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十二五”科技规划的主要参与者，您是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十二五”科技规划的？

　　王元：我的视角是“新世纪下一个十年”。回顾起来，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每个十年当中都会发生对中国经济社会，对中国亿万百姓乃至对世界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在新世纪的下一个十年，中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发展态势上，继续走向发展和繁荣。按照历史的经验，它依然会发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对世界发展影响重大的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如何部署科技发展的重点，如何更客观地来评价我们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和分析在科技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革和有效的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背景是什么？

　　王元：首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其次是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的技术特征”：各国都罕见而频繁地提出创新战略，各个领域正呈现出群体性突破态势，科技发展的主题“绿色、智能、泛在”更加鲜明，科学、技术一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研发的全球化迅速发展。

　　记者：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今后五年甚至十年，您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呈现哪些明显的特点？

　　王元：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达到世界第二后，意味着将走上继续赶超美国的进程。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前一个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将是百年来世界历史上最具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丰富而巨大的成长型国内市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会增长很快，但我国人均 GDP的水平仍然会长期的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我们同时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现在我国很多沿海的省份、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万美元。它的背后是数亿人口，其规模超过美国总人口，也会超过欧洲的总人口。这将导致这些地区和城市的经济结构、经济动力和运行机制以及消费结构等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也使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巨大而层次丰富的国内市场。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国内市场发展来支撑和完成整个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个巨大的丰富的市场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需求有时会出现爆炸性的拐点，如私人轿车的发展。我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SARS的时候，在9月份之前，绝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私人轿车。但至少在北京，2003年 9月份之后，私人轿车开始猛然增长，我们国家 50多年的轿车工业，终于从公车消费进入一个私人消费的时代。另一个是任何一个小比例人口的消费偏好和需求，都足以支撑一个规模性的产业和规模性的企业存在。所以，中国的企业创新，如果一旦找到合适的消费群体，就可以满足规模生产的要求，以抵偿成本，实现利润。

　　第三个特点是在下一个十年，我国经济结构将会处于最为活跃的变动时期。这既包括了一些新兴部门的快速发展，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了一些新兴地区的出现，比如现在正在打造的福建的平潭岛、吉林的图们江，这些新兴地区的崛起，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出现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四个特点是城市群和城市连绵带快速形成。我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显著的变化。由于高速路和高速轮轨网的逐渐形成和更加密集，使得城市与城市之间，在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里，越来越多连接在一起。中科院提供了一个数据，现在我们已经有15个城市群，正在形成当中有8个，也就是一共 23个城市群，遍布全国各个地方。这样一种城市群和城市联络带的发展，会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五个特点是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有条件并有可能成为全球产业中的领先企业。从整个产业的演进来观察，其实存在三类企业：一类企业是领先企业；一类企业是跟随企业；一类企业是模仿企业。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模仿企业，即你做了什么我做什么，主要是依靠低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具有引领和快速的跟进能力，比如说华为、中兴通讯、振华港机等；又如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和iPad之后，中国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出了同样的产品。其跟进速度之快，这在10年前甚至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公司已经有了技术储备和技术准备。目前在世界500种产品中，中国产量第一的就有220个，有人认为这220种产品都是低水平的或是代工的，都是耗费原料和污染环境的等等。确实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应看到正是有了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基础，正是有了支撑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越来越多的产品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变成世界市场的优势企业。没有这样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往上走？

　　第六个特点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经济已开始进入一个全成本的时代。企业既要适应不断波动的资源价格，要为对环境的影响付出代价，又要依法将职工的福利计入工资成本。因此，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需求会越来越迫切，通过不断创新来获取更高附加值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很多政策受到各国的关注。中国在制定政策中，需要考虑国际的规范，更需要考虑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和中国的战略目标与策略。

　　记者：大家都很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态势，全球发生什么事情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王元：从1980年代初人们就开始提新的科技革命和知识型社会已经到来了。我们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各个领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变化，并通过定期预测来判断可能的发展趋势，特别重视在征询各方意见时提出的非共识项目。从目前的判断看，在视线所及的十年间还看不到类似于如互联网、个人电脑、手机等这些影响了全球经济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的科学技术异常活跃，科技产出无论是论文还是发明专利数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来看，新世纪的前一个十年，其增幅都明显高于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纵观全球科学技术发展态势，我认为其实科学技术革命已经发生了，或者说，是已经形成了“时代的技术特征”。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都在把握和追循一个主题，即绿色、智能和泛在。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价值观的根本变化。实际上，无论哪次科技革命、哪次工业革命，它的本质都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经济技术范式的形成。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大规模营销。接下来的科技革命及其导致的工业革命，又追求标准、追求效率、追求迅速供给等等。现在正在得到广泛共识的新的价值观，不仅使科学技术的努力方向发生着变化，同样也在明显地影响着各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全社会的投资方向，以及产业结构和企业间的竞争。

　　记者：研究和制定“十二五”科技规划需要对现状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您怎么评价现阶段中国科技的发展？

　　王元：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全社会对创新的有效需求明显增长；二是科技的跟进能力明显增强。但中国还远未成为科技强国。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就是现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制成品都不是中国人首先发明出来的，从曲别针到麦克风到复印机。所以，这就是我国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将它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我们也要在客观和全面地评价我国科学技术实力的基础上，来更好地选择“十二五”科技规划发展的目标和部署“十二五”的重大项目。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目标是什么？

　　王元：根据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要求，在对“十一五”科技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十二五”科技规划将提出一系列目标，其中认为有两项核心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研发强度，即R&D占GDP的比重。到2015年，初步设定的目标是占GDP的2.2%。考虑到GDP的年均增幅和我国R&D的增长，这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它意味着到2015年，我国当年全社会的研发总投入将超过1万亿。研发投入不是简单的生产成本支出，而是国家和企业对未来的投资，它会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

　　第二个核心指标是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这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研发人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数量或比重增加，将有更多的人在从事新产品、新工艺技术装备的研发，这无疑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我们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的主要政策是什么？

　　王元：第一点是要逐渐地健全投融资体制。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和产业部门的技术选择，而应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来努力增加技术选择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更多地创造鼓励企业创新的机会。同时，要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结合。在这方面，科技部与银行界的会商机制和正在推进的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工作，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方式。“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在科技与金融方面做更多的探索和试点。

　　第二点是要提高科技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要促进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就需要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的科技公共产品服务平台。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等科技服务组织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要有步骤地以产业和领域为对象，建立创新所需要的科技服务平台，如大型实验装置、中试基地、资源库、文献库等等。同时，要通过更有效的制度来建立共享机制，使更多的企业、研究者都能充分利用这些公共科技服务资源。

　　第三点是要刺激市场需求。我们过去比较重视供给型的政策，比如增加投资等等。“十二五”时期，在保持科技投入增长的同时，要更多地制定能有效地刺激市场需求的政策，如政府采购、消费补贴以及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政策。（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