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简单地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价值链位置才是制造业竞争力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人口红利的深化：“数量型”变为“质量型”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创造过“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新钻11国”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可见，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换句话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我们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图1）。

　　根据2000-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相应地，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

　　首先，劳动力供给潜力在中西部地区。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年龄偏大以后通常退出跨地区打工的行列，很大一部分返回家乡务农，使得农业劳动力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上。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是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

　　其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超过这类地区就业的比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是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

　　第三，中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除去劳动力在数量、技能和成本上的优势之外，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拉动作用的增大，未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内需的性质，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和成本也会降低。这些都创造了这些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物质条件。

　　根据经济理论，产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的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以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这里的源源不断流动，提供了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由于这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区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应已经超过了集聚效应。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地区转移进程，2003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政策应对

　　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人力资本，因此，与人口红利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更在于劳动者承载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持续改善。由这两个标准进行判断，目前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也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主要将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据此，未来中国仍有条件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国。然而，正如人口红利的利用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一样，保持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需要创造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条件。下面我们摘要提出两个紧迫的政策需求。

　　首先，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归根结底，中国已经接近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劳动力数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则在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断提升。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水平也上涨了，都会产生不利于继续在学和升学的导向。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失灵表现，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更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藉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21世纪经济报道 田国强 2012-03-20 22:43:18

　　核心提示：所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美国的战略转向应该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巨大挑战。

　　奥巴马在其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中发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助选口号，并表示将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向美国国内回归。其实，这不是奥巴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口号。早在2009年11月，他就曾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一转变，对中国制造业而言，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重振制造业也好，再工业化也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情。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的总体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尽管这种竞争优势也正面临着一些中长期的趋势性挑战。所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美国的战略转向应该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巨大挑战。

　　其一，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失业率长期高企在9%以上，劳动力供给较为宽松，但是由于工资黏性以及强大的劳方力量，其劳动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远远无法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庞大低廉富余劳动力相媲美。中国2011年51.27%的城市化率，与欧美发达国家超过7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并且，由于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中国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员工往往非常勤奋，对于长时间、高强度、加班加点的工作更加具有适应性和容忍度。当然，这里并不是鼓励加班加点，而是阐明一种现状。

　　其二，中国拥有庞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体和工程师储备。尽管素质良莠不齐，中国每年培养约60万的工程师，是美国的七八倍。以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富士康为例，它拥有5000名左右的驻厂工程师，担负着保证苹果电子产品顶尖品质的重任，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行的旨在提升工程师培养质量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为特色，将可能推动既有的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

　　其三，制造业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业具有产业集群的特点，它需要一个相对集聚的完整供应链和产业链生态。这种众多企业之间的互联、互惠、互赖、互动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配套产业落户，往往会在税收政策、厂房用地、补贴政策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动辄得咎的美国政府难以企及的。短期内，美国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与中国相比拟的产业集群。

　　尽管美国再工业化或制造业重振战略的实现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短期内对“中国制造”的冲击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祭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因素的考验，也正使得“中国制造”遭遇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挤压，制造业产能向中国以外的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区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国家的转移已经开始。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幅度达5%。粗略计算，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对欧元、美元、日元的累计升值已分别达到15.6%、21%以及6.2%，而这三大市场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人民币升值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是“中国制造”需要持续面对的外在压力。不过，这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的是，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前提条件——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资源的相对富余，正在逐步收缩成为紧约束。特别是中国长期享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据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并且，与日本历史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人口绝对数双双下降不同的是，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出现向下变化时，还伴随着人口绝对数和社会需供养人口规模的双双扩大。

　　中国的对策

　　中国要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的道路上实现突围，亟待扭转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解决工业附加值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较少等长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问题，实现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当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化、大调整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呢？

　　从宏观的外部体制环境看，与这一驱动力的转换相伴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位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率和创新是市场内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强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亦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被作为一条经验肯定和固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检测指标，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与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认，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后发的转型国家政府依然带有一些特殊的发展属性和强势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将伴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必须改变这种强势政府统御市场的格局，通过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业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准入限制等，创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发创新的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环境。

　　“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呢？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这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圣哲的国学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很值得今天借鉴的政府治理哲学。

　　从微观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两个角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现代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分工网络功能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传导、扩散部门正是由生产性服务部门承担的。

　　首先，从社会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制造业市场范围的扩大，更加专业化和充分竞争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光芒。

　　其次，从价值链上下游构成来看，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可以在原有的中间生产制造环节融入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要素，提高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制造业实现向价值链上下游的延伸，壮大高端和先进制造业规模。

　　再次，从资本构成和投入产出来看，生产性服务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智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其对于制造业的投入将使得制造业的产出中包含更多的差异化、难以模仿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特要素，是制造业创新和获得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国际经济学界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当然，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作用。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苹果公司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仅仅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去改变消费者偏好创造市场需求，这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