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间，国家高新区从一片荒芜中起步，创造了无数辉煌；在转型升级当口，塑造中国的全球话语权，国家高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

   国际大都市深圳，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川流不息的人群徜徉在悬空的步行街。半夜时分，这里没有半点倦意，满眼望去灯火通明。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座架在空中的“城市”，进出于保利剧院、凯宾斯基酒店，还有海岸城等大型商场……

   昔日小小的泥土地，随着深圳经济重心西延，迅速集聚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文化企业。本来的平静消失了，在城市化浪潮里，这里的土地存量所剩无几。

   悬空“城市”一侧的凯宾斯基酒店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发表演讲，他此时谈论的话题，正与这种改变相关。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正在改变世界。”他一边说着，一边扭转脖子，环视众人。

   在这场名为“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座谈会”上，他恍然发现，与会者使用的手机中，苹果占有不小比例。

   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随后接着说：“中国没有苹果，但中国高新区正在改变世界。”

   悬空“城市”算是他这番言论的明证了。它所在的深圳，国家高新区从11.5平方公里起家，发展到14园、180平方公里，诞生了华为、中兴等科技型巨头企业，打出了中国高新区联通世界的旗帜。

   对于王德禄所言，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赵明鹏表示认同。

   过去20年，国家高新区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练中，用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百分之一的总产值。很多人回忆往事时都会感叹，这是一个科技经济发展的奇迹，就像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全国产业布局一样神奇。

   赵明鹏清楚，国家高新区正在改变中国。这样的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也知道，在忽明忽暗的博弈潜流里，悬空“城市”面临考验。在转型升级关口，国家高新区真正改变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出政府和市场的纠缠：中国特色特在哪里？

   看到主持人正在邀请另一位专家，王德禄按捺不住抢先发言了。

   “深圳把高新区管委会撤销了，我非常难以接受。”他涨红了脸，一只手指不停地在胸前摇晃，“各地都在加大力度支持高新区，深圳怎么走到反面了呢？”

   王德禄提及的“撤销高新区管委会”，始于2009年深圳大部制改革。正是从那时开始，科工贸易信委出现了，而深圳高新区管委会随之取消。

   “高新区管理单位是科技部，科工贸易信委是综合部门，这造成了上下难以对口。”深圳高新区一位知情者坦言。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国家高新区一出“娘胎”，就带有强势政府的印记——

   198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家高新区”；3年后，北京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再过3年，第一批国家高新区集中诞生；时至今日，全国共有88家国家高新区，在西藏之外的省份全面开花……

   纵观20余年，中央政府连同各地政府，通过布局产业打造创新高地的意图显而易见，开市场风气之先的深圳经济特区也不例外。强势政府保障下的市场自由，在当年的小渔村产生了激变。正因如此，今日这里已和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陕西西安、四川成都一道，名列“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榜单之中。

   时代不同了，国际国内形势不同了，因时因地进行机制体制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一次，撤销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虽然考虑了部门精简合并的因素，无形中却让地方的科技引领受到影响。

   对于深圳乃至整个国家的转型升级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号。

   在最近两年的实践中，深圳高新区管理者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没有办法，我们恢复了高新区管委会。这时的管委会，和科工贸易信委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上面提到的那位知情者说。

   “高新区管委会是虚的，科工贸易信委是实的。”王德禄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原先一个高新区的工作，现在由一个高新区发展促进处来负责，显然力度是不够的。”

   在王德禄看来，“金融危机袭来，美国推崇的市场经济脆弱不堪，而中国在强势政府带领下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的科技要学习美国，但在区域科技发展方面，美国要学习中国”，这正是中国特色之所在。

   对于高新区的强势政府角色，大族激光董事局主席高云峰的看法与王德禄并不完全一致。“就像小孩想上哪所大学未必如愿一样，从事新兴产业的企业，也不是政府想要哪家发展就能发展的。凡事都有规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主导的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他以新兴产业为例，阐述“计划经济回归”的弊端。

   200年前，美国人亚当•斯密把“政府”和“市场”看作“两只手”，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两只手”协调的结果。时至今日，哪只手稍强一些、哪只手稍弱一些，依然因时因地不同而考量着管理者。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位管理者看来，对于尚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两只手”的纠缠是必然会经历的阵痛。

   他打了一个比方：“政府和企业，就像一个家庭：政府是老人，掌握方向；企业是壮劳力，创造价值和财富。目前，资源被政府垄断，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相对弱势。壮劳力要吃饱、要穿暖，需要老人想办法。当壮劳力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中壮大了，老人才能相对弱化。”

   100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积极、平等地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

   在20世纪最后1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国家高新区像骏马一样奔驰，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然而在新的全球化竞争面前，转型当口的下一个10年，国家高新区如何发展，需要智者慎之又慎的规划。

   “昆山高新区投资建设工业研究院，解决当地没有科教资源的问题。这里的小核酸研究已在全国领先。同时，广东也在提高奖金库，用于建设研究院。两地的研究院都是依托当地企业进行的。”从辽宁科技厅调任火炬中心以来，“火炬还能打多久”等问题一直在赵明鹏心里萦绕，而两地的实践，让他在纷繁中逐渐清晰，“中国特色特在政府主导”，“我们要围绕这一特色，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

   解开创新和发展之惑：如何进一步让高新区姓“科”？

   “富士康跳楼事件，显示以政府主导、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冷酷面。”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落在上述东湖高新区管理者心里，就像石子在水中激起了波澜：“东湖的一些举措，如今看来，没能很好地站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层面思考问题。”

   曾几何时，依靠土地和区位资源，大规模招商引资，流行病一样在高新区中弥散。谁的条件更优惠，就能引来更多世界500强，就能获得更快发展。

   潮流之下，要么被裹挟，要么被抛弃，很少有谁能独善其身。

   为了引进“代工大王”富士康，东湖高新区耗费30万元制作影片，《郭台铭语录》人手一册。还是这里，省市联合投资107亿元，建设中芯国际工业园，收获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亏损。

   这位管理者清楚，忙碌归忙碌，“代工”带来的产业低端化，未能有效激活武汉密集的科教资源。不过，东湖高新区试图借助这些“大手笔”，“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打通产业链条，为中小企业创新创造一种可能性”。

   “武汉，多是中小企业，或者细分行业龙头。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活下去，不是饿着肚子搞创新。”对于创新和发展，他有过这样的解读，“很多人认为，我们引进富士康就是为了GDP。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发展；中国高新区，本是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奇迹。”

   20年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并未遵循设计者的本意，而是不自觉地走上了增量优化道路。

   目前，国家高新区占有的空间区域、园区工业规模和产值以及从业人员人数，统统大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高新区片面重视增量，忽视了政府创建高新区“创新、创业、孵化”的本意。

   其实，重视增量无可厚非。然而，现阶段不少高新区，对于创新和发展存在一种误读。他们把发展等同于发展主义，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只求本届政绩不顾长远利益，只重物不重人，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GDP高”的盲目扩张。这就为追赶中的中国埋下了隐患。

   “富士康连跳事件”冲击着上述管理者的心理防线，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平复下来，“各地高新区发展状况良莠不齐，所处体制环境各异，这决定了人们不能用静态的同一标准来要求。但是，东湖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应该成为地区发展的引擎，肩负起国家的使命，激活丰富的科教资源，打造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话语权的企业”。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一些国家高新区，尚处在二次创业初期，或者未曾脱离一次创业阶段。不少新升级高新区，不少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西部高新区，甚至不如发展成熟的工业园区，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创新问题。

   与此同时，凭借政策、资源、区位等先行一步的高新区，比如中关村，比如深圳，已把发展和创新融合在一处。

   在海能达通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陈清洲眼中，深圳高新区抓住“特区”之机，培育了一大批重量级企业。“如今，优势资源少了，人力成本涨了，土地资源没了，但凭借着几十年积累，这里已经为转型升级打下了根基。”

   “我理解，城市化、工业化，带来很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我建议，创新和发展，要探讨阶段性挑战。毕竟，现今这个阶段，与二三十年前，无论国家经济实力，还是企业规模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深圳市原常务副市长、深圳高新区老主任刘应力有个“阶段性挑战”理论。

   “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只能一地一策，我们也要允许一些高新区招商引资，进行平台整理。”在赵明鹏看来，为了完成国家创新发展的使命，火炬中心更应该强化管理，“要进一步让高新区姓‘科’。比如，我们规定，高新区申请项目和资金，必须通过科技厅进行。比如，我们要组成督导组，对新升级高新区进行督导”。

   辨识城市化和圈地的差别：产城结合是不是造城运动？

   一个老板跑掉了，欠着几十万工资。工人忙了一年，正等着钱回家过年……这是两年前常州高新区工委书记戴源遇到的一段往事。

   那一刻，正是金融危机汹涌时候，外向型经济风头强劲的长三角首当其冲。一时间，常州经济增速回落，一些依赖出口的企业开始破产倒闭。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戴源刚刚走进办公室，就从电话中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他的心瞬间紧缩成了一个核桃大小。

   那时候，保稳定、促增长正是国家发展大计，这样的事情若在高新区形成气候，后果不堪设想。

   他迅速拨通了新北区公安局长的电话：“无论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那个老板找回来。”

   5天后，公安局“请回”了老板。一场劳资纠纷，通过协商解决。

   “我之所以能够调动公安局长，不是依靠传统意义上的高新区职位，我同时是常州市委常委、常州市新北区区委书记。”戴源谈起这段故事时长舒口气，“常州高新区早已和行政区合并，以高新区为主体进行了整合，我这个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具有了更多的职责。”

   戴源是产城结合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在中国纳入全球化竞争的今天，高新区不能还是当初那个孤立存在的产业区域，而要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区域的资源优势，与外部科研、经济体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整合技术、智力资源，实现集聚功能、示范功能、扩散功能、改革功能。

   围绕常州高新区龙头企业天河光能，戴源正在规划一座新城。“产城结合，需要高新区拓展为全面综合的管理职能，需要一个资源调配更加强势的政府。这对于新时期高新区发展，以及一座新城的崛起至关重要。”

   产城结合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国家高新区设立之初，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小特区”，在计划体制下减少审批程序，用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实现产业化夙愿。

   经过20年发展，高新区成为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然而，一些国家高新区，过多重视产业发展，忽视了周围软环境建设，创造出了不少夜半无人的“空城”。

   “我看到一些报道，有些人在高新区工作了十几年，就是无法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高新区里没有学校。有些人就把高新区告上了法院。”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新区的功能要进行一些完善，想一想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肩负何种职责。从此角度考虑，人们要研究未来10年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功能定位，以及整个国家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既要管好，又要管活，协同各部门一起发展。”

   不过，高新区产城结合的发展，也给周天勇带来了困惑。“高新区不向城市化转型，很多功能不全。如果进行城市化发展，必然转向政府，最后是体制复归了。这件事，如不认真研究，最后体制完善了，法规完善了，高新区也办不下去了。”

   “中国式造城，为谁而造？”绵阳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瑜，看到了高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个侧面，“最近10多年，中国城市以一种爆发式形式，完成了以往百年难望的建设规模。当下，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高新区在造城时再次跑马圈地。”

   辨识城市化和圈地的差别，需要把产城结合与造城运动进行解读。

   “城市化是国家高新区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不意味着所有高新区都要在目前这个阶段进行产城结合。各个高新区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要讲究战略，要讲究核心要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新区不可能再孤立地发展，而面临很多社会化的问题要解决。这就要求高新区肩负起更多职能。产城结合不是造城运动，而是新时期高新区在产业转型、人才引进方面的要求。解决问题的过程，科技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也就能更好地体现。当然，高新区不能像政府一样，四套班子一应俱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认为，“经过20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将融入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管理高新区也就是经营一座城市。”

   抛弃做大和做强的争论：我们和国际园区相差多远？

   “我国高新区年均增长25%，国际先进高新区是35%。”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用手理了理白发，随即提高了音调，“这说明了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

   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并非源自以上单一的数据。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长期关注，让他拥有了一系列评判的根据——“韩国三星，历年研发费用维持在50亿美金左右。深圳的华为，2010年研发费用是25亿美金。比较而言，中关村的联想，也是大企业，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

   这位熟知中外科技发展的老者深知，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研发投入要有导向作用。

   “高新区要以企业为主体，创新者创业，创业者创新。高新区的竞争力，要看一批不断做强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我们不多。”马俊如少许思量，又接着说，“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95%的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

   身处全球化国际竞争中，打造制胜未来的中国经济科技增长极或“中心区”，成为现阶段国家高新区的主要目标之一，不顾持续发展一味做大贪功冒进，无疑是国家高新区与世界性创新中心比拼的大忌。

   “各个高新区在做大经济容量方面都有一套。怎么把利润率做上去？怎么把竞争力做上去？怎么把结构调整做上去？国家高新区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杨跃承认为，一味做大，错过发展机遇的企业，利润必然降低。“硅谷企业有10%以上的利润率，而我们的企业，没有足够利润，科研投入很难，质量上不去。只有3%—4%的利润，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基本是一句空话。在这个过程当中，高新区要注重做好集群，解决产业形态问题，解决产业竞争力问题，解决产业结构问题，解决产业质量问题。”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胜光，在追踪研究国家高新区多年后认为，我国高新区尚仍处于创新竞争力的培育阶段，虽已在国内初步体现了聚集创新的优势，但未能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化创新竞争力的平台，未能成为激发原发性创造、引领和带动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中心。

   “我们不懂经营，不懂现代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融合。过去，国外很多产品控制着我们；现在，我们做出来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求着人家卖给我们；现在，我们求着卖给人家。”马俊如认为，“缩小中外高新区的差距，要创建世界一流园区，扶持几个世界级企业，造就几个世界级企业家。”

   塑造21世纪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火炬中心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未来10年的“领先战略”。火炬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志宏认为：“2010年，深圳14个园区工业总收入9654亿，不能和一个跨国公司当年收入相比。因此，持续增长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转方式，不是为了停下来，而是为了持续增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级高新区，要瞄准国际，不断成长。”

   并非局限于“试验”和“示范”，而能影响国民科技经济全局，国家高新区与国家发展产生了强烈共振。

   正因如此，推动国家高新区发展，这是一个民族摆脱“魔咒”的抗争；

   正因如此，推动国家高新区发展，这是一种万众齐心一往无前的进军；

   正因如此，关注国家高新区发展，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