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专注于全球最紧迫、最具挑战和最受社会关注的领域，寻找顺应“大趋势”的技术解决方案

   创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股份公司（Siemens AG）是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领先企业，业务涵盖工业、能源、医疗、基础设施与城市等诸多领域，在2012财年营业收入达783亿欧元。从最初的西门子三兄弟发明指针式电报技术以来，西门子业务在165年中不断扩展，伴随着数十起全球瞩目的跨国并购与合资——一个成功的多元化企业怎样选择业务扩展领域，如何挑选收购对象与合作伙伴？

　　多元化不仅在于产品，也在于市场和运营基地。西门子自1872年起在中国开展业务，如今在中国有17个研发中心，73家运营企业和65个地区办事处，超过3万名员工，2012财年收入63.5亿欧元。在经历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面临着能源、环境、交通、医疗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众多挑战，坚持多元化战略的西门子怎样看待这些挑战，如何把握其中的机遇？

　　2007年上任的西门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旭德（Peter Loscher）有自己的思考。作为西门子历史上第一位外聘CEO，罗旭德用“科技公司”来概括西门子，指出其多元化的基础其实是专注化，专注的领域是超越当前技术水平几代的“飞跃”阶段。对中国，他清晰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期，在上海看到的自行车大潮和黄浦江对岸的浦东稻田，坚信今天的中国能够成为创新的发源地，经济转型任务艰巨但能够实现。

　　“与一些仍在计划和尝试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相比，我们一直就在这里。” 谈到参观建于1912年的云南水电站时，看到了仍可正常运转的西门子电机，他备感自豪。

　　在他眼中，中国不仅是西门子的市场和生产基地，更是人才的汇聚地和研发中心。西门子在成都建立的自动化工厂，是德国以外首座全数字化基地；西门子为中国特制的诊疗产品和医疗解决方案，从最初出口到亚洲和拉美的新兴市场，直到打入了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

　　短暂的采访无法涵盖“西门子无处不在”的方方面面，罗旭德更坦言自己也要寻求东北亚区首席执行官程美玮的帮助，才能解答有关中国具体业务的问题。即便如此，他的见解值得关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育背景的罗旭德，同时还担任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主席，并在德意志银行和慕尼黑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财新记者：西门子是多元化的全球企业。作为西门子的总裁，你是如何理解多元化的含义的？

　　罗旭德：我们的多元化是在市场领先基础上的多元化。首先是创新。西门子是全球创新的领袖之一，对创新充满激情。我们平均每个工作日有41项新的发明，我们的长期路线图总是聚焦于在我们所在的市场内保持创新优势，这是我们策略的核心。第二，我们是一家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领先企业。我们相信全球合作，去年刚刚庆祝了在华开展业务140周年。第三个支柱，是对人的关注，即人才的多元化与发展，在全球吸引和培养最优秀的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致力于西门子的全球业务。

　　财新记者：过去100多年来，西门子发展了多种业务。在选择进入何种业务领域时，你们是否存在一些标准？

　　罗旭德：首要的是关注社会。我们总是在寻找最为紧迫、最具挑战和最相关的商业领域。我们的一个策略是集中发展与“大趋势”（megatrends）有关的领域。比如，西门子的业务与中国的战略目标相吻合。

　　中国专注于城镇化、绿色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我们在全球工业企业中有最广泛、最全面的绿色业务组合。我们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覆盖电力矩阵的各个领域的企业，能够为火力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输电以及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转换和输送提供一系列完整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我们的业务还涵盖医学影像、实验室诊断、医疗信息技术和助听器等领域。

　　其中，能源效率是重中之重：怎样节约能源，怎样更高效地利用能源，这是最具挑战性也最为紧迫的话题，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消耗的资源是全球资源储量的1.5倍。经济增长需要消耗更多资源，但必须要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才能为下一代留下一个适合生存的世界。

　　财新记者：说到业务领域的选择，我注意到西门子在一些领域退出了，包括电信、消费电子、手机业务，比如撤出了与富士、明基等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为什么？

　　罗旭德：我们对西门子如何成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先锋，综合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做出了清晰的定位。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看到超过当今技术水平几十年、上百年的创新方案，比如在1904年我们就制造过电动汽车，在1903年就建造过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列车。我们在本质上是一家研发为驱动、以创新为公司文化的先锋公司，这种创新周期是很长的。我们的优势不在于创新像下一代的iPad这类产品，西门子的创新更多表现在产品的“内核”。数字革命是西门子创新的核心，但它体现为工业数字化革命、行业专属信息技术（Vertical IT），比如“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就是由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JPL）采用西门子PLM软件进行设计开发的。我们不是消费品公司，消费品公司在短周期创新这一领域比我们强。

　　财新记者：现在很多人说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这是否是个趋势？你们会怎样应对？

　　罗旭德：危机中的中国和德国都是实体经济中高技术制造业复兴（renaissance）的极佳例子。这两个国家都把重心放在实体经济。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各国都处在最优先的政治考虑之中。确实，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制造业萎缩，但现在页岩气使美国能够加入到制造业复兴的潮流中。我们有裂解技术和设备会进入美国，正在进行和正在考虑回迁美国的有200个工业项目。

　　财新记者：美国、欧洲和中国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似乎政策方向有所不同。你如何判断未来的趋势？对此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罗旭德：能源转换进程具有共性，共性就是我们必须确保要消耗更少的能源。各国的能效进程有所不同，欧洲最缺乏能源资源，在能源保护策略上也最看重长期策略。

　　中国所处的位置最特别，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能源组合，并且有一个清晰的能效战略，已经写在了“十二五”规划当中。我经常对我中国之外的同事说，中国是惟一的我所知道的，市长也会有能源目标的国家。这非常好，因为它会贯穿各领域操作层面所要承担的责任。

　　总之，能源必须要放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能源组合的这一背景下，但提高能源效率是每个人的目标。这对西门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最高效的燃气轮机，在各种能源组合当中都有业务，除了核能。

　　财新记者：说到核能，日本福岛事件后，德国退出了核能领域，这对西门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罗旭德：早在2001年，西门子就已经将与核岛相关业务转移到了与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SA）的合资公司中，那时候西门子就决定要放弃核岛业务。2011年，西门子已经全面退出该合资公司。当然，我们将继续提供与核电常规岛相关的所有发电技术和设备，比如变压器，但我们不再涉足核岛相关业务。

　　我们现在的业务集中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为消费者减少消耗能源提供技术等，但并不去试图影响一国的能源策略。比如，从云南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特高压项目，就是基于西门子的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这是西门子在全球投入运营的第一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财新记者：去年西门子火电业务大幅增长，这也是能源组合选择的结果吗？

　　罗旭德：这正是为什么研发项目的重点之一是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是西门子业务中最大的增长点，比如在风能领域，2004年我们的营业收入是3亿欧元，去年达到51亿欧元。以技术水平与市场增长和份额来看，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公司，最近还与上海电力集团成立了两家风电合资公司。

　　但世界仍然会有一个非常广的能源组合，因此我们必须在油气的使用上下功夫，比如我们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实现的最高联合循环发电效率达到60.75%，而现代燃煤电厂的发电效率仅可达到47%。在煤炭领域，所有的研发都集中在清洁煤技术上。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往往在成本上有优势，当他们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风机出口到全球时，经常听到进口国企业的抱怨，而中国国内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却并不普及。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罗旭德：这其实取决于中国政府怎样在不同的能源组合中取舍。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获取信任、信心和合作机会，以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技术，帮助中国实现能源目标。对于中国企业出口，我们不会去抱怨。 我认为，答案是如果你想在一个长期内有成功的商业模式，就必须有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产品中都能保持创新的领导力。这是西门子最重要的思考方式，也是超过165年来驱动创新的力量。

　　财新记者：很多人认为，由于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经济结构与市场环境的因素，中国的商业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具备好的创新氛围，很难有自己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你怎么看？

　　罗旭德：我认为与文化有关。西门子三兄弟于1847年在柏林的一间仓库里成立了公司，其中一个弟弟去了圣彼得堡，另一个去了伦敦，他们都拥有一项当时的新技术——指针式电报机。这项技术迅速走向全球，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了美国、亚洲和欧洲，俄罗斯和中国都有了电报。这说明文化的形成，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创新型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思维方式的个体。这正是德国多年来一直秉承的。不在于企业究竟是大还是小，但要有一种文化，让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能够兴盛。创新氛围、专利保护、知识产权，要有适用于不同市场的思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是提高增长质量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财新记者：中国正在绸缪新型的城镇化。你认为最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如何看待这种趋势所带来的机遇？

　　罗旭德：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清晰的策略。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可以相对地“新建”城市，有机会从一开始就做好设计。在发达国家，有些城市的设计足迹已经很难改变，而中国可以综合考虑各种层面的问题，社会、水资源、能源、空气等。另一个优势是中国城市差别可以很大，有机会平衡城镇的规模。未来趋势可能不是超大城市，而是更广范围内的“中心—辐射”式（Hub-Spoke）的服务体系。

　　从工业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城际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非常重要，意味着有机会创造小级别的能源中心，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能源网络，控制能源流向；还有机会使城市设计更关注社会层面。我记得听过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UN HABITAT）总干事的讲话，他说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混合，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组合。孟买的公共空间是2%，这么小的公共空间下无法建立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纽约是非常少有的案例，它今天的样子与当初的设计一模一样。

　　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就能设计好街道布局，使公共和私人空间合理组合，可以做到更合理、更科学。

　　建造新的城市，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挑战，必须要把全球经验考虑进来，科技只是一部分，但不是解决方案的全部。

　　财新记者：这是否也是西门子新成立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部门的考虑？西门子在中国有怎样的业务规划？

　　罗旭德：城镇化其实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个挑战。全球70%的能源消耗、50%以上的污染来自于城市。我们需要从技术角度解决这些问题，这正是西门子未来长期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拥有众多相关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是备受信任的合作伙伴。我们近期与中国三个城市签署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备忘录，这一领域是西门子未来几十年的业务重心。

　　财新记者：你对中国铁路系统的市场化前景怎么看？市场化的推进方向应是怎样的？

　　罗旭德：中国领导层希望吸引更多私有资金，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一方面有专注于规则和安全的监管机构，而后要有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铁路系统，这是积极的一步。面向将来，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充分撬动公共交通系统。中国正在发展高速铁路网络，就需要使货运在远距离内的运行更为节能。

　　这意味着在长途交通、城际和市内公共交通中有巨大的机会，因为高铁可以分担公路货运的压力。