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也是美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优势。仅从投资于绿色技术的风险资本看，美国是欧洲总额的5—7倍。欧洲人擅长于对现有技术的完善，而美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把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商业化。这不啻是向在环保领先的欧、日发出挑战，美国很可能不久后在低碳、绿色、循环、低耗能等技术、产业和环保政策上重拾领导地位。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同样是美国眼中潜在的对手。2010年11月29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公开演说中，使用了“人造卫星时刻”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美国创新面临的挑战。其演说一直围绕中国展开，列举了高压输电、高速铁路、先进的清洁煤技术、核电、新能源车辆、可再生能源、超级计算机等7项中国正在占据领先地位的技术。面对这个挑战，美国依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创新。朱棣文指出，美国能源部拥有17个国家实验室和世界一流的科技实力与计算机资源，它站在美国争夺清洁能源技术领先地位的最前沿。如革命性的车用“金属—空气”电池，装备这种电池的电动车（4人乘坐）一次充电后可行驶500英里，其成本比锂电池低3—5倍，可与内燃发动机竞争。

　　另外是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技术。一支由多学科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在创造一个人工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能把太阳光、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类似汽油的燃料，其效率是自然界光合作用的10倍。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美国所具有的创新生态环境优势——政府催化引导，社会资本介入，实验室到市场应用近乎无间隙结合。除了美国能源部支持400万美元外，专门从事能源发展的切森尼斯基金为该项目投入了1000万美元，北极星风险投资公司和印度Tata公司共同投资1000余万美元。今年3月27日，麻省理工的研究团队称已经研制出第一片实用型人造树叶，这项新突破的关键是用镍和钴制成的新型强效、廉价催化剂，它们能在简单条件下非常有效地把水分解成氢和氧两种成分。研究者诺克拉称，自然由光合作用提供能量，未来世界也能用光合作用和这种形式的人造树叶提供能量。

　　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美国能源部的研发预算较上年猛增68%，在追加的12亿美元的经费中，有大约8.3亿美元用于其国家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的更新。这种投资战略的核心就是确保美国的研究开发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项目不仅为短期的经济复苏所需，也是面向美国未来的战略投资。对研发基础设施的投资成为以治本为主的挽救经济危机的“特效药”。今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把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称其将把美国的研发拓展到自太空竞赛高峰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新层次上，是当代的“阿波罗计划”。美国发动的这场以绿色经济为主调的新经济革命，将使美国再次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其意义将比10年前的信息技术革命更为重大，其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云计算”使IT业界重新洗牌

　　“云计算”概念早在世纪之交时就已出现，始作俑者是于1999年成立的美国Salesforce.com公司。IBM从2002年起投入100亿美元开发“按需供应的计算”，利用软件把各种应用程序连接起来，供客户点播。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IT企业加速重组，在大批处于困境的公司被兼并的同时，“云计算”概念则甚嚣尘上，几乎所有的IT大公司都被卷入到这一浪潮中。去年3月，SUN微系统公司推出自己的“云计算”服务项目。但是该公司自上次网络泡沫破灭以来一蹶不振，又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股价已跌到2001年的1%，不得已在4月以74亿美元被甲骨文收购，成为其软硬件相结合的重要战略利器。自此，甲骨文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耗资300多亿美元，收购60余家公司的战略取得重大成果，在“云计算”方面布局的步伐继续加速。享有“信息产业核电站”之称的谷歌也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最庞大、最先进的计算机应用中心。世界最大的PC公司惠普为增强其建立先进数据中心的实力，于2008年收购了大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世界最大的网络路由器制造商思科公司同BMC、Vmware等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云计算”专用装置——联合计算系统已经面世，几次点击鼠标就可以组成或改装虚拟计算机系统，而无需集成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和其他网络器件。

　　竞争的烈度往往是重大技术创新产生的先兆。目前，期望“云计算”创新担当起终结此次危机周期的主要力量之一，尚为时过早。但在这一浪潮中，相关企业的重新洗牌将对世界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正如2005年比尔•盖茨向他的高管和科技主管警告的那样：“同业公司正以互联网为依托，掀起可即时使用的计算机应用浪潮，这必将打乱IT产业的秩序。”为避免成为“云计算”的最大受害者，微软公司已投入20亿美元建造公用数据中心，通过各中心向消费者提供各种程序。目前，各大巨头都在建造自己的数据中心，争抢客户。

　　为打破自成体系、群雄割据的局面，去年3月，IBM牵头美国多家IT公司发表了“云计算”宣言，呼吁尽快建立“云计算”开放式标准，但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巨头有意缺席。尽管确定公共标准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更关键的是“标准向谁家靠拢”，这是谁都不会轻易让步的要害问题。可以预见，一旦“云计算”真正起飞，一场全面的标准大战在所难免。从目前看，国际上至少有10家以上组织在推动云标准化的发展，不同的利益团体都在努力创新。而在这些位于引领地位的云计算标准化研究和制定组织里，我们国家的公司和组织比例非常少。能否把中国的“云计算”需求加入到国际的标准化阵营，以在未来的“云计算”标准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上升到一个重大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掌控互联网世界的未来

　　今年2月3日，全球互联网IP地址管理机构ICANN正式宣布，基于互联网通信IPV4协议的地址总库已经告竭，互联网的未来发展将系于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下一代互联网通信协议IPV6。下一代互联网与现行的互联网相比，从光纤、路由器、交换器，再到上层的服务器，甚至操作系统、各种系统软件，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标准，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据预测，如果全球互联网都采用IPV6协议的话，下一代互联网市场将达到千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美国掌握了现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控制了从协议、标准到产品的关键环节。从IPV4升级到IPV6的过程中，美国将凭借其对网架结构、网络根服务器和域名管理权限的控制，主导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目前，美国军方已宣布采用IPV6协议，美国的主要网络公司也是IPV6的践行者，这样美国将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推动网络信息技术的彻底升级，包括太空互联网、多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体系、互联网视频、P2P、电话、底层协议、路由器、未来互联网体系等全方面的突破。

　　今年2月11日，奥巴马在密歇根州发表演说将4G作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下一个“火车站”。强调在创新、教育、建设和发展步伐上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必须投资于先进的研究和技术。美国政府计划到2016年使98%的美国人享用4G网络，在150亿美元投资中，100亿美元用于发展公共安全机构的全国性宽带网络；另投入5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以帮助乡村地区接入高速无线网络，最中建成最先进、安全、全国性，以及可实现互操作性的移动通讯网络。加之美国政府在2010年已经推进的智能电网建设、太空互联网实验诸项目，美国新一代领先世界的互联网建设已经形成了体系性的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这个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将立足开放和互操作性原则，推动美国互联网、无线网络、电力网、电视网、太空通讯、芯片技术、节能建筑、各种终端管理等实现翻天覆地的重组和改造，以保持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力。

　　加速技术创新只是美国全球互联网战略的基础性一步。今年5月白宫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其掌控互联网发展的根本政治需求。即通过技术和“耐心的、持续的和创造性的外交”努力，最大限度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正如国务卿克林顿在讲话中提出的，网络空间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必须影响这种变化。可以预见，网络空间已超越传统的海陆空疆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主权的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美国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的前面。

　　多方出击捍卫世界创新强国地位

　　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和金融手段，形成服务于美国创新经济发展的组合支撑工具，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战略制定的重点。1999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明确指出，科技发展已经处于外交斗争的最前沿，科技与外交的关系正在由“为了外交的科技”转变为“为了科技的外交”。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势必会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加剧国际体系的转型，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为国际竞争的需要，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政治、军事、金融等战略资源的动员能力，开启了一场新的捍卫美元主体地位和新兴产业优势的“全球战”。其中，创新实力的角逐成为竞争的核心，上升为美谋求对欧、俄和中国竞争主动权的重要筹码。

　　维持美元霸权地位，让资本回归创新经济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财政赤字和私人赤字基础之上，近些年来，美国一直是负债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这个世界第一大国需要吸引更多的世界储蓄。美国能够维持这种优势只是因为其发布的巨额债务（主要是国债）是以美国自己的货币计算的，因此美国可以自由控制流通债务的数量。其次，目前世界大宗产品的交易基本上仍以美元定价，这也便于美国根据国内的需要，通过或紧或松的货币政策来调节世界大宗产品的实际价格。为了确保“美元本位制”主导全球局势，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不惜频频采取“非常手段”，使“寄生”于“美元本位制”上的美国模式得以维持。此次金融危机并未使美国的资本集团放弃以货币霸权统治世界的计划。他们利用全球经济已被美元绑架的局面，与美国政府在修复经济和动员科技力量发展新兴产业的强大资金需求一拍即合，通过强化美元地位，形成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资金供给来源。

　　近期从突尼斯到苏丹，从也门到埃及、叙利亚以及陷入内战的利比亚，不断蔓延的各国政权更迭行动是美国大中东战略的重要成果。早在2004年6月八国集团会议之前，美国公布了一项名为“八国集团大中东合作”的工作文件，呼吁其他各国参与“相当于过去中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的大规模经济变革”。美国的这一计划设想通过新的国际机制，如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接管地区银行和金融业务。其长期目标，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完全控制中东的所有经济体，控制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之间的所有国家。

　　美国大中东战略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动机。二战后，世界已经被划分为美元区和非美元区两个有竞争力的货币区。后者以中国及其亚洲邻国、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为中心，目前还包括石油产出国伊朗和委内瑞拉。冷战之后，欧盟主体大国采取了有别于美国模式的“莱因模式”，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均衡发展。今年的G20峰会，美国逼欧洲放松银根的打算也落空了，因为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主题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变IMF的结构。这被评论家们看作是欧洲在战后60年中，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第一次压倒美国而获得了主导权。欧洲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资本池和与美国长期争夺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乃至科技主导地位的竞争者，不会放掉利用金融危机加大对世界金融资本流向的影响。通过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欧洲意欲成为终结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统治的主力兵团。

　　俄罗斯与欧元区在货币、资本与资源上的更实质化合作，以及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力图在与一些新兴国家的贸易中实现非美元的货币结算，以逐渐提升卢布的国际地位，对危机中的美元和美国霸权也是致命因素。普京上台后发起的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强硬“反寡头”之战，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经济发展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使俄罗斯摆脱了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走入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

　　此时此刻，美国主导了近期的伊斯兰世界政局动荡，而这些动荡所带来的最终后果还不清楚。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来说，其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看清楚的是，美国的计划无疑是要建立一个大中东，完全由美国控制，掌控今后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的资金链和能源链，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正试图一步一步地远离美国秩序。

　　强化美元霸权的军事保障，进而牵动全社会科技创新

　　追求美军的“核垄断”地位一向是美国军事目标的核心。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改变在核力量上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基本格局，这也是美国不惜撼动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退出《反导条约》，构建陆海空天反导系统的根本原因。2010年7月30日，一艘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美国海军军舰用标准-3型反导导弹击落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这是第19次成功击落目标，使得宙斯盾系统现有的导弹拦截试射成功率达到了83%。目前的反导系统尚无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而且军事史上矛与盾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矛占优势，因此有人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称为现代版的“马其诺防线”。美国显然要打破新的军事斗争格局下“马其诺防线无用论”的宿命。在打造全球反导系统、强化传统战略核力量的同时，还在全力打造一支“隐形”空军。目前已装备B-2轰炸机（单价超过20亿美元）21架以及F-22战斗机（单价2亿美元）183架。这决非仅仅为了在常规战争中争夺空对地优势，而是构建美国对他国核讹诈的战略制高点：以装备核武器的B-2和F-22对其他大国的战略核力量进行不给对手预警时间的先发制人打击，以全球反导系统拦截对手所剩无几的战略核反击导弹，并以强大的传统战略核力量作为报复工具。

　　持续恶化的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更不会放弃以武力拯救美元霸权的计划。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没有削减其占世界一半份额的军费开支。在今年美国数千亿的庞大国防预算中，数百亿美元的“黑色预算”一如既往秘而不宣。尽管美国政府对它们遮遮掩掩，但是这些秘密武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世人面前露出端倪。去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承认美国已经拥有一小时打遍全球的武器——超音速导弹。而活跃在阿富汗战场的RQ-170隐身无人机是美国空军正在努力进行的大规模无人战机研发的冰山一角。同样是在阿富汗战场，美军已将使用化学品或者传感器跟踪目标付诸实践。美国中情局把这种“智能灰尘”——比米粒还小的传感器交给信得过的族人扔在恐怖分子的屋顶上，无人机随后进行定点清除。在研的还有像控制人思维意志的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机器人部队、太空打击力量、月球军事基地等等，美军正在为“世界大战”研制威力更大的未来武器。

　　美国不遗余力增强军事实力的另一目标，在于以军事科技创新带动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可谓一石双鸟。这首先得益于美国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军民高度融合的创新体制。冷战前，美国许多高新技术都是出于军事目的率先研发的。如最初的计算机被用来破译密码和模拟核爆；互联网是一种高效军事通信设备；GPS是以卫星制导导弹、舰艇和确认敌我双方部队位置的装备。冷战后，美国军用技术研发势头减弱，企业取代军方成为研发高新技术的主力，许多民用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针对新的科技革命，以及国际格局与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在保持原有的国防科研生产优势的同时，以建设“强大的、经济可承受的国防”为目标，加速推进国防科工和民用创新一体化进程。大力推进国防工业企业力量重组的同时，实行了众多制度创新，将国防工业基础中的军用标准部分削减到最低限度，使国防与民用工业融为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军事工业结构正在不断朝着高度协作化方向发展。高技术军工部门在军事工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新的加工设备和工艺在军事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结构正在朝着智力密集型方向发展，尖端武器装备和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常规武器装备成为主要产品。为适应现代军事工业的分工协作化程度越来越高、武器装备系统结构日益复杂，高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武器装备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的需要，不仅军事工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在不断提高，而且军事工业与非军事工业之间也存在着日益密切和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一些军工企业将一些原本由自己生产的零部件，转由其他供应商来完成，自己专注于某些主营业务，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久之前，美国空军向索尼公司订购2200台PS3电子游戏控制台，组装一台配置Linux操作系统的超级计算机，用以研制高分辨率成像系统雷达，其成本只有同等功能军品的1/10左右。军事工业分工协作程度提高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它在许多领域已越出了一国界限，发展为国与国之间，甚至是多国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围堵中国自主创新战略，遏制中国的创新崛起

　　成立于1975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隶属于财政部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控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但其运作详情一向颇为隐秘，不为外界所知。2010年8月初，尽管华为公司的出价高于来自英国的竞争对手，但它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的努力却仍以微弱差距失利，2Wire被英国Pace公司以4.75亿美元购得。接着，华为公司对摩托罗拉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部门的收购也未成功，这块业务被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12亿美元购得。2008年8月18日，8位美国共和党议员曾共同致信民主党身份的总统奥巴马，以中国华为公司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背景而“可能削弱美国安全”为理由，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华为公司竞标美国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的设备供应商的生意，动用国家级权力和手段展开审查。

　　华为公司的遭遇再次揭示了美国的逻辑：凡是美国认为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在转让和出售某些技术、工艺、乃至企业控制权时，都不是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而是要采用必要的政府干预。多年来，除了联想集团最终取得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外，无论是中国的能源巨头还是家电巨头，想完成对美国公司的收购一向举步维艰。美国不仅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对外国并购美国公司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去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强烈反应，表面上看，是想为其在华企业争取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但实际上蕴涵着美国力图把控未来技术、限制中国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意图，这与其几年来针对我国科技即将突破领域，不断放宽某些相关技术出口限制，以防止中国摆脱对其技术依赖的作法同出一辙。更显现其抑制中国技术进步和压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动机和决心。

　　金融危机爆发使美国朝野上下反思其失衡的经济结构，而要落实年初奥巴马提出的“国家出口倡议”，谋求未来5年内美国出口增加一倍，为国内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自然就成了美国扩大出口的最佳对象。这也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和贸易代表柯克频频向中国产业政策发难的直接动力，称美方将与中方集中讨论如何减少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所面临的挑战”，并在会谈中就“自主创新”政策向中方施压。

　　美国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高度敏感和关注，来自于美国国内产业界对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恐慌，以及对两国在制造等领域竞争优势消长的担忧。美国制造业代表近期发布的报告对美国的制造业安全提出了警告。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产能1998年到2008年严重下滑。在这10年中，半导体工厂减少1200座，在全球半导体总产能中所占比重下降到14%；美国印刷电路板PCB产能下降了74%，2008年销售额只有40亿美元，比2000年的110亿美元几乎减少2/3；工业机床方面，金属切削机床产业规模缩小16%，锻压机床产业规模缩小17%，工人失业十分严重。报告将这3个关键制造业下滑的一个直接原因归结于中国制造业的兴起，导致美国工厂关闭或迁移到中国。而机床产业是美国武器制造等军工产业的重要支柱，美国国防产业安全因此面临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挑战。美国国际机械工人协会将美国制造优势的减弱归因于外国政府对美国产业优势采取的抵销政策(offset policy)，并批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将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开放的先决条件，迫使美国公司出让关键技术。

　　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尽管两国在制造业结构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雇佣了1亿人，但美国产业界的担忧和警惕情绪甚嚣尘上，毕竟美国在此位置上稳坐了一个多世纪。美国在承认全球化促使劳动分工的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更会将创新作为在未来开展竞争的立足点，这恰恰与中国制造希望依靠创新，由注重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型形成激烈角逐态势。日本此次地震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呼声不断高涨。除了产业供应链安全考虑外，通过延长产业链谋取更大的附加值和竞争优势，也是重要推力。

　　政府持续深入介入企业创新成为美创新政策重点

　　过去30年来，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一直起主导作用，但事实上联邦政府在资助和支持私营企业技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依然大大加强了其干预作用。在通过创新保持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美国与欧洲采取的方式极为不同。在欧洲，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欧盟都对其发展议程公开而明确。在美国，国会在“竞争政策”指导下，定期通过立法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发展能力，但很少有公开辩论或讨论。这也使得美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手段和工具更多地表现出隐性特点。

　　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发表的题为《逆流而上：一种隐形的发展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崛起》的文章，对美、日、韩的做法进行了比较。以日本工贸部为典型代表的做法是国内企业在特定产品市场上，赶上和挑战外国竞争者，由政府规划者提供一系列经济激励和补贴来建立公司，进入原本被认为过于冒险的市场。而美国对科技创新的干预则更多地表现出发展主义网络化国家的特征，较之前者，美国更重首创而不是模仿，重点是帮助企业开发尚不存在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在支持方式和渠道上也更分散、分权，也更灵活，更注重具体“操作”。它涉及公共部门官员与企业密切合作，确定和支持创新最有希望的途径，而不是高度集中，所以更有利于创新的“百花齐放”。

　　美国在1980年至1992年间立法和行政部门所做的一系列决定，显著扩大了美国对加快企业经济技术发展潜力的扶持范围。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早已突破仅对“竞争前阶段”给予扶持的界线，对企业的扶持政策已渗入到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这不但改变了许多企业的经营模式，还通过政府成功地资助了一大批骨干研究人员，使它们完成了将新技术转变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工艺的任务。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这表明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它一直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政策严重不一致。“华盛顿共识”不断传递的信息是其他国家必须撤出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真正的华盛顿政府已经通过它的技术政策深深地介入了其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此外，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始终坚持外国政府必须对外国和国内企业一视同仁。然而，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却集中支持美国国内产业。美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和公平竞争”仅限于本国企业之间，一旦涉及对外竞争，美国政府就不再采取“中立”姿态，而是明确扶持本国企业。

　　对外强调WTO的公平贸易原则，对内行贸易保护之实，一直是美国惯用手法。就在美国一边指责中国搞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设立贸易壁垒的时候，一边就在推出“买国货计划”，要求美国所使用的钢铁产品必须为美国生产。美国的行为再一次告诉世界：规则是为了本国利益和目标的实现而定，对那些阻碍目标实现的规则，随时可以抛弃它。

　　2020：与全球化并行的中国自主创新战略

　　当今世界正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体系深度调整的时期。全球化浪潮和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蓬勃创新，孕育着新的产业领域和发展模式，并与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交织并进，显现出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鲜明特征。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与这一历史进程不期相遇，机遇与挑战并存。到2020年，中国将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具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以及为数不多的具有比较完整科技布局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必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列强”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分工秩序和创新版图形成巨大挑战。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已历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洗礼，以新的姿态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与合作。这一阶段，中国将更加深入地融入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也更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参与全球技术、人才、创新体制、机制等创新要素的合作和竞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成为中国在未来全球创新版图中谋取核心地位的基础和保证。

　　强化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意志。全球化下的国家创新实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意志的较量。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变革，关乎国家兴衰和人民福祉，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意志和体制机制作保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无需和美国竞争，但必须坚定走自己道路的决心。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资源调控手段集中到自主创新这一主战略上来，尊重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作用，增强财政、金融、税收、贸易、产业等改革发展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协同性和有效性；在尊重市场经济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创新催化和促进网络化协同创新的积极作用。

　　举国体制并非中国的独有优势。在创新经济的发展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体现出了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意志强有力介入的优势，值得我们借鉴。举国体制的关键，是政府可以通过重大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加强创新的组织系统建设（财政投入只是手段之一），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关键环节，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畅通公共创新资源与企业创新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增强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的网络联系，实现官产学研用的有机、持续结合。

　　坚持开放创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纵览世界各国创新系统，均是基于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演变和科技发展的历史基础而塑造建立的，并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交流中不断发展完善。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国家创新系统间的互动，但不能提供一个可供完全模仿的所谓最优模式。创新系统是一个学习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对创新系统发展的最大影响，就是使产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以及与外界之间相互学习的过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自主创新就是开放创新。较之前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将是在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分配的过程。对外，在与创新强国的竟合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快速提升本土的创新能力；对内，形成产学研紧密互动、创新链上下深度融合的高效创新系统，将通过合作参与竞争作为企业创新合作的重要途径，发挥创新在企业对发展要素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为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在科学统筹内外两种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创新治理的现代化，形成有效促进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保障和环境条件。

　　推动创新治理的现代化。关键是建立起公共创新资源对企业和社会创新需求的有效响应机制。创新企业、产业联盟、公共服务平台是技术创新的三大载体，是公共科技资源与市场创新主体对接的主要通道。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必需不断提高对公共创新资源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为此，一是需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中心任务，加强科技、经济部门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协同，将资源聚焦于重大基础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聚焦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竞争力培育上。二是应适应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规律和趋势，加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等各科技计划的协同，强调分工，更要注重合作，形成柔性、高效的创新链上下游协作机制。三是要加强对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战略判断和及时把握能力。基础是要建立对创新的科学评价与动态监测体系。放眼世界，及时把握重大关键创新领域的发展态势，立足国内，明晰机构、团队的优势和差距，确立合作的方向和支持的重点，增强对尖端创新人才等战略性资源的把握，知己知彼，为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